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捐到非洲的衣服

　　去年夏天，我的男友决定三个月内只穿33件衣物。他骄傲地向我展示半空的衣柜中完美叠放的T恤和汗衫。有那么一刻，我也考虑过和他做同样的事情。然后他告诉我，鞋和所有配饰，就连手表，也包含在这33件衣物之内。听闻此言，我表示还是算了。

　　不久之后，打开衣柜时，一件毛衣掉在了我的头上，我就知道又到了该清理衣柜内存的时候了。每年我都会重复一次这样的流程：站在衣柜前，挑出自己好久不穿的衣服，将它们送到街角超市边的旧衣服回收箱里。

　　去年秋天，我在塞内加尔和冈比亚生活了两个月。自此我开始重新审视旧衣服捐赠这件事。塞内加尔人说，塞内加尔有最美的织物和最好的裁缝。那里的人们确实会在特别的日子里穿上闪亮的锦缎、丝质或棉质服装，但平日里他们却常常穿着来自欧洲的二手服装，这种情况在整个西非都十分普遍。有一天，在冈比亚，我先是遇到了一个穿着布莱恩·亚当斯1994年斯图加特演唱会上的灰色T恤的男人，然后又遇到了一个穿着奥地利某生态农场制造的印着“欢迎”和“假期愉快”字样的橙色T恤的男人。

　　在班珠尔和达喀尔的市场和街道上，都有小贩以不到一欧元一件的价格兜售二手H&M服装和法国各乡村足球协会出的球衣。与此相反，当地传统服饰可能很贵，最好的能卖好几百欧元。

　　回到德国几天后，我的目光落在上次清理出来，却还没来得及送出去的一叠衣物上。突然，我觉得有些良心不安。位于超市停车场的那个旧衣服回收箱到底是属于谁的？我扔到那里面的衣服最后究竟怎么样了？冈比亚的一个裁缝可能会因为某个女顾客宁愿花很少的钱买下我的旧上衣而收入欠佳吗？塞内加尔及其邻国的经济无法振兴，也有我的一份罪责吗？

　　我知道这个问题由来已久。早在1994年就有一份研究表明，进口的旧衣服摧毁了非洲国家的纺织业。遗憾的是，我错过了当时社会上对这一事件的探讨，毕竟那时我才七岁。如今城里随处可见的旧衣服回收箱，是仍该受到谴责还是已经没有道德伦理上的问题了，对我来说仍是个谜。

　　绝大部分东非共同体国家推翻了之前的旧织物进口禁令，转而对进口衣服强力征税。只有卢旺达决定继续禁止衣物进口，其他国家更愿意通过二手服装市场赚钱。

　　于是我在谷歌中输入“汉堡”“旧衣服”“非洲”等关键词，搜索得到的结论是：公益性质的服装协会比那些将我们捐赠的衣服出口到世界各地赚钱的商业企业要好。很有道理，但是服装协会显然根本无法处理我们捐赠的很大一部分衣物。要么是因为他們的顾客主要是些无家可归的男人，根本不需要我的上衣和超短裙，要么是因为我们提供的衣物成色太过糟糕。而这不仅仅是我们的问题：普利马克等廉价时装生产链产出的很多衣物质量都太差了，以致于很多旧衣料只能重制为再生纸。因此就是公益组织也会将部分捐赠衣物卖给那些将衣物成箱船运到非洲港口城市的公司。这一方面很有意义，因为德国公益服装协会可以利用收益为他们的顾客购买新内衣和袜子等急需品。另一方面也不好，因为那样的话非洲市场就会被二手服装所淹没。

　　德国街头的旧衣服回收箱

　　我读到，三年前，肯尼亚、卢旺达和乌干达等东非共同体国家宣布将于今年内完全禁止进口旧织物。他们认为，如果没有外国竞争者，当地纺织业就会有所发展。

　　我想，听起来不错，这是多么充满解放意义的举措啊！但由旧衣服回收公益组织组成的“公平估价”协会不这样认为。其网站上这样写道：很多非洲国家都缺乏资金、技术和配件，经常停电也让纺织业生产变得更加艰难，此外还得担心那些靠贩卖和加工二手衣物生活的人会因此失去收入来源。

　　而现在，绝大部分东非共同体国家也认同了这种观点。他们推翻了之前的禁令，转而对进口衣服强力征税。只有卢旺达决定继续禁止衣物进口，其他国家更愿意通过二手服装市场赚钱。而这对每个公民、每个裁缝意味着什么，则取决于各国政府实施的附加税政策。

　　对于我那已经清理出来的衣服来说，似乎没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只要非洲国家还没有能够正常运转的纺织工厂，我就还是会继续捐出它们，但是我只捐给公益组织。如果我的裙子最后仍然被卖掉，穿在了一个塞内加尔女人身上，我也不得不接受事实，并希望这至少为当地小贩带来了一些收益。

　　[译自德国《明镜周刊》]

　　编辑：周丹丹

　　劳拉·巴克斯 刘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