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供给侧结构转型

  • 来源:银行家
  • 关键字:中国经济,转型,成就
  • 发布时间:2019-08-17 21:40

  编者按:基于对近年来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分析,本文指出中国政府所倡导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初见成效,这反映在近期经济效率的改善、生产力的增长和杠杆的稳定上。虽然面临全球经济放缓和贸易紧张局势造成的不利影响,但中国经济已经走上了一条健康的结构转型之路,从而展现出良好的中期前景。继续加强供给侧结构改革应可确保中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40年来, 中国坚持实施改革开放战略, 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购买力汇率计算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也是全球经济增長的主要推动力——中国打喷嚏, 世界经济就感冒。因此, 全球金融市场密切关注中国经济的预期起伏,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增长已从两位数放缓至个位数,并承受高杠杆压力之际。

  中国经济政策为何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虽然已经达到了中高收入国家的水平,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增长主要来自健康的供给侧结构性转型,先从农业到工业,再到服务业。生产力增长先加速,后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更高阶段而放缓。相比之下,发达经济体已是成熟经济体,只有有限的空间可进一步实现结构转型,从而限制了进一步增长的空间。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余地仍然很大,但相关的挑战也很大,特别是在曾使中国的发展受益匪浅的全球化似乎正在消退之际。因此,中国的经济政策侧重于供给侧的结构改革,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来释放其潜在的增长能力, 而不是仅能于短期内有利于增长的经济稳定政策。

  2013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巩固了改革开放政策,决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来进一步加强供给侧结构转型以实现包容性增长。这确实是一个艰巨的挑战,即便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资本主义也未能很好地应对,因为它们未能遏制中产阶级收入持续的停滞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扩大,适度的社会保障机制不足。因此,“民粹主义”的兴起就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中国提出了三大发展政策目标, 或者说“ 打三场攻坚仗”——降低风险、精准扶贫、保护环境,以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打赢得第一仗,就必须降低经济中的金融风险和实体经济风险。第二仗的目标是到2020年使仍处在贫困之中的大约4000 多万人脱贫,来推动实现包容性增长。最后一仗的目标是建设绿色经济,同时履行中国就抵御全球变暖所做出的国际承诺。这三项政策目标的成功实现将大大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以满足家庭随着其不断增加的收入而产生的对更高生活质量的与日俱增的需求,而不再单纯关注增长速度。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助于杠杆稳定,同时保持经济增长

  图1将2000~2017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分解为两部分:实际投资率(实际资本形成除以实际GDP)和边际增量资本产出比(投资效率)。实际投资率从2008年占GDP的43%大幅升高至2009年占GDP的59%。这是政府通过大规模银行信贷扩张为其一揽子刺激计划提供资金的结果,目的是为抵消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经济造成的损害。在2010年短暂复苏之后,由于实际投资率和投资效率的双降,经济增长率继续下滑直到2016年。2016年开始,投资效率止跌回升,带动2017年实际经济增长率回升。

  中国政府自2015年起启动了一项去杠杆化计划——三去一降一补,以减少过剩的工业产能和非金融企业的高杠杆率。因此, 正如图2所示,实体经济杠杆的增长率(对非金融部门的信贷) 自2016年以来一直在放缓。在2017年至2018年间,实体经济杠杆率水平稳定在GDP的244%。主要的原因是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比2016年大幅下降了约4个百分点。同时,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 其幅度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下降相当,反映了以消费替代投资作为总需求的驱动因素。

  尽管杠杆率的增长自2016年以来大幅放缓,但经济增长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从2016年的6.7%增速至2017年的6.8%,虽然在2018年在劳动力增长停滞之下,有所放缓至6.6%(见图2)。

  为什么去杠杆化并没有如通常预期的那样损害经济增长呢? 主要原因是,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投资效率(即资本的边际回报率)的长期下降于2015年触底后,从2016年开始回升(如图1 所示)。投资效率的恢复促进了经济增长,其增加幅度甚至超过了必要的去杠杆和伴随的实际投资率下降对经济增长造成的负面影响。

  在宽信用、稳增长政策下,2019年3月底实体经济杠杆率比2018年底大幅上升了5%;其中,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贡献了3%, 回到了接近2016底的水平。

  图3显示,2016年投资效率的回升同步带动了全国劳动生产率(人均产出)增速的回升:从2016年的6.4%加速至2017年的6.7%、2018年的6.6%。资本边际效率与劳动生产率之间表现出的密切关系是可以预期的,因为通过两者共享的生产函数关系, 资本边际效率的提升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实际GDP增长可分为两部分:劳动生产率增长和全国就业人数增长率。从图4可以看出,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劳动生产率增长所带动的,因为就业增长率相对较小,而且一直在下降。2018年实际GDP增长6.6%,已完全由劳动生产率的增长6.6%所拉动。因为全国就业人数已开始停止了增长(-0.07%)。

  从国有企业投资向民间投资的稳步转变促进了经济整体效率的提高

  实际边际资本回报率(投资效率)的回升,以及由此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反映了经济中资源配置的根本改善。这意味着,经济资源已从生产率增长较低的部门或活动转移到生产率增长较高的部门或活动。

  中国自采取经济改革开放战略以来的经济转型具有鲜明的特点,也就是说,将资源从效率较低的国有经济部门和计划经济转移到效率较高的民营部门和市场经济,从而提高经济的总效率(生产率)。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往往高于民营企业,因为银行降低风险的偏好有利于前者,而以牺牲后者为代价,尤其是在经济增长放缓时,尽管国有企业的资本回报率低于民营企业(效率较低);在2012~2017年间,国有工业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为62.4%,明显高于总体工业企业的56.6%, 但是前者的利润率只有5.7%, 却低于后者的6.1%。

  如图5所示,2004?2015年间,国有企业和民间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率呈现了反向的变化:2004 年, 两者的占比分别为57.5%及30.6%,国有企业比民间企业高了26.9%。之后,国有企业的占比率持续大幅下降了25.1%%, 至2015年的32.4%。 同期,民间企业的占比则持续大幅增长了33.5%,至2015年64.2%的峰值。民间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大幅取代效率较低的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有助于经济整体投资效率的提高。

  但是,其后的2016?2017年,国有企业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的占比逆势上升了4.4%,这是以牺牲民间投资占比减少3.8%为代价的。“中国投资重新向国企倾斜”正是尼可拉斯·拉迪(Nicklas R. Lardy)的《国家回击: 中国经济改革的终结?(The State Strikes Back: The End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一书论点的主要依据(发表于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著名智库: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中国经济改革终结了?2016?2017年间中国投资重新向国企倾斜主要缘于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占比不寻常的大幅上升了7.7%。其背后原因是去杆杠、严监管,特别是,针对“影子银行”更突出了民企及中小企业相对于国企融资难的问題。政府即刻出台了政策化解问题。民间企业投资占比已于2018年回升了1.6%至62.0%(国有企业投资的数据仍未公布)。因此,投资重新向国企倾斜只是暂时现象。

  尽管如此,应该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改革,以挖掘其在提高投资效率方面的潜力,为降杆杠创造更大的空间。于2020年1月1 日起正式实施的《外商投资法》将有助于使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处于平等竞争的地位,可能更胜于外资企业。更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尽量从民间企业可以投资的行业退出,做到“不与民争利”, 助力于达到竞争中性原则。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了经济增长质量

  图6显示,自2014年以来,投资对实际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持续下降,消费的贡献率则持续上升,消费已取代投资成为推动实际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2014年到2019年上半年期间,消费、投资、外贸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61%、36%、3%。2019年上半年,投资——特别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及基建投资——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持续下滑,消费的贡献率扭转上升的趋势亦有所下滑。内需的下滑导致进口增速大幅减缓,外贸贡献率被动地大幅提升。

  内需的下滑主要缘于去杆杠的调控政策,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不大。在逆周期宏观政策推动下,宏观杠杆率回升,2019年下半年内需的贡献率可能止跌回稳。

  总需求结构从投资到消费的转型使经济增长更具有可持续性。因为经济增长伴随着企业杠杆的有益减少,并通过家庭杠杆的增加来达到平衡。产出中用于消费而不是投资的份额稳步上升,证明经济增长质量有所提高。毕竟,有效投资是生产与不断增长的收入相称的更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 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与此相对应的是, 反映服务性消费的快速增长。也自2014 年开始,到2019年上半年,服务部门持续取代了工业部门,成为GDP供给面增长的主要驱动力。2019年上半年,服务业贡献了实际GDP增长的61%,比2014年提升了13个百分点,远远超过了工业贡献率的37% 。同期,工业贡献率下降了10个百分点(见图7)。

  展望

  2018年对中国经济来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因为中美贸易摩擦给企业和股市带来了不确定性。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由于依赖非传统金融渠道——影子银行——融资,因此受到了监管收紧的沉重打击。

  投资需要融资,以上所述自2016年以来实体经济投资效率的提高必然反映了金融部门效率的同时增加。因此,央行认为,影子银行对传统银行融资起到了有益的补充作用。随后,政府采取了监管、货币和财政政策相结合的措施,以恢复市场及民营企业家的信心,包括调整金融监管、向银行系统提供更多信贷来为私营部门及小企业放贷、逆周期财政政策,即增加支出及专项债发行,更大力度的减税降费措施等。这套政策,非“大水漫灌”, 旨在确保经济增长与其增长潜力相匹配。同时,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扩大对外开放,优化营商环境以振兴投资、提高投资效率/劳动生产率增速来减缓经济潜在增长率的降幅。提高投资效率也仍然是达到稳增长、降杠杆率平衡的保障。2019年杠杆率已有所回升,更要打开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空间。

  由于全球经济疲软和经济潜在增长速度可能继续放缓,中国近期的经济增长率可能继续小幅下滑。然而,上述分析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走上了一条健康的结构转型道路,从而确保了良好的中长期前景。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学家马丁·沃尔夫(Ma r t i n Wolf)最近在接受采访时强调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所面临的潜在障碍:“……中国经济已经显现出一些未富先衰的迹象,包括投资的浪费程度,体现在资本回报率的快速下降,以及反映经济创新程度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放缓。此外,宏观经济的再平衡在过去十年并没有什么进展,中国经济仍高度依赖投资而非消费,债务水平激增,这些长期来看都不可持续。在历史上,很多原本潜力很大的中等收入国家都止步于这样的障碍,经济增长从此停滞。” (沃尔夫:贸易战或改变中国国运)。

  但是,本文的分析不正是指出这些中国经济发展的障碍要么已经被克服,要么正在被进行之中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转型加以解决吗?

  (注:本文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及中国年度统计报告。债务与GDP比率数据源自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