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圈里的汪曾祺

　　贾平凹：汪是一文狐，修炼老成精

　　1988年11月4日，汪曾祺写了短文《贾平凹其人》。这篇文章，不知什么原因未收进1998年出版的《汪曾祺全集》，但网上却传播甚广。汪先生这篇不足千字的文章，谈的多是贾平凹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浮躁》，但文章的第一句就为全文定下了基调：“贾平凹是当代中国作家里的奇才。”

　　贾平凹在创作之初就深受沈从文的影响。出版于1987年的长篇小说《浮躁》就有《边城》很深的影子，贾平凹自己也曾坦言沈从文对他的影响。在看《浮躁》时，我常认为这是一部贾平凹向沈从文致敬之书。如果从这方面说，贾平凹可否算是汪曾祺的小师弟呢？

　　《浮躁》后来获得了1988年美国第八届美孚飞马文学奖，汪曾祺是这个文学奖的评委之一。“作为‘飞马奖的评委，我觉得我们选了一本好书，也选了一个好人，我很高兴。”汪曾祺在《贾平凹其人》中如是写。由此可见，汪曾祺对贾平凹很看重，看重的表现还有：汪曾祺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回来后，就想推荐贾平凹也去参加。

　　2000年，高邮准备建汪曾祺文学馆，曾和贾平凹联系，贾平凹回信表示支持，信中有言：“知高邮办汪曾祺文学馆，真是高兴！汪曾祺是个应该建庙立碑的人物。汪老在生前，我与他有过数次交往，现在每一回想，音容宛在，如是昨天的事。为表示对汪先生的敬重和怀念，我写了一张字，望接纳。”这幅字的内容是：文章圣手。

　　六年后，贾平凹终于有了高邮之行。活动安排在高邮的赞化中学，这是汪曾祺的母校，校园里当时挂着一张贾平凹与汪曾祺的大幅合影。参加过这场活动的张秋红在《一汪情深门庭暖》中对贾氏此行有简单的记录：与贾先生一道来的，还有作家曹文轩、王干等。一进赞化中学大门，迎面教学楼上悬挂着一幅巨大的标语：汪曾祺母校欢迎贾平凹先生。贾先生一下车，神情立即凝重起来，连忙说：“这里是汪老的故乡，汪老的母校，汪老在天上看着我呢，我不能随便说话。”整个活动期间，贾先生谨言慎行，而且还不断穿插描述汪老与之交往的生动事例，告诉文学爱好者们写作是要用心的，要贴着人物生活去写。结束时，特别留墨：“到高邮想汪老山高水长”。

　　网上有一篇根据贾平凹高邮之行讲话录音整理而成的《在高邮谈汪曾祺》，将此文和张秋红的文章对读，应该不假。讲话中，贾平凹从他和汪曾祺的合影开始谈起，“马上想起和汪老的几次接触”，说他们第一次接触是在1982年：“和汪老见识，汪老才出现在中华文坛上，他到陕西去，当时和刘心武、孔捷生、林斤澜。那时我还不是文联主席，没有权力可以动用公款请客，是私人在家里邀请汪老他们。吃饭的时候，拿出一瓶酒，很快喝完了。当时记得刘心武问我还有没有酒，说是汪老能喝酒哩。那次后来又拿了一瓶喝了。汪老能喝酒，也是那次知道的。”

　　在赞化中学，贾平凹说他觉得在“汪老的母校，咱也是个学生，是个小学生，年龄虽过了的小学生”。

　　贾平凹和汪曾祺第二次见面要到五年后，地点在广西：“第二次和汪老长时间待了一段时间。”1987年，汪曾祺有广西之行，并写有《广西杂诗》等作品。散文《从桂林山水说到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第一句就是：应首届漓江旅游文学笔会之邀去了一趟桂林。笔会组织者之一是时在漓江出版社任职的彭匈。此时，漓江出版社正在出版《汪曾祺自选集》，同時出版的还有《贾平凹散文自选集》，所以贾平凹也去了。彭匈当时邀请贾平凹，就是打着汪曾祺的旗号：“在给贾平凹的信中，我什么也没说，只说汪曾祺老先生将欣然应允赴会”，“平凹果然也很快回信，说‘如无别的杂事，一定去的”。

　　关于这次笔会，后来彭匈在几篇文章中都提到过，其中《平凹和我互相道谢》中写道：“六月的桂林，绿肥红瘦，江水盈盈。我们第一次谋面，却是一见如故。平凹敦厚寡言，一口陕西土话，我只能听懂百分之六十左右，我说能不能往普通话上‘靠一靠？平凹笑笑摇摇头，看样子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于是，汪先生便不时插进来充当‘翻译。”

　　这次广西之行，贾平凹写了《在桂林》和《灵渠》等文章。1991年，他还在一首诗中专门记叙了此行。也是在这首诗中，贾平凹称汪曾祺为“文狐”，由此“文狐”广为人知：

　　平生懒出门，西南第一行。

　　不慕高堂显，一识汪与彭。

　　汪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

　　彭在双瞳目，炯然识大鸿。

　　桂林七日短，南宁非长程。

　　说文桄榔下，啖荔叙缘情。

　　红土多赤日，晒我脸如铜。

　　身无彩翼飞，心有一犀灵。

　　人生何其瞬，长久知音情。

　　愿得沾狐气，林中共营生。

　　一编散文卷，鸟知树包容。

　　广西之行十年后，贾平凹在给彭匈的《向往和谐》写序时说，“这两本书是国内新时期文学最早的作家自选集，没想书出版后，一版再版又再版，竟出现在个体书摊上，这也是纯文学作品第一次进入书摊的开始”。

　　《贾平凹散文自选集》的初印销量如何，不是很清楚。但《汪曾祺自选集》的销量绝对不算好，甚至很差;首印比征订数要多：平装本2000册，精装本450册。而据彭匈在《声气相投一段缘——一个编辑、一位作家和一本书的故事》中说：《汪曾祺自选集》的征订数的确很惨，我不忍告诉汪先生，只是说表示有信心在再版时赚回来，以暗示这个悲凉的信息。汪老说，他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了一本《晚翠文谈》，只印了2700册，出版社为此赔了钱，他心里很感不安。他还说，漓江怕赔不了这个钱，早知不出也罢。

　　即便如此，这本40万字的《汪曾祺自选集》在1987年8月（版权页上写的是10月）出版了，10月初汪曾祺就收到了税后稿酬3500元。但1991年后，真的是“一版再版又再版”，彭匈在文章中也有统计：1991年再版，平装印了6000册，精装印了2050册;此次重印，汪曾祺还写了《重印后记》。之后，1992年印了第三版，1993年一年重印了两次，“到1996年8月，已是第7次印刷了，累计印数为37000册，连地摊都有卖”。三十年过去，如今汪、贾的这两本自选集，在孔夫子旧书网上的卖价都很不低。

　　除了漓江出版社此举外，在汪老生前，汪曾祺和贾平凹还有过一回“同套书”之缘。这就是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才子书”，汪曾祺和贾平凹也都位列其中。本就是书画名家的贾平凹，对汪老书画却十分喜爱，甚至不惜“掠夺”汪先生赠给穆涛的画作。

　　汪先生和老伴施松卿曾在石家庄待过几天，穆涛那时还在石家庄，他陪汪老喝酒，照顾汪老的日常起居。有一天晚上高兴，汪老给穆涛写字画画，写的是“午夜涛声壮”，画的是“一只鸟站在一根枯枝上”。后来，穆涛到西安的《美文》杂志工作，将汪老的这幅画挂在办公室墙上，隔壁就是主编贾平凹的办公室。如穆涛所言，“事就曲折了”：贾平凹说这画挂在了他的墙上，又说做事不能偏颇，要平衡，墙另一边也要挂几天。我见他存了掠夺心，就约法挂七天，七天后一清早我就去做了完璧的工作。但他记忆力好，一年后，他帮我解决了生活中一个难题，我问他怎么感谢呀，他笑着说汪曾祺的画呀。我那只生动的鸟就这么飞走了。之后，贾平凹给穆涛回画了“一只上了山的虎”。

　　汪曾祺和贾平凹还一起合作过一幅作品，是在漓江旅游文学笔会期间共同完成的。当时，东道主彭匈分别问汪曾祺、贾平凹对南宁的什么印象最深，汪曾祺答说是桄榔树，而贾平凹印象最深的是老友面。然后，汪曾祺给彭匈画了一幅桄榔树，贾平凹接过笔来，在画的空白处题了款。这幅汪曾祺、贾平凹合作完成的作品，成了彭匈宝爱。

　　其实，老友面也给汪曾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汪曾祺在1990年写《五味》时，还不忘“老友面”，说他和贾平凹在南宁，不爱吃招待所的饭，到外面瞎吃。平凹一进门，就叫：“老友面！”“老友面”者，酸笋肉丝汆汤下面也，不知道为什么叫作“老友”。这一面之缘，一直延续至汪曾祺逝世二十年后的2017年还未中断。是年，贾平凹在给汪曾祺、汪朗父子《活着，就要有点滋味儿》一书写推荐语时再次提到：汪老与我的“一老一少”缘，结于“食”，就像汪老所记我俩吃的“老友面”，有滋有味，如在昨天。

　　此时距离汪曾祺写《贾平凹其人》已过去了三十年。当时的贾平凹“三十七岁，写了三十八本书。短篇、中篇、长篇都写。散文自成一格。间或也写诗。他的书摆在地下，可以超过他的膝盖”。如今，贾平凹著作何止等身。

　　据贾平凹自述，他和汪曾祺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时为1996年12月。十年后在高邮，贾平凹说汪老享有极高的声誉，和汪老又谈得来，特别敬重他：“这一类作家生前不一定很红火，他们不一定得了很多奖，不一定做什么官，偏偏是只有这一类作品很长久。汪老的创作是这样的，我想汪老的作品一定会留在世上。”

　　贾平凹在序彭匈《向往和谐》的最后，提到汪曾祺：“手稿还堆在案头，未来得及给彭匈去信，却听见汪曾祺老先生在北京病逝的消息，真是如雷轰顶，闷了半日。彭匈夹在手稿的信中还提到他去北京见汪老的事，说汪极关心他这本书，答应为其题写书名的。当年南游，三人同行，如今一人出书，一人却长逝，万般感慨，不禁又想起共坐红豆树下的情景了。”这篇序的写作日期是1997年5月23日，汪曾祺去世刚一周。后来我读到王干的《夜读汪曾祺》一书，在第132页见一帧彭匈、汪曾祺、贾平凹的合影，那时他们都很有精神。彭匈在发表《千山响杜鹃——怀念汪曾祺先生》时，文章中也配了一幅汪曾祺、贾平凹、彭匈等人的合影。汪先生和贾平凹身高差不多，站在一起，贾平凹那么年轻，才三十出头;汪先生也还未见老态。

　　一转眼，贾平凹也到了当年跟汪曾祺一起吃小吃的年龄了。

　　铁凝：汪老让我们相信生活，相信爱

　　1997年5月8日凌晨，汪曾祺开始写《铁凝印象》，这是应《时代文学》“名家侧影”栏目主持何振邦之约而写的。此前，这个栏目已经介绍过汪曾祺、林斤澜等人，栏目第四期拟定的人选是铁凝。早上九点多，何振邦在家接到了汪曾祺的电话：“文章写好了！你过来拿！”三天后，5月11日晚，汪曾祺食道出血，被送进医院直至生命终止。《铁凝印象》成了汪曾祺的绝笔。据约稿者何振邦说，汪曾祺夜里四点多起床开始写，至八点多写完，两千多字一气呵成，300字的稿纸共写了8页。

　　《铁凝印象》除发表于《时代文学》1997年第四期外，《北京晚报》1997年6月16日也专门刊出，并配了一段编者按：“5月16日，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不幸去世。此篇是汪先生生前留下的最后一篇文章，是汪先生五十多年创作生涯戛然而止的句号。我们特此刊出，以示怀念。”这段按语出自责任编辑赵李红之手。赵李红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供职《北京文学》时，就和汪曾祺时有联系。

　　就在《北京晚报》发表《铁凝印象》的同一天，铁凝写下了《汪老教我正确写字》。这一天，距汪曾祺去世正好一月整。 铁凝的《汪老教我正确写字》，后经赵李红之手刊登在8月15日的《北京晚报》上，这是“作为汪老逝世三个月纪念”，也是铁凝专门写汪曾祺的第一篇文章。2017年，为纪念汪曾祺逝世二十周年，赵李红写了一篇《汪曾祺绝笔及其他》发表在5月11日的《北京晚报》上，随文章一起还专门配发了发表《铁凝印象》《汪老教我正确写字》的《北京晚报》版面照片。

　　铁凝的《汪老教我正确写字》，是赵李红向铁凝约来的：“5月28日，汪老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办。当我含着眼泪从告别厅出来，在长长的告别队列中见到从石家庄赶来、手捧菊花的铁凝老师。我把三个月前在汪老家中看到的情形告诉她，同时恳请她给《北京晚报》写篇悼念汪老的文章。她当即答应。”6月18日，赵李红收到鐵凝寄自石家庄的稿件，“满满的7页稿纸”。同时，还有一封6月16日写给赵李红的信，“在信中，铁凝老师告诉我，‘刚才，张锲先生打长途来说，看见今日《北京晚报》上汪老的文章，很感动。我告诉他是你编的。”

　　《汪老教我正确写字》虽不长，但在诸多怀念汪曾祺的文章中，绝对让人看了就难忘。1984年他们初次见面，铁凝就感觉汪老的“目光是温和的，又是犀利的，正如同他对于人类和生活的一些看法”。在文章中，铁凝通过回忆和汪曾祺的交往，写出了她心目中的汪老：“一个连马铃薯都不忍心敷衍的作家，对生活该有怎样的耐心和爱。”

　　汪曾祺对铁凝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1989年，汪曾祺就曾参加过铁凝长篇小说的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言。这就是铁凝在文章中提到的《玫瑰门》讨论会，时在1989年2月22日。研讨会由河北省文联、《文艺报》及作家出版社联合举办，地点是在北京文联大楼。多年后铁凝有文章如此回忆：“在这个会上，他对《玫瑰门》谈了许多真实而细致的意见，没有应付，也不是无端地说好。”

　　那么，汪曾祺在会上到底说了什么从而让铁凝“我不能用感激两个字来回报这些意见”呢？宫立在《汪曾祺评说<玫瑰门>》一文对此有梳理，并引用了1989年3月15日的《文论报》上由谭湘根据不完全会议记录整理但未经本人审阅的《长篇小说〈玫瑰门〉研讨会发言纪要》中汪曾祺的发言：

　　铁凝这部小说把我看蒙了。看到四分之三处我还不甚明白，小说的新尝试、新探索是有冒险性的，这种小说我写不出来。小说的主题写的是人，人就是这样的，女人就是这样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小说没对任何人进行判断，无所谓真诚、虚伪、善良、丑恶，这种对生活绝对冷静的态度很难得。司绮纹的形象比较丰满、复杂，小说的结构特别，让人想起废名的小说。有些语言思维让人怀疑是否用汉语思维，名词当形容词，形容词当动词用等。而英语“玫瑰”有光明、充满希望之意，“门”则是通道。总之，铁凝应当承认写了一部小说，有些人写了等于没写。

　　1992年，汪曾祺夫妇应《长城》杂志邀请去河北，在这期间，铁凝是陪着的，“使我能在两三天的时间同汪老夫妇在一起。那是非常愉快的几天”。也是在这次，铁凝在给汪曾祺送的签名书上，“铁的金字旁写得太潦草了”，使铁凝意识到“你敷衍了你笔下的字，或许就有可能敷衍你的日子，敷衍你整个人生”。

　　其实，在写《铁凝印象》的前几年，即1993年3月1日，汪曾祺就写过一篇《推荐<孕妇和牛>》。《孕妇和牛》的作者就是铁凝。汪曾祺用“糯”来形容铁凝的这篇作品。在汪曾祺看来，铁凝的作品“细腻、柔软而有弹性”，铁凝还“能做到‘人所难言，我易言之。”文章的最后，汪曾祺概括说“我很喜欢这篇小说”。“这篇小说‘俊得少有”。基于汪曾祺对铁凝本人及作品的了解，当何振邦开口约稿时，他便一口答应了。即便如此，汪曾祺仍旧下了很大的功夫来写这篇文章。1997年2月，赵李红和同事去汪先生家拜年，“见汪老和铁凝的合影，还摞着不少铁凝的书。汪老说正准备写写铁凝”。可见，《铁凝印象》酝酿了很长时间，这在汪老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来。

　　而铁凝专门写汪曾祺的文章，除了《汪老教我正确写字》外，还有《孤独温暖的旅程》《人间送小温——怀念汪曾祺先生》《相信生活，相信爱》等作品。如此集中地写一位文学前辈，这在目前所见的铁凝作品中，不多见，甚至是绝无仅有的。

　　2007年5月18日，为纪念汪老逝世10周年，北京市作协、北京文学杂志社、鲁迅博物馆、高邮市委市政府在北京组织了一个纪念座谈会。时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的铁凝参加了座谈会，并发表了题为《人间送小温——怀念汪曾祺先生》的讲话，说是讲话，其实是一篇非常好的文章。铁凝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回顾了和汪老的交往，“多年来，汪曾祺先生对我本人的创作有过很多直接的指导，我也一直从内心视他为师”。在铁凝心中，“汪老是我自己在文学道路上的一位恩师、一位厚道的长者”。陈其昌也参加了这个纪念座谈会，会前，他给铁凝送上带去的《你好，汪曾祺》等书刊。当时的情景，被陈其昌写在了《铁凝和汪曾祺》中：“会上，铁凝开始翻阅我们送去的书刊，我轻轻地转到她身后，请这位从不肯为媒体题词的作家题词。她问，题什么呢？我说，随你！我回到座位上静候，一会儿，她示意我过去。她的题词是：‘永远怀念汪曾祺老”。

　　对汪老的为人和为文，铁凝也都有自己的认识和评价。在她看来，“汪曾祺先生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他的道德风范，他的学识人品，他的充满艺术魅力的作品，都堪称我们的导师和典范”。铁凝读汪曾祺小说，感觉他作品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他始终以追求文学的美为创作的目标”。她经常就被汪曾祺“幽默机智的谈吐，乐观爽朗的人生态度，贯通古今的学养，奖掖后人的热情”感染着，也常有“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体验。

　　铁凝和同事走访在京的老作家时，会常想起汪曾祺：“要是汪老还在世该多好，我又可以走到他的面前，和他聊天，听他富有感染力的教诲。路过蒲黄榆的时候，这种想法就更强烈。”——这就是汪曾祺的魅力。

　　《相信生活，相信爱》文后有落款，颇值得注意：“2010年正月十一，写在汪曾祺先生诞辰90周年时。”在这篇文章中，铁凝说汪先生总会让她“想到母语无与伦比的优美和劲道”，而汪曾祺用“小说、散文、戏剧、书画为人间创造的温暖、爱意、良知和诚心”也始终都伴随着我们。也是通过这篇文章，让我们知道2009年5月17日，在汪曾祺先生忌日的第二天，鐵凝曾专程去福田公墓为汪先生献花。

　　张秋红（王安忆在《去汪老家串门》一文中写到过她，时为高邮市委宣传部长）的《一汪情深门庭暖》中提到过《相信生活，相信爱》的写作背景：2010年正月十五，是汪老诞辰90周年。我们专程去省作协，请范小青主席帮我们约请中国作协铁凝主席，原来说好来的，可到时又没来成，确实有些遗憾。但铁凝主席用她的深情为活动寄来了她的文章《相信生活，相信爱》。

　　张秋红提到的活动，指的是江苏省作家协会，高邮市委、市政府在高邮联合举办“纪念汪曾祺先生诞辰90周年系列活动”。虽然铁凝当时未成行，但高邮一直在她心中，几个月后就有了突然而至的高邮之行。张秋红对此行也有较详细的记录：“当年的5月份，铁凝主席到扬州参加朱自清文学奖颁奖活动，一结束就赶到高邮，因突然到访，我们接待时还真有点手忙脚乱，特别是北头街上，出摊经营的多，车子过傅公桥就无法前行了，只好下车徒步前往汪老故居。我们一个劲地解释，可铁凝主席始终笑盈盈地安慰我们：‘没关系，生活本来就是这样。这种环境是人的生活气息浓的表现呀。听铁凝主席这么一说，很温暖，忐忑的心放下了许多。走到竺家巷巷头，烧饼摊上正好一锅烧饼出炉，铁凝主席兴致勃勃地走上前，询问价格，买了个当场咬一口吃起来：‘香喷喷的，好吃，汪老的作品里有。边吃边往前走，好平易近人哟。走到故居门口，铁凝主席看到了汪老的弟弟汪海珊，眼眶突然湿润起来：‘像，真像，看到你，仿佛见到了汪老。铁凝主席一个劲地说，那场面着实让人感动。走进故居家门，铁凝主席坐在金先生的客厅里，近观汪老的书画作品，与汪老的弟弟、妹婿唠家常，谈与汪老的交流交往的人与事，仿佛忘记了时间，到了天黑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汪曾祺对年轻人的关爱真是方方面面的，给他们写序写评论，给他们写字画画题写书名……

　　“能够靠纯粹的文学本身而获得无数读者长久怀念的作家真正是幸福的”，铁凝说的就是汪曾祺。如今汪先生的作品，越来越受欢迎，尤其是年轻作者的欢迎，或许正如铁凝所言的那样：“当我们今天思念这位老人时，是他那优美的人格魅力打动着我们。一个民族，一座城市，是不能没有如汪老这样的一些让我们亲敬交加的人呼吸其中的。即使他不再写作，他的存在亦能使人间的悲悯、爱意、良知和诚心变得真实可信。”

　　正因为此，铁凝一而再地撰文怀念汪先生，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汪先生让我们相信生活，相信爱。

　　金实秋：情有独钟，唯汪曾祺

　　最近看了一篇金實秋写汪曾祺的文章，辨析汪曾祺、施松卿结婚的具体时间。原来他在看一些关于汪曾祺的文章、书以及图片说明中发现提到汪曾祺结婚的时间都不一样，甚至同一本书，记述的时间都不相同，他觉得有必要弄清楚。之所以提到这篇文章，是因为金先生文中提到的书、文章、照片说明，我基本也都看过，却没注意汪先生结婚时间的不一致。金先生之文，是对我囫囵吞枣式阅读的一记警醒。

　　看完这篇文章，便把金先生的《補说汪曾祺》找出来看。书是2013年初出版的，书中最早的一篇是写于1985年的《汪曾祺的书画艺术》，文章原载1985年11月20日的《扬州市报》。文虽不长，却值得留意。在当年，即便汪先生在圈内“画名”渐盛，众人的目光也都还大多投注在他的小说、散文上，作为评论家的金实秋在评论汪先生小说之余，将目光旁落到汪曾祺的书画艺术上，真是难得。

　　金实秋应该一直很留意汪曾祺的书画。时隔26年，在《汪曾祺的书画艺术》之后他又写了长文《才子性情 诗人本色——读汪曾祺画跋札记》。一直以来，我也很关注汪曾祺的题画文字，在看过他的书画集《四时佳兴》等书后，还写过这方面的拙文。要是早看到金实秋此文，我大概是不会、也不敢滥竽充数了。在看汪曾祺书画时，我有“忍不住都想把汪曾祺的题画辑在一起，自编个小册子赏读，也是一种‘自得其乐”的想法，哪知道，金实秋早就有这样的建议了：“我觉得汪曾祺的画跋自有它的价值在，建议出一本小册子以传世，并收入新版的《汪曾祺文集》中，这是可以做到的，也是应当做到的，因为画跋也是汪曾祺的作品，同他的小说、散文一样，是汪曾祺生命的一部分。”

　　我最初注意汪曾祺的书画，就是从他的两幅关于伊犁的画开始的。当时，从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文与画》上看到汪曾祺分别画于1992年和1996年以伊犁草木为内容的画后，就开始留意他的书画，尽可能地找来看。金实秋在文章中也提到了这两幅画，据金实秋说，其中1996年画的那幅，汪曾祺不止画过一幅。不知可有机会看到其他的几幅。

　　金实秋对楹联很有兴趣，用业余时间编了一本《古今戏曲楹联荟萃》，他想到了请汪曾祺写序，并在1985年、1986年就此专门通过五封信。在《令我难忘的汪老五封信》中披露了这些《汪曾祺全集》所未载的信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对家乡青年关爱有加的汪曾祺。此外，书中写于1996年的《近访汪曾祺》也值得留意，让我们看到了日常生活中很鲜活的汪曾祺，如在眼前。这篇文章发表在1996年第5期《珠湖》上，这份家乡办的杂志，汪先生是可以看到的。

　　写于2002年的《琐忆汪老》，同样很有史料价值。金实秋在文章中详述了他和汪先生交往，并专门提到了汪先生1981年首次回乡时作的三场报告。之所以说“专门”，是金实秋想澄清一个事实：“正如不少文章所说的那样，三场报告会都是人坐得满满的，气氛相当不错。汪老事先做了准备，讲得也很卖力，然而效果并不理想。因为那时的学生对文化品位较高的小说、散文知之不多，对汪老的作品能读懂者甚少。”所以讲一些趣事、轶事时，效果还不错，等到讲“层次较高的语言的美、语言的韵律、节奏及相关的创作思想问题”时，“学生们大多听不进去，笔记记着记着就停下来了，就连有的老师也提不起精神”。这样的情况，在“高邮人写的回忆文章中，不知何因对此却始终讳言之”。

　　和金实秋一样，陆建华当时也参加了这三场报告会。手边恰巧有陆先生的《汪曾祺的春夏秋冬》，便拿出来比较着阅读。陆建华在书中对汪曾祺1981年回乡有专章记录，三场报告会作为其中专门的一节，作者逐一对各场报告会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述，其中有师生参与的是10月12日下午在高邮师范的一场和10月13日下午在高邮县中学的一场。在高邮师范的报告会上，陆建华写道：“听汪曾祺讲语言，一点也不吃力。初听似乎平常得很，细一琢磨，就觉得回味无穷，真正令人耳目一新。学生们拼命地往笔记本上记，生怕漏掉一个字。”高邮县中学是汪曾祺读初中的地方，报告会上“汪曾祺以校友身份回顾了过去，介绍了自己漫长的学习、创作经历，语重心长地勉励中学生们在中学阶段，打好扎实基础……”记录这一场报告会时，陆建华未提汪曾祺是否讲了有关语言的内容。结合陆建华对三场报告会的描写，金实秋所言“效果并不理想”的报告会应该是10月12日下午在高邮师范的那一场。《汪曾祺的春夏秋冬》出版于2005年，陆建华应该是看过《琐忆汪老》的，而且《補说汪曾祺》金实秋原来拟名为《关于汪曾祺》，“询之陆建华先生，他以为欠妥”后“遂易今名”。

　　在搜集汪曾祺诗联上，金实秋用功甚勤，成果也很可观，先后还出版过了两本书。他在看汪曾祺作品时，发现“汪曾祺的小说喜欢和擅长用对联渲染和烘托环境与人”。经金实秋这么一说，再来看汪先生作品，还真是那么回事。早期的作品《老鲁》中就有三副对联，其他散落在小说、散文中的对联也还有不少。金实秋经过查阅大量资料，收集辑录了汪曾祺的联作竟有32副，要知道，《汪曾祺全集》中才收了不过10副。在2009年编著出版《汪曾祺诗联品读》后，金实秋依旧故纸堆里“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常有新发现，收入书中的《汪曾祺诗联辑佚补录》就将2012年底前新发现的汪先生诗5首、联7副公之于众，以供汪曾祺爱好者共同欣赏。之后，他在搜集汪曾祺诗联上，仍未止步，又于2016年出版了《汪曾祺诗词选评》。

　　汪曾祺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打算写京剧剧本《汉武帝》到后来想试试长篇小说《汉武帝》，但终究未写出来，也成了邵燕祥说的“跟鲁迅计议要写的《唐明皇》一起成为文学史上的遗憾了”。金实秋和汪先生曾谈过两次《汉武帝》，他又结合汪老的作品以及汪老子女处获得的资料，在《文学史上的遗憾——汪曾祺与<汉武帝>之始末》中细致地梳理了汪曾祺与《汉武帝》二十年的纠葛，分析了“文学史上的遗憾”的形成原因和过程，文章写得很扎实，也让人信服。

　　汪曾祺的整个创作生涯，被研究者分成了三个时段，而金实秋认为有两个里程碑式的作品，第一个是写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复仇》，第二个是《受戒》。金实秋发现“两篇如此重要的作品都与佛教有密切的关系”。注意到汪曾祺与佛门的因缘及其对创作的影响，金实秋是这方面的先行者，他的《禅风禅韵——汪曾祺佛教机缘漫议》写于1998年，从汪曾祺的家世、成长经历出发，分析佛教对汪曾祺的影响，通过汪曾祺的一系列关于佛门的作品（包括小说、散文、诗、画）来表现汪曾祺与佛门的“亲近之情、认同之感和不解之缘”。

　　金实秋对汪曾祺的作品很熟悉，读得也很细致。他注意汪曾祺和酒的关系，并写了一本专著来谈汪曾祺的酒事，此事真非一般人所能为。他在阅读汪曾祺时，常有发现并付诸文字，除了上面提到的这几篇文章外，《補说汪曾祺》一书中至少还有《“算博士”汪曾祺》《浅说汪曾祺与“母舌”》《试解汪公梦》《素足之美》等篇，至今读来依旧耳目一新。书中还有一篇《点击作家中的“汪迷”》，列举了十几位有代表性的汪曾祺爱好者，简直就是汪曾祺作品的传播史和接受史。细究汪曾祺的接受史曾让孙郁感到很奇怪：“老一代作家对汪曾祺没有什么感觉，唯有青年作家对其情有独钟。”孙郁的眼光很“毒”，一语中的，几十年过去，一代代青年作家正在“对其情有独钟”。当年的青年作家、汪曾祺称为“小老乡”的金实秋，如今也已七十多岁了，可还未“移情别恋”，依旧“一汪情深”地读着汪曾祺，时有所得，于是便有了一篇篇关于汪先生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