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是现代的

　　苏北，安徽天长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安徽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名散文家，汪曾祺研究专家。于《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十月》《大家》《散文》《文汇报》和香港《大公报》、台湾《联合报》等发表作品一百五十多万字，作品入选多种选本。著有《苏北作品精品集》、小说集《秘密花园》、散文集《城市的气味》《呼吸的墨迹》以及回忆性著述《汪曾祺闲话》、《忆·读汪曾祺》（五卷本），主编有《汪曾祺早期逸文》、《四时佳兴：汪曾祺书画集》、《我们的汪曾祺》、《汪曾祺草木虫鱼散文》、《汪曾祺少儿阅读丛书》（三卷）等。曾获安徽文学奖（安徽省政府奖）、第三届汪曾祺文学奖金奖、《小说月报》第十二届百花奖入围作品等多种奖项。

　　1

　　汪曾祺是现代的。我不是说他是现代派什么的。我是说他是现代的——他的思想、情感、表达方式——都是现代的。

　　汪曾祺不是士大夫。“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的帽子要从他头上去掉。如果汪曾祺在世（这个“帽子”是他去世后流行起来的），估计他也不会要这顶“帽子”。我过去人云亦云地引用过这句话，但心中总是存一点点疑惑。

　　岁末年初，在北京参加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汪曾祺全集》首发式，著名学者孙郁先生的一番话，让我深受启发。他说，鲁迅之后，一个作家的作品可以反复阅读的并不多，有的作家只有一部两部或者一篇两篇能反复读，但是汪先生几乎所有文字都可以反复阅读，所以我个人心目当中觉得《鲁迅全集》之后最有分量的是《汪曾祺全集》。孙先生还有一段精彩的描述：汪曾祺是从沈从文来的，但是汪曾祺更朗然、更大气，又很自信。他在世俗社会中发现美，而且又超越世俗。在没有意思的地方发现意味。他创造一种美，他使我们感觉到生活如此美好，面对黑暗，他用一种美的东西去克服黑暗，他是不可复制的伟大作家，真正是我们民族的财富。

　　这真是见道之言。是的。汪曾祺是朗然的。他的身上完全没有一点迂腐的气息。他的人和文都非常地阳光、透亮。这其实也道出了汪曾祺去世二十年，为什么读者还如此喜爱他，以至产生一大批“汪迷”和“汪粉”的重要原因。

　　回来翻看《汪曾祺全集》，在“杂著”卷中，有一篇访谈的开头几句话十分重要。这个访谈时间是一九九五年，由其家乡高邮电视台专门赴京做的。这个视频资料现在看来真是弥足珍贵的。在这个访谈中提到汪曾祺的小说的写法是“风俗画”的方式。汪曾祺在这个访谈中透露，最早提出他的小说的方法是风俗画的是老作家严文井。严文井说：“你这种写法是风俗画的写法，这种写法很难。因为几乎全都是白描。”

　　这句“全都是白描”的话非常重要。白描的写法难吗？当然难。就像画画。八大山人的画最难画。它是最简单的，又是最难的；徐渭、齐白石的画最难画，就那么几笔，枯藤下来，枯荷下来，绝不简单。

　　首发式结束回来，坐在车上前排的汪先生的大女儿汪明，忽然模仿汪老头的口吻，来了一句：“他们说得真好啊！”

　　大家都笑了。汪明的这一番幽默，真是恰到好处。因为在首发式上，不止一个嘉宾提到：如果汪先生在天有灵，对这套全集的出版，也会感到欣慰的。

　　这句话典出汪曾祺的散文《名优逸事》。在这一组散文中，汪先生写到京剧表演艺术家郝寿臣在担任北京戏校校长期间，一次讲话，念由秘书代拟的稿子，念到高兴处，忽然一指稿子说：“同学们啊，他说得真对呀！”

　　到饭店坐下吃饭，大家说汪曾祺去世這二十年，出了多少书，都无法统计。他在世时，有时酒后狂言：“你们可得对我好点，我将来可是要进文学史的。”（这当然是戏言）可是他的三个子女，要么都不搭理他，要么就齐声说：“老头，就你？别臭美了吧？”

　　我就着大家的话说，老头走后出了有一两百本书吧？现在发现老头的价值了吧？

　　汪先生小女儿汪朝笑着接话：“是的。是发现了——发现了他的经济价值。”

　　大家又是大笑。

　　2

　　喜欢汪曾祺的读者都知道，汪曾祺就读于西南联大。他在《汪曾祺自选集》（漓江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的自序中，谦逊地说：“我不排斥现代主义。”他说，“我不大同意‘乡土文学的提法。我不认为我写的是乡土文学。有些同志所主张的乡土文学，他们心目中的对立面实际上是现代主义，我不排斥现代主义。”

　　其实他是受到过现代主义的影响的。在何兆武的《上学记》中，这样描述：“他和我同级，年纪差不多，都十八九岁，只能算小青年，可那时候他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的蓝布长衫。”这个“学生”其实就是汪曾祺。

　　汪曾祺早年写诗。他在自己文章中说过：“因为爱写诗，他在学校还小有名气。一次，在路上听见两个女生聊天，一个问：‘谁是汪曾祺？另一个回答：‘就是写那种别人不懂，他自己也不懂的诗的人。”

　　那些诗后来被研究者发现，当然都是在汪先生去世后的事了。有一本汪曾祺诗选集，书名叫《自画像》（辽宁人民出版社，2017年6月版）。这也是汪曾祺唯一的一本诗集，收录了一部分汪曾祺写于西南联大的诗。现在来看，其中的一些诗，仍然给你一种新潮的感觉，比如《有血的床单》《自画像》等。在《有血的床单》中他写道：“年青人有年老人/卡在网孔上的咳嗽，/如鱼，跃起，又落到/印花布上看淡了的/油污。磁质的月光/摇落窗外盛开的/玫瑰深黑的瓣子，你的心/是空了旅客的海船。”这完全是一种不知所以然的感觉。大约是一种青春的、落漠的情绪表达吧。

　　他在《自报家门》一文中说：“我读的是中国文学系，但是大部分时间是看翻译小说。当时在联大比较时髦的是A·纪德，后来是萨特。我二十岁开始发表作品。外国作家我受影响较大的是契诃夫，还有一个西班牙作家阿索林。我很喜欢阿索林，他的小说像是覆盖着阴影的小溪，安安静静的，同时又是活泼的、流动的。我读了一些弗·沃尔夫的作品，读了普鲁斯特小说的片断。我的小说有一个时期明显地受了意识流方法的影响，如《小学校的钟声》《复仇》等。”

　　汪曾祺在《自选集》重印后记中说：“我觉得我还是个挺可爱的人，因为我比较真诚。”上面的夫子自道，是实话。他确实是一个比较诚实的人。

　　3

　　汪曾祺为什么改写《聊斋》，过去我一直不太明白。原来他是要赋予《聊斋》以现代意义。

　　蒲松龄当然了不起，但他由于时代的局限，在他写下的这些志怪故事中，虽然故事奇异、描写生动，但其价值观，是肯定难以逾越他所处的时代的。也就是说，是缺少现代精神的。汪曾祺的改写或者重写，其目的就是赋予它新鲜的血液，使其更具现代意义。比如《快捕张三》，在《聊斋志异》中，仅在后附的“异史氏曰”的议论中，也只是三言两语，与上文也毫无关系。故事写一个叫张三的捕快，因常在外办差，又贪酒，新婚的妻子被一个油头光棍勾搭上了，一来二去，被张三发现，张三于是逼媳妇去死。媳妇说，那我得打扮打扮，穿上娘家的绣花裙袄。于是媳妇到里屋去收拾，张三在外间喝酒。“收拾”了好半天，媳妇出来了，张三见媳妇“眼如秋水，面若桃花，眼泪汪汪的”，媳妇向他拜了三拜……就准备去上吊自尽 。这时张三把最后一口酒饮尽，酒杯往地上叭的一掼，说：“且慢！回来！瞎！一顶绿帽子就当真能把人压死了！”至此，夫妇恩爱，琴瑟和谐，过了一辈子。

　　汪先生改写的目的，主要在此。他看重张三的“顿悟”，欣赏张三的态度。中国这个社会，直到今天，对女性，不同样是较为“苛刻”吗？

　　而《瑞云》呢？瑞云是杭州的一个妓女。十四岁了，“妈妈”叫她接客，瑞云说，钱妈妈定，人我选。结果求见的王孙公子不断，而瑞云却看上了一个穷书生贺生。这当然不行。可这日，来了一个秀才，坐了片刻，用手在瑞云额上一指，口中念道：可惜了，可惜了。结果瑞云脸上就有了一块黑癍，而且越来越大。瑞云破了相，被赶下楼做了粗使的丫头。贺生得知，卖了田产，赎了瑞云的身，娶回了家。小两口过得恩恩爱爱。忽一日贺生巧遇秀才，说起这事，秀才说，瑞云脸上的黑癍是他所为。贺生求秀才使法，恢复瑞云的原貌。秀才同意，只端来一盆清水，用中指在水中写写画画。瑞云掬水洗面，黑癍立刻没有了，瑞云又美貌如初。

　　本来《聊斋》原文故事到此就结束了。而汪曾祺改写的关键就在结尾：

　　这天晚上，瑞云高烧红烛，剔亮银灯。

　　贺生不像瑞云一样喜欢，明晃晃的灯烛，粉扑扑的嫩脸，他觉得不惯，他若有所失。

　　瑞云觉得他的爱抚不像平日那样温存，那样真挚，她坐起来，轻轻地问：“你怎么了？”

　　贺生怎么了？这才是本文的关键：贺生原来仅有的一点心理优势没有了。他有一种本能的对美的恐惧。现代心理学将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

　　汪先生非常重视他的《聊斋》改写工作，一九八七年九月，他受邀到美国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活动，只有短短的三个月时间，在行李中，他还带了一本《聊斋志异》。他写信给夫人施松卿说：“还有一个月，我可以写一点东西。继续改写《聊斋》。我带的《聊斋》是选本，可改的没有了。聂（华苓）那里估计有全本，我想能再有几篇可改的。”

　　他在美国先后改写了三篇《聊斋志异》，包括《黄英》《促织》和《石清虚》。他给夫人的信中，对自己改写《聊斋志异》颇有信心：“我写完了《蛐蛐》，今天开始写《石清虚》。这是一篇很有哲理性的小说。估计后天可以写完。我觉得改写《聊斋》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这给中国当代创作开辟了一个天地。”

　　他以“开辟”一个“天地”来概括他改写《聊斋》的意义。可见他对这项“工作”是多么的重视。

　　汪先生在《七十书怀》中说：“我希望再出一本散文集、一本小说集，把《聊斋新义》写完。如有可能，把酝酿已久的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帝》写出来。这样，就差不多了。”可是这两项工作，他都也没有能够完成，就撒手离世了。

　　汪曾祺从一九八七年改写《聊斋志异》，陆陆续续写了四年，才写了《瑞云》《双灯》《画壁》《陆判》等十来篇，也只几万字，有的一篇才一千多字，多的一篇也不过三四千字（你知道他是一个惜墨如金的作家），不够出一本书的。可惜了。

　　如果汪先生能多活几年，手头再抓紧些，改出个几十篇来，出一本《聊斋新义》（改写时他的篇名副题就叫这个名字）那将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

　　4

　　现在从早期作品的角度，来说说汪曾祺的现代性。把汪先生的早期作品《艺术家》《牙疼》《花·果子·旅行》《理发师》《落魄》《小学校的钟声》《庙与僧》，放在一起去读，是件很有趣的事。这些文字完成于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那个时候汪先生才二十七八岁。那是怎样的一个汪曾祺啊？

　　汪先生在《艺术家》的结尾写道：“露水在远处的草上蒙蒙的白，近处的晶莹透澈，空气鲜嫩，发香，好时间，无一点宿气，未遭败坏的时间，不显陈旧的时间。我一直坐在这里，坐在小楼的窗前。树林，小河，蔷薇色的云朵，路上行人轻捷的脚步……一切很美，很美。”

　　汪先生晚年经常说：“我在二十多岁时的确有意识地运用了意识流，我的小说《复仇》《小学校的钟声》，都可以看出明显的意识流痕迹。”

　　《日记抄——花·果子·旅行》：

　　我想有一个缾，一个土陶蛋青色厚釉小坛子。

　　木香附萼的瓣子有一点青色。木香野，不宜插缾，我今天更觉得，然而我怕也要插一回，知其不可而为，这里没有别的花。

　　（山上野生牛月菊只有铜钱大，出奇的瘦脊，不会有人插到草帽上去的。而直到今天我才看见一颗勿忘侬草是真正蓝的，可是只有那么一颗。矢车菊和一种黄色菊料花都如吃杂粮长大的脏孩子，要经过很大的努力與克制喜欢它。）

　　过王家桥，桥头花如雪，在一片墨绿色上。我忽然很难过，不喜欢。我要颜色，这跟我旺盛的食欲是同源的。

　　我要水果。水果！梨，苹果，我不怀念你们。黄熟的香蕉，紫赤的杨梅，蒲桃，呵蒲桃，最好是蒲桃，新摘的，雨后，白亮的磁盘。黄果和橘子，都干瘪了，我只记得皮里的辛味。

　　精美的食物本身就是欲望。浓厚的酒，深沉的颜色。我要用重重的杯子喝。沉醉是一点也不粗暴的，沉醉极其自然。

　　我渴望更丰腴的东西，香的，甜的，肉感的。

　　纪德的书总是那么多骨。我忘不了他的像。

　　葛莱齐拉里有些青的果子，而且是成串的。

　　这是发表在早期上海《文汇报》（载1946年7月12日）上的一组散文里的一篇。这一组文字后来丢失了，是不久前发现的汪的佚文（刚刚收入《汪曾祺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1月的新版全集》）。说是“日记抄”，明显看出是从日记中摘录出来的。这些文字更像是散文诗，意象和文字的跳跃非常强烈。“那种丰满、精力弥漫”是无与伦比的。这是年轻的生命，这是对未来还不能把握的一个年轻人的弥漫的遐想，也是那种“一人吃饱全家饱”的无所拘束和散漫落拓。

　　我看过汪先生二十多岁时的一张照片，脸上线条光洁，短发，嘴里叼着一只烟斗，一副故作老成的样子，完全是一副“爱上层楼”的自负。可是，精神，饱满，一种旺盛的生命充溢着，眼神清澄极了。

　　我只坐过一次海船，那时我一切情绪尚未成熟。我不像个旅客，我没有一个烟斗。（《日记抄——花·果子·旅行》）

　　我需要花。

　　抽烟过多，关了门，关了窗。我恨透了这个牌子，一种毫无道理的苦味。《日记抄——花·果子·旅行》）

　　抽烟的多少，悠缓，猛烈，可以作为我灵魂的状态的纪录。在一个艺术品之前，我常是大口大口地抽，深深地吸进去，浓烟弥满全肺，然后吹灭烛火似的撮着嘴唇吹出来。夹着烟的手指这时也满带表情。抽烟的样子最足以显示体内浅微的变化，最是自己容易发觉的。（《艺术家》）

　　这是一个怎样的生命？！汪先生在去世前的两个多月，为《旅食与文化》写题记。在文尾汪先生写道：“活着多好呀。我写这些文章的目的也就是使人觉得：活着多好呀！”这跨越了半个世纪的文字对照着去读。让我们看到一个怎样的生命！生命！生命！一个年轻的鲜活的生命，“空气鲜嫩”。是啊！年轻多好呀！可以那么张扬，那么多的妄想，那么多的不切实际和自以为是！可是，“这一切很美，很美”。

　　汪先生晚年在文章中说，我喜欢疏朗清淡的风格，不喜欢繁复浓重的风格。其实汪先生晚年的文章，就是疏朗清淡的。这也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读者喜欢汪先生文字的原因。可是他年轻的时候又是多么的繁复！那些文字黏稠、绵厚，不乏恃才自傲，用词往险、绝、峻里去。

　　这样的变化是必然的。从“爱上层楼”到“无事此静坐”，一个人的一生，总是要变的。这种变化，不妨往书里去找，更重要的，是往生活里去找。“曾经沧海难为水”。一辈子下来，经的事多了。人情练达，无须卖弄。一切归于萧疏、俊逸，成就了一派大家风格。

　　汪先生晚年论语言：我以为语言最好是俗不伤雅，既不掉书袋，也有文化气息。青年作家还是要多读书，特别是古文。雅俗文白，宋人以俗为雅，今人大雅若俗。能把文言和口语糅合起来，浓淡适度，不留痕迹，才有嚼头。

　　汪先生这是夫子自道。他自己一生的经验都告诉了我们。

　　5

　　汪曾祺晚年的作品，其实是和早期作品一脉相承的，都是充满了现代精神。有些作品更前沿、更超凡。打开《汪曾祺全集》他最后几年的作品，如《小姨娘》《仁慧》《露水》《兽医》《水蛇腰》《熟藕》《窥浴》《薛大娘》，虽然短小，然生气盎然。《窥浴》写得多么大胆，可又是美；《露水》写出了下层人的艰辛和不幸。汪先生晚年对写性更大胆了，写得很放开。

　　比如《薛大娘》。薛大娘是一个极其通俗的故事，而汪先生把它写得活色生香。薛大娘故事很简单，薛大娘是个卖菜的，但她有一项“兼职”，是给青年男女拉关系（拉皮条）。街上的“油头”看上了哪个进城务工的乡下妹，两人眉来眼去有了意思，薛大娘就给他们“牵红”。有一回薛大娘自己看上了保全堂的管事吕三，两人一人来二去，熟悉了。下面是这么写的：

　　有一次，薛大娘到了家门口，对吕三说：“你下午上我这儿来一趟。”

　　吕先生从万全堂办完事回来，到薛大娘家，薛大娘一把把他拉进了屋里。进了屋，薛大娘就解开上衣，让吕三摸她的奶子。随即把浑身衣服都脱了，对吕三说：“来！”

　　她问吕三：“快活吗？”——“快活。”——“那就弄吧，痛痛快快地弄！”薛大娘的儿子20岁，但是她好像第一次真正做了女人。

　　……

　　薛大娘不爱穿鞋袜，除了下雪天，她都是赤脚穿草鞋，十个脚趾舒舒展展，无拘无束。她的脚总是洗得很干净。这是一双健康的，因而是很美的脚。

　　薛大娘身心都很健康。她的性格没有被扭曲、被压抑。舒舒展展，无拘无束。这是一个彻底解放的，自由的人。

　　这种写法当然是很大胆的。人的价值观并不是二维的：非黑即白。它是复杂的，多元的。

　　汪曾祺要写的是什么？是人，是人性的美。

　　《窥浴》是这样写的：

　　“你想看女人，来看我吧。我让你看。”

　　她乳房隆起，还很年轻。双脚修长。脚很美。岑明一直很爱看虞老师的脚。特别是夏天，虞芳穿了平底的凉鞋，不穿袜子。

　　虞芳也感觉到他爱看她的脚。

　　她把他的手放在自己的胸上。

　　他有点晕眩。

　　他发抖。

　　她使他渐渐镇定了下来。

　　（肖邦的小夜曲，乐声低缓，温柔如梦……）

　　这仍然是写人，写人的美。他热爱美好的东西；他生活在美中。生活中不完美的东西，他用文学加以弥补。他就是这样倔犟的，不管不顾的，讴歌美，讴歌人，讴歌人性。

　　6

　　這篇文章着重讨论的是汪曾祺的现代性。谈这个问题，也是对汪曾祺是“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的定义的“反叛”。我写这篇文章还专门查了一下《辞海》关于士大夫的定义。“士大夫”的词条说：“‘士大夫：古代指官僚阶层。《考工记·序》：‘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郑玄注：‘享受其职，居其官也。旧时也指有地位有声望的读书人。”

　　显然汪曾祺不符合上述条款的任何一条，他既不是官僚阶层，他一辈子没有当过官，没有坐过专车，没有提拔任用过同僚。虽然离休后有个“局级”待遇，那真只是个“待遇”。读书人他倒是，他真是读了一辈子的书。可是他到六十岁之后才成名，真是大器晚成。虽说大家都喜欢他、尊敬他，也只喜欢他的文章，喜欢他的人。“有地位有声望”，还真是要看用什么样的标准呢。在生活中，他并不像传统的读书人和知识分子。他自己说过接受儒家思想多一点。但他接受的，并不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儒家思想，而是竹篱茅舍、小桥流水式的。他喜欢《论语》中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座篇》：“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超功利的生活态度，其实更接近庄子思想的率性自然。他其实最在乎、最欣赏的，是生活中的美。他总是用一种美的眼光，审视生活，发现生活。又或从经历来看一个人的一生的话，严格地说，汪先生只是做了一辈子的编辑和编剧的读书人。

　　如果说汪曾祺是“名士”、是“才子”，是可以的。他身上的确有名士气，也有“捷才”。在《汪曾祺全集》中，有一卷名为《杂录》，实际上就是他生活中的应酬、贺赠以及信函（包括给读者的回信）之类。古人的交往、贺赠，有一些是成为传世之作的，如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张宗子《湖心亭看雪》，更有一些成了书法的精品、珍品。比如王献之的《中秋帖》、杨凝式的《韭花帖》和王珣的《伯远帖》，等等。但今人确实已经是很难做到了。汪曾祺是个例外，他《杂录》卷里面的“七零八碎”，你要认真去读，真是非常有趣，而且文字极好，又富有才气。这样的才子文章，谁不喜欢？

　　在《汪曾祺全集》刚刚出版不久，有学者又发现了一通汪曾祺的残信，缘起是一位大学教授对汪曾祺小说《异秉》中写到的卤菜的做法提出质疑，一连写了三条。汪曾祺收到来信，不但没有反感，更谈不上反驳，而是心平气和地和这位杨姓教授（杨汝 ）交流起各地卤菜特色和风味特点来。一封读者来信，汪曾祺回信却成了一篇美文：

　　王二的熏烧制法确实如我所写的那样。

　　…………

　　这种煮法另有一种香味，肉比较干，有嚼头，与用酱汁卤煮的味道不一样。……这样做法，现在似已改变。前年我回高邮，见熏烧摊上的卤味都一律是用酱油卤过的了。

　　羊糕有两种。一种是红烧后冻成糕。高邮人家制的都是这一种，你记得不错。上海、苏州和北京的稻香村卖的也是这一种。另一种是白煮冻实的。这种羊糕大概是山羊肉做的。煮时带皮。冻时把皮包在外面，内层是肉。切成片，外层有皮，形如n，叫做“城门卷子”。“卷”，……读宣字去声。这种羊糕也叫“冰羊”，以别于白煮热吃的“汤羊”。我有时到冬天自己做做“白卷羊”，凡吃过的都以为甚佳。

　　…………

　　猪头肉各部分是有专名的。不过高邮人拱嘴即叫拱嘴，耳朵即叫耳朵。舌头的舌与“蚀”同音，很多地方都避讳。无锡的陆稿荐叫做“赚头”，与四川叫做“利子”一样，都是反其义而用之。广东人也叫做“利”，不过他们创造了一个字“脷”，我初到广东馆子看到“牛脷”即不知为何物，端上来一看，是牛舌头！昆明的牛肉馆给牛舌起了一个很费思索的名称，叫做“撩青”！不过高邮人对动物的舌头没有这样一些曲里拐弯的说法，一概称之为：口条。

　　结果使这位杨教授大喜，他仿佛又得了一次“美文”的洗禮一般。汪曾祺就是这样，他即使随手写的一个纸条，也许其中就有两句叫你难忘的话，使你愿意把这个纸条收藏起来。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说，有些青年作家，文章写得不好。主要是语言不过关。一个作家要随时随地锻炼自己的语言，即使写一个检查、写一封信，也要力求做到文字准确简洁，意思明白通晓。

　　汪曾祺的文字多是明快通晓的。在他的文字中，大多充满一种内在的快乐，不管是小说、散文还是诗歌。当然他也有忧伤的甚至愤怒的时候，但那是极少数的。总体上说来，汪曾祺的调子是明快的、欢乐的。他自己说他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应该说是准确的。

　　因为汪曾祺特别重视语言。他晚年的作品，多白描，少华丽。表面看起来很“老实”，其实藏在这“文白相夹”的语言背后，是相当富有现代精神的。

　　这才是汪曾祺的魅力，也是他作品经久不衰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