人物卷子之四

　　胡竹峰，1984年生，现居合肥。出版有《空杯集》《墨团花册》《衣饭书》《豆绿与美人霁》《旧味》《不知味集》《民国的腔调》《闲饮茶》《中国文章》等散文随笔集十余种。曾获《人民文学》散文奖、《滇池》文学奖、林语堂散文奖、孙犁散文奖、《红豆》年度优秀作品奖等多种文学奖项，散文集《中国文章》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提名。

　　朱湘

　　文史研究工作者提到朱湘，总会说鲁迅曾喻他是中国的济慈，以示显赫。对此颇有疑问，鲁迅和朱湘基本没有交集。再说了，中国的济慈也没有多高的评价，好上天了，也不过第二，别人的影子而已。奇怪的是朱湘研究者们津津乐道，大概研究现代文学的人，不攀上鲁迅的衣角，总觉得气短。

　　“中国的济慈”一语出自鲁迅一九二五年写给向培良的一封信，结尾说：“《莽原》第一期上，发了《槟榔集》两篇。第三篇斥朱湘的，我想可以删去，而移第四为第三。因为朱湘似乎也已经掉下去，没人提他了——虽然是中国的济慈。”

　　这封信的内容，明显带有批评的笔调。为什么要删掉他的文章呢？因为“朱湘似乎也已经掉下去，没有人提他了”。朱湘在鲁迅心中的位置，可想而知。鲁迅又说“虽然是中国的济慈”，并且在前面加了一个破折号，这是明显“讽刺”的一个暗记。“虽然是”三字，实则说明当时文坛有人认为朱湘是中国的济慈，鲁迅不过拿来一用而已，“中国的济慈”云云，并非赞誉。

　　我读到朱湘的第一首诗是《采莲曲》：“小船呀轻飘，/杨柳呀风里颠摇。/荷叶呀翠盖，/荷花呀人样妖娆。/…………”

　　那时候，正当青春年少，文字间极度的轻灵与柔美，一见之下，被勾住了。如今回头看，不觉得这样的诗歌多差，但也不认为有多好。民国旧人的新诗，读过一些，朱湘的东西别有风味，从旧诗词里点化而出，五言七言，长短句，随意取用，安排得熨帖妥当，营造出一种很好的意境，同代诗人并不多见。

　　《采莲曲》写于朱湘婚后，但文艺归文艺，生活是生活。因为和妻子是指腹为婚，接受过新思想的朱湘内心里有排斥。婚礼上大兄要他按旧有的程式行跪拜礼，朱湘只肯鞠躬。大兄面子上挂不住，大闹洞房，龙凤喜烛被打成两截。朱湘一气之下，当即搬到了二嫂薛琪英家里。本是同根生的兄弟，自此形同路人，相逢仿佛不识。

　　和诗歌相比，朱湘的散文还入不了上品。一来数量太少，二则个性不够鲜明。散文写作，见解、知识、阅历固然重要，更需要字里行间的个性光芒。朱湘的散文平静、秀美，偶有洞察处，《北海纪游》《烟卷》《书》《徒步旅行者》《江行的晨暮》等几篇可圈可点，也最能表现独有的风格。《北海纪游》有这么一段：“……最后，白杨萧萧的叹起气来，惋惜舞蹈之易终以及墓中人的逐渐零落投阳去了。一群面庞黄瘪的小草也跟着点头，飒飒的微语，说是这些话不错。”清明澄澈的行文有一些萧瑟幽冷的气息。

　　朱湘喜欢写死亡，年轻时候写有一首《葬我》的诗歌：“葬我在荷花池内，/耳边有水蚓拖声，/在绿荷叶的灯上，/萤火虫时暗时明——/葬我在马缨花下，/永做芬芳的梦——/……”

　　生老病死，死放在人生的最后，也是人生不可绕开的一个永恒话题。死是身体的寂灭，原本该是悲伤的，朱湘笔下却有种菩提树下佛陀涅槃时的安详淡然。

　　长期寄人篱下和被异视，给朱湘带来了极其沉闷的心理重负，自卑中生出仇视，又表现为极端的自尊。这种情形下，几个兄弟姐妹也不喜欢朱湘，始终将他看作外人。

　　后来，朱湘性格越发孤傲乖僻，说胡适的《尝试集》“内容粗浅，艺术幼稚”。《采莲曲》没有被徐志摩发《诗镌》头条，于是骂徐志摩是一个“瓷人”，“瞧他那一张尖嘴，就不像写诗的人”，又评价徐志摩“爱情诗本色当行。哲理诗是枯瘠的荒径，此巷不通。散文诗是逼窄的小巷，路径很短。土白话是末节的街道岔入陌生的胡同。总之，徐君没汪静之的灵感，郭沫若的奔放，闻一多的幽微……只有选用徐君的朋友批评他的话——浮浅”。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又忘了也曾骂过郭沫若的诗“粗”，“一本诗集只四行可读”。

　　对同行的批评，终于转化为对现实的不满，敌视那个时代，敌视周围的一切人、事、物。朱湘频频写诗，写诗评，棒杀别人的同时，也棒杀了自己。他这么做，不能仅仅归咎于简单的自恋，更多的还是与时代格格不入。朱湘似乎是儿童人格，得不到时代承认，找不到自己的价值，只好用扭曲、压抑的方式发泄，伤害别人的同时，也不断自戕。

　　朱湘太爱诗歌了，这是一个为诗歌而生的人。在清华念书，毕业前夕，被校方开除了。因为朱湘钟情于文学，对必修课不感兴趣，终因点名不到累计三次被开除学籍。友人与校方交涉，终使让步，只要朱湘认错，便可收回成命。朱湘一意为之，坚持无错可认，宁可离开清华，也不低头俯就。朱湘说，“清华则生活是非人的……清华只是钻分数”，“至于清华中最高尚的生活，却逃不出一个假，矫揉”。

　　一九二六年，朱湘由朋友力保再回清华，自办《新文》月刊，专发新诗，自诩五年内遍及全国。事与愿违，这本月刊总发行才二十份。

　　一九二七年，朱湘赴美，在劳伦斯大学留学，外教读的一篇文章把中国人比作猴子，朱湘憤然转投芝加哥大学。一九二九年，朱湘因教授怀疑他借书未还，加之一女士不愿与其同桌再次离学，朱湘说：“博士学位任何人经过努力都可拿到，但诗非朱湘不能写。”同年九月，朱湘回国，任安徽大学英文系主任，月薪三百元，朱湘却又因校方把英文文学系改为英文学系又一次愤然离去。并且大骂：教师出卖智力，小工出卖力气，妓女出卖肉体，其实都是一回事：出卖自己！

　　朱湘是狂妄的，狂妄得严肃而认真，这种个性，任何时代也不大容得。这是性格，性格决定了命运。

　　朱湘慨叹人生有三件大事：朋友、性、文章。由于性格原因，友情和爱情成了镜中之花，“穷”得只剩下诗了。朱湘的生活里除了诗，了无其他，甚至没了自己。当时就有人说朱湘“他很需要朋友，又爱得罪朋友”。

　　一个人为世不容，为时代不容，除了死，似乎别无选择。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五日，上海至南京的客轮上，朱湘纵身一跃。冬天的江水很冷，但他不能回头了。一语成谶，这个“每天二十四小时写诗的人”终“与落花一同漂去无人知道的地方”。

　　据说朱湘最后时刻，一边饮酒，一边吟诗。随身携带的两本书，一本是海涅的，另一本是自己的。那张三等舱的船票，是亲戚接济的。那瓶酒，是用他妻子的工钱所买。

　　沈启无

　　《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散文卷》收录有沈启无三篇文章，《无意庵谈文》《六朝文章》《南来随笔》。老派文字，充盈着学识与风雅，旧景老味，读来真叫人恍惚。前些年，买了一本《近代散文钞》，编者沈启无，读后，颇有得陇望蜀之不甘。再读北京鲁迅博物馆编的《苦雨斋文丛·沈启无卷》，开篇却是《〈中国小说史略〉校注》，手头刚好有鲁迅原书，一一对照读来，颇有云开见月之疏朗。沈氏的校注，文字勘误之精当，书目提要之简约，注解补正之齐备，可视其为学者的功力与作家的眼光。

　　散文写作上，身为周作人的弟子，沈启无否定载道崇尚言志，下笔成文，颇有六朝旧气，像《关于蝙蝠》《闲步偶记》《谈古文》《记王谑庵》《闲步庵书简》等文章，表现出风雅文人的情思与趣味。

　　沈启无除了做点学问，写写散文，也做点诗，他的诗和废名一样，颇有禅宗的意境，字句有藕断丝连之美：“/秋夜雨/洒在深更/我轻轻灭了灯独自静听/我看不见天上的雨丝/也看不见叶上的雨点/万花如笑”。

　　一九〇二年，沈启无生于江苏淮阴。后来在燕京大学读书，恰好周作人在此任教，一时成为知堂的崇仰者。

　　沈启无师从周作人，很多人说他亦步亦趋知堂的思想与文笔，甚至提笔写字也是周的路子。有人说沈启无的字“清秀、恬淡，一眼即可认出是学习周作人的字体”。沈启无的墨迹流畅秀美，结体是从“二王”里来的。

　　汪曾祺对沈启无不以为然，在文章中公开贬损，大意是说吃老师的剩饭，没有出息，文章是无生命力的，把他当作反面例子。孙郁也说：“沈启无的学术基本从周氏那里来，也学到一点鲁迅的小说史观，别无创建。他的小品文在韵律上暗袭周作人，连句式都是一样的。”这些我并不赞同，沈启无的落墨比周作人平白，并没有他的涩，叙事写物，取的是柔而不腻、淡却有味的路子。他的很多小品文，让人读后感觉余音缭绕里犹存一丝清香，如水墨小品的留白，可谓技法，也算境界，更是趣味。

　　沈启无文学成就主要在散文上，他的散文有超越时代的语感，今天展读，依然是一片晴空万里，厚味绵长。沈启无清丽温情的话周作人不会说，尤其不会抒情地让文章升华，但绵延不尽，欲言又止的文风的确得了几分知堂翁的真传。

　　一九三九年元旦大约九点钟，一人进得京八道湾十一号周家，只说一声：“你是周先生么？”迎面就是一枪。周作人觉得左腹有点疼痛，却并未跌倒。那时沈启无站了起来，说道：“我是客。”这人不理睬，也是一枪，沈启无应声扑地。

　　周作人命大，子弹击中毛衣，仅擦破腹部皮面。沈启无中弹于左肩，在同仁医院疗养了一个半月，子弹终未取出。那句“我是客”，成了沈启无平生最大的笑柄与罪证，成为周作人将他逐出师门的导火索，后人说起他，常提此节。

　　《知堂回想录》忆遇刺那一段，暗藏怨怼。“我是客”轻轻一言，不啻道德的雷霆，道尽了沈启无的怯懦与凉薄。设身处地，直面那支杀气腾腾的手枪，第一反应会是什么？谁能扑在周作人身前挡住子弹？谁能保证，他会冲上去与刺客殊死搏斗？看照片，沈启无只是一介清瘦书生。或许大多数人的反应，不是呆若木鸡，就是夺门而逃，不堪者，则匍匐讨饶吧。

　　一九四四年四月间，知堂翁与沈启无彻底翻脸，周作人这回火气大得莫名其妙，印《破门声明》给人，不再认这个弟子。

　　沈启无后来自述：“周作人公开发表《破门声明》，并在各报上登载这个声明，一连写了好几篇文章在报上攻击我。我并未还手，只想把事实摆清楚，写了《另一封信》送到北京、上海各报，他们都不刊登。当时只有南京还有人支持我，《另一封信》才在南京报刊上发表出来。周作人不经过北大评议会，挟其权力，就勒令文学院对我立即停职停薪，旧同事谁也不敢和我接近。周作人的封锁，使我一切生路断绝，《文学集刊》新民印书馆也宣布停刊……靠变卖书物来维持生活。武田熙、柳龙光要拉我到《武德报》去工作，我拒绝没有接受。北京现待不下去，我就到南京去谋生，编《苦竹》杂志。”

　　一九四五年初，沈启无随胡兰成到汉口接办《大楚报》。胡兰成做社长，他任副社长。胡兰成写文章说：“周作人和沈启无决裂，没有法子，也只好让他们决裂吧，我个人，是同情沈启无的。”胡兰成的同情主要是因为周作人太过强势，挤迫得沈启无没法在京城待下去，忍不住出来打抱不平。

　　胡兰成对沈启无的评价并不高，在他的笔下，沈启无是一个贪婪、妒忌、不顾他人的小人。《今生今世·汉皋解佩》一章中，胡兰成说：“沈启无风度凝庄，可是眼睛常从眼镜边框外瞟人。”嫌恶之情，显而易见。不过，他们有经济上的纠葛，胡兰成又对沈在他情人面前说过是非耿耿于怀，这些话明显杂了私念。

　　因为胡兰成，沈启无结识了张爱玲，写过评论文章：“张爱玲的文章，我读过的没有几篇……接着我读她在《苦竹》月刊上的《谈音乐》，使我又联想起她谈画的文章几乎每一篇都有她的异彩，仿佛天生的一树繁花异果，而这些花果，又都是从人间的温厚情感里洗练出来的。她不是六朝的空气，却有六朝人的华瞻。六朝也是一个大而破的時代，六朝的人生是悲哀的，然而对六朝人的描写，落于平面，把人生和文章分开，没打成一片，生活的姿态，即使描成种种形形色色的图案，生命还是得不到解放。因为没有升华的作用，虚空的美，不透过感情，终归要疲倦的，所以只能沉入枯寂。枯寂的人生，世界是窄小的，他只能造成自己的格律，用自己的理性筑成藩篱，自己不愿意冲破，也不愿意被人家冲破，没有智慧的灵光，只有严肃的知识是可怕的，人生到此，是要僵化了的，要僵化了的，不是平静而是死灭。”这样的评论是独特的，文字也好，读来是一种享受。关键这些话里有沈启无对自己过去的反思，张爱玲活生生的例子让他找到了如何看待一贯推崇六朝文章的另一个思路。

　　沈启无妻子说他是一个做学问的人，涉世经验不丰，甚至有些幼稚。子女的记忆里，沈启无中等个头，瘦瘦的，戴眼镜，有精神，能吃肉，一顿能吃一小碗猪肉，烟瘾大，不怎么喝酒，喜欢绿茶。女儿沈兰记忆最深的是父亲看书、写字的背影，不是严父的形象，脾气平和，总是笑眯眯的。他的同事回忆，沈启无谦虚谨慎、温文尔雅，颇有学者风度。

　　沈启无口才也不错，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大学教书，主讲宋元明清文学，只是讳谈晚明小品。授课深入浅出，感情充沛，学生们很喜欢。有一次讲《长生殿》，说起唐明皇和杨贵妃生离死别、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几个女生感动哭了。他因此挨了批，说思想感情不健康。

　　沈启无晚年，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不提陈年往事。他喜欢京戏，偶尔出去也多是到旧书店看看，或者逛逛琉璃厂。他校注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用力颇勤，常有新意。

　　晚年沈启无对周作人还是有感情的，“文革”中，听说周很潦倒，住在黑屋子里，无人照顾，感慨系之，还写过一首诗。一九六〇年代初，同处一城的周作人也表示过对这个昔日弟子的关心。师徒偕老，一笑泯恩仇，天涯沦落人抱团取暖，以抗凄凉与寂寞。

　　郭沫若

　　讲到郭沫若，笼统说法是文学家，也有人说他是考古学家、政治家……像郭沫若这样的人，很难简明定义。那个时代的人一身经历，也都不安本分。这是“五四人物”与今日作家学者的区别，郭沫若尤为如此。在我心中，郭沫若第一是诗人，也就是说他人格基因里是以诗人为底色的。他在《创造十年》中承认不止一次“横陈在藤睡椅上想赤化”，典型詩人心性。

　　郭沫若八岁时，与几位同学去寺庙偷桃子。和尚找到学校，查无可查，老师出一上联：“昨日偷桃钻狗洞，不知是谁？”声明谁要对出下联可以免罚。郭沫若听罢脱口而出：“他年攀桂步蟾宫，必定有我！”郭沫若十来岁在乐山读书时，农民挑粪出城，城门吏以维护卫生为名，要每人交两块钱“卫生税”。郭沫若又写联说：“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这两个故事都显示出他诗人的才华。

　　郭沫若在现代文坛的亮相，是以诗歌为标识的。他的诗集《女神》与胡适《尝试集》同一年出版，但前者是成熟期的东西，后者还只是尝试。在诗歌形式上，郭沫若突破了旧格套的束缚，创造了雄浑奔放的自由体，影响了一大批人，为自由诗的发展开拓了新天地。胡适也说自己写诗脱不了旧词曲的味道，是裹过脚的女人的“放脚鞋样”，而《女神》完全是“天足”，是新诗人印在大海边的新沙上的第一行脚印。

　　郭沫若似乎是行为艺术家，理直气壮地扮演刁民，大喊革命已经成功，小民无处吃饭，不仅骂鲁迅，而且痛斥蒋介石，气得人家派特务来暗杀他。

　　一九二八年，郭沫若躲在日本研究甲骨文，写出一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专著，在学界引起巨大反响。余英时先生说那本书参考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用四两拨千斤的巧劲，把王国维的创获挪为己有。不管怎么说，郭沫若在中国古代史方面的研究，终成一家之言，聪明非常人可比。

　　郭沫若靠文化成就与聪明才智成为当时的文坛领袖。一九四八年，国民政府组织学者不记名投票评选中央研究院院士，郭沫若未能赴会，也被评上了，他的文化成就在当时差不多是公认的。著名的“甲骨四堂”“史学五老”，亦名列其中。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是郭沫若的黄金岁月，流氓加才子之类的话没人敢提了，大革命失败后离党也被大家淡忘，他的五十寿辰成为文坛大事。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头版发表文章，称鲁迅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郭沫若是主将，带着大家一起前进的向导。如此高的评价，越发巩固了他文坛的领袖地位。鲁迅曾对瞿秋白说过“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郭沫若觉得这话很适合表达“和恩来同志的关系”。

　　重庆谈判期间，郭沫若见毛泽东的怀表很旧，立刻把自己的手表摘下相赠。毛泽东珍惜这份友谊，生前经常戴着它。

　　加缪曾说：“重要的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这话用在郭沫若身上，颇有不一样的意味。加缪说的多，即丰富，郭沫若的确丰富，这丰富又恰恰淡化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一些面目。郭沫若身为文人，应该明白终极价值不在政治上。

　　郭沫若的一生，一九四九年是个分水岭，先是当选为中国文联主席，又任中国科技大学首任校长、政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及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等要职，又做了好几届中央委员与全国政协副主席，屡屡身居高位。对一个文人而言，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几十年里，郭沫若差不多稀里糊涂、如堕雾障。他的变化总是跟不上时代的变化，年华老去，才华越挥霍越少，其间的困苦寂寞，他人未必懂得吧。

　　郭沫若骨子里应该是不甘寂寞的，一九四九年后，他做过些引人注目的事情，写了不少迎合应景的文章。一是向时势低头，二则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一九五八年，郭沫若响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实打实写了一百首咏花诗。写完了，觉得不对，因为百花是泛指，一百种花并不能代表百花。因此再写了一首诗，歌颂百花之外的一切花。这些诗，水平不高，像是开玩笑。

　　一九四九年之后，郭沫若的著作，除了那本《百花齐放》诗集，我还读过一本《李白与杜甫》。获得两个印象，这个人完全卷进了时代旋涡中，晕头转向，其性格的优点缺点鲜明地表现出来。其次是他对语言特别敏感，总能把握住其中稍纵即逝的灵光，语言上布下无数机关，幽默泼辣。

　　现在一些人只从政治上评价郭沫若，未免简单。他太复杂，内心充满矛盾，这种矛盾在“文革”时达到顶点，特别是两个儿子的非正常死亡让他想了很多，又无法表达出来。郭沫若经历了炼狱，炼狱里谁能风度翩翩、置之度外读郭沫若的文字，屡屡觉得他孜孜不倦不断改变自己的思想的苍白。

　　郭沫若并不明白。做文人可以任性一点，狂放一点。也许因为诗人的原因，郭沫若后来很长时期把政治当作“美学”，津津乐道其中，这可以说是所有政治文人的悲剧。

　　一九六八年，郭沫若八子郭世英从三层楼上关押他的房间里破窗而出，以死抗争，年仅二十六岁。悲愤难忍的于立群当即病倒，责备郭沫若为何不及时向总理反映，这位与周恩来有着几十年战友情谊的古稀老人回答：我也是为了中国好啊。郭沫若强忍悲痛，默默伏在办公桌前，将郭世英在西华农场劳动期间的日记一行行、一页页地誊写在宣纸上，整整抄了八本。我看见过影印件，笔迹刚劲，一丝不苟：“爹爹，他曾对我抱有希望，他又对我重新抱有希望了。我看着他显得有些苍老的面孔，心里难受。经受了多少风霜，斗争，斗争，而我——当吸血虫——简直不敢想象！……投入战斗中去吧！加快自己的步子。”透过这些墨迹，不难体味郭沫若抄写这些日记时的心情。

　　历史后台有泪影有剑影更有太多力不从心，台前观众看不到。

　　郭沫若的字寫得漂亮，诸体皆能，楷书基础是颜体，小楷多具六朝写经笔意，又不乏颜体的宽博之气。郭沫若题字、题词、书赠他人，多数用行草，被尊称为“郭体”，这是书法风格鲜明并有广泛影响的标志。郭沫若行草笔势里，潇洒张放，文思书思不可阻遏，行笔有其人。

　　郭沫若书艺很高，个性突出，才气毕现。他的字取法很广，有宋四家的影子，结构又颇有徐渭的感觉。董桥在《字缘》中道：“沈尹默的字有亭台楼阁的气息；鲁迅的字完全适合摊在文人纪念馆里；郭沫若的字是宫廷长廊上南书房行走的得意步伐。”这与古人废蔡京、贬赵孟頫是一个道理。

　　郭沫若才华横溢，更难得精力横溢。郭沫若的一生，真是精力横溢，诗文仿佛余事。郭沫若过于富有激情，个性决定了在艺术上既不中庸也不无为，决定了他达不到传统的“复归平正”的老境（晚年郭沫若叹息“人已老，而书不老，可为憾耳”）。郭沫若性格中的激情，或可称为风骚之气，在他的诗里面目全非，在字里则保持得更为纯粹。如果诗是一个歌者的歌，那字或可说是未脱民国腔调。

　　郭沫若和鲁迅未曾晤面，他后来伤心地表示这种遗憾。事实上他二人内心深处，彼此间似无好感。鲁迅眼里的郭沫若不过才子加流氓。传统读书人眼里，才子只是民间故事中识几个字弄些淫词艳曲的轻薄文人。郭沫若视鲁迅为封建余孽，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

　　鲁迅逝世后，郭沫若一改前嫌，评价不断升级，说鲁迅比孔子还伟大，理由是孔子没有国际间的功勋，盛赞鲁迅是中国民族近代的一个杰作，成为民族的精神，是中国近代文艺真正意义的开山。鲁迅逝世的悼念活动上，郭沫若不无悲伤地说：“鲁迅生前骂了我一辈子，但可惜他已经死了，再也得不到他那样深切的关心了；鲁迅死后我却要恭维他一辈子，但可惜我已经有年纪了，不能够恭维得尽致。”鲁迅在天之灵，面对这样的吹捧，不知作何感想。

　　战时生活单调，郭沫若的戏剧成为当时很重要的文艺活动。一次他的话剧作品《棠棣之花》在重庆上演，主要演员有江村、舒绣文、张瑞芳等明星。根据剧情，第五幕需要一位演员扮演死尸躺在舞台上。为了正式演出时能在舞台上亲自观察演出效果，郭沫若自告奋勇出演这一角色。整整半个多小时，他神情庄重，态度严肃，直挺挺躺在台上纹丝不动。

　　一九四八年二月十日，郭沫若气势汹汹地写了篇檄文《斥反动文艺》，痛骂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用词激烈可谓凶狠。两天以后，又写了一篇文章骂胡适，并预言“胜利必属人民，今日已成定局，为期当不出两年”。在同一天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他公开号召知识分子要甘心做“牛尾巴”，率领大家痛饮“牛尾酒”。

　　回答《新民报》记者提问时，沈从文结结巴巴地说：“我觉得郭先生的话不无感情用事的地方，但我对郭先生工作认为是对的，是正确的，我的心很钦佩。”典型的口服心不服，又无可奈何。沈从文这回真害怕了，心惊胆战。一九四九年春天，许多文人来到北京，在新政权下谋差事，一些好友去拜访沈从文，发现他神情恍惚，像变了一个人，全无旧雨相逢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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