涅槃

　　灾难临头

　　安康市旬阳县坐落在十万秦巴大山之中。顺着旬阳县棕溪镇狭窄的沟谷朝纵深走，大约二三十里路程，就到了一个叫王院的村子。村里居住着三百多户人家。

　　王院村的党支部书记叫陈分新。他的妻子叫刘忠群。

　　陈分新是1962年出生的人。刘忠群比他小一岁。同在一个村，他们自小常见面。

　　到了上学年龄，他们先后上了学。陈分新比刘忠群高两级。先是在村里上小学，以后又到镇上读初中。初中时候两人都入了团，团支部组织活动时两人常在一起。慢慢地，刘忠群产生了一种很微妙的感觉，觉得陈分新对她很好，这种好既是正常的好，也多少掺杂着青年男女那种特定的含义。只是这种感觉太微妙也太细腻了，她不能确定什么。

　　初中三年，一晃而过。毕业以后，他们先后回到村子里务农。

　　1980年冬季，部队征兵时陈分新报了名，很快被批准。

　　对山区农村人来说，除了吃喝生存，婚姻就是头等大事。尽管陈分新刚满18岁，但父母还是在他当兵前正式为他提亲——不知是感觉到了陈分新本人的意愿，还是出于其他什么想法，此前此后的一段时间内，陈分新父母给他灌输的全是有关刘忠群的信息，刘忠群多么勤快、多么俭朴、多么善良、多么明事理……陈分新不是傻子，他明白这些话意味着什么，对父母的所作所为表示着一种聪明的默认。

　　没有想到的是，刘家反馈回来的消息是不同意。

　　刘忠群的父母之所以反对这门婚事，理由很简单：陈分新家里太穷。

　　如果我们据此认为刘忠群的父母嫌贫爱富，那就过于表相和肤浅。后来我了解到，在上世纪的困难时期中，王院村几乎有十分之一的人饿毙——直到陈分新当兵去的这一年，村民们对生活的最高奢求仍然停留在原始的吃饱穿暖。对这些始终在贫苦线上死死挣扎的农民来说，他们对穷根本不是嫌不嫌的问题，而是从内心深处一种无法忘却的恐惧！

　　以住房为例。陈分新家大小11口人，一共住了三间漏雨迎风的土坯房，房子还到处裂着口子。1964年下大雨，山体滑坡造成土坯房错位，墙壁裂缝大大扩展，以致相当一段时间内，陈分新和他的弟兄们可以从裂缝中钻进钻出。

　　农村人最讲究的是住房，住房如此，其他可想而知。

　　不仅刘忠群的父母反对这桩婚事，刘忠群本人也一直在犹豫。刘忠群犹豫的点在于陈分新参军走出了大山，也就意味着他走进了一种令人羡慕的新生活，他在那种新生活中很可能会有一个好前途。如果这样，他还会回来吗？还愿意在王院村找媳妇吗？看着父母拒绝这门亲事，她心里非常矛盾。一方面，她喜欢陈分新，认准他是个靠得住的人；另一方面，她担心着未知的未來。直到陈分新参军离开，双方都不松不紧也不凉不热，日子就在矛盾而微妙的状态中一天一天地敷衍过去了。

　　陈分新走后，刘忠群待在家里劳动。陈分新的父母却并没有放弃对她的希望，他们喜欢她，希望她成为他们的儿媳，因此对待她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

　　不久，陈分新从部队上给她写来了信。刘忠群很激动，有了这封信，至少说明陈分新到了部队以后，心里依然是有她的。于是她经过慎重考虑后，她给陈分新回了一封信，和来信一样，回信中没有涉及感情方面的任何字眼。对纯朴的农村青年来说，相互写信本身就是一种表示，而且是一种十分明确的表示！

　　两年后陈分新的父母再次找到刘忠群家提亲时，她的父母仍然反对，不同的是，这一回，刘忠群有了自己的态度：同意！

　　刘忠群说：“其他的我不考虑，我要的是人好！陈分新人就好！”

　　父母劝她考虑问题实际些，但是刘忠群态度坚决地告诉爸爸：“我自己的事情我负责！将来就是没房住、没地种，就是逃荒讨饭，我也认了！”

　　事情到了这个程度，刘忠群的父母只有让步。

　　1984年元月，陈分新从部队复员回来，和刘忠群结了婚。

　　按风俗，结婚一定要办酒席，但是刘忠群知道婆婆家困难，主动提出不办酒席，仅此一项，就为陈家节省了几千元。不仅如此，陈家没有多余的房子，刘忠群毫无怨言地和陈分新挤进了一间非常破旧的土坯小房，小房的宽度一丈二，如果稍微摆上家什，连身子都转不开。

　　陈分新永远忘不了结婚那天晚上，当夜深人静只剩下他们两人时，好一阵相对无言。终于开口时，他的声音是颤抖的，他说：“让你委屈了。”

　　刘忠群笑了，笑得那么坦然也那么灿烂，她说：“不说那些，我们有手有脚，日子会过起来的！”

　　一句话几乎让陈分新掉出眼泪。

　　那天晚上，他们说了很多。那是他们结婚的头一天，也是他们对生活充满美好向往的一天。不仅如此，那还是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农村由于实行了新的政策而变得充满活力的时期。在这样一种大环境和小环境中，他们激动而振奋，他们说了整整一夜也憧憬了整整一夜，所有的话都充满希望也充满光明，他们被生活之美激动着，被希望之光鼓舞着，什么都说到了，什么都想到了，却唯独没有想到降临到他们头上的会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婚后第四个月，已经怀孕的刘忠群突然右腿痛。起初，她以为是妊娠反应，没有理会，只是让陈分新帮她抓些药来吃，谁知腿痛越来越甚。刘忠群不是娇气人，她咬着牙不呻吟，常常在疼痛发作过后，浑身上下被汗水洇得湿透。

　　腿疼已经让她难以忍受了，更让她想不到的是，由于腿痛她无法参加劳动，家里个别成员便对她有了看法。比如陈分新花钱去给她抓药，婆婆就有些不高兴，变着法子规劝说：“不要吃药了，药吃多了对孩子不好！”而当她躺在家里无法下地劳动时，又有兄弟们在屋外撇凉腔。

　　刘忠群心里一片冰凉，她完全没有想到结婚不到半年，生活就变成了这种样子。可是她又能怎么办？家里那么穷，她却还得花钱去求医。家里那么忙，她却只能躺在床上休养。无论如何，她在别人眼里都成了一个累赘！

　　她非常痛苦，却毫无办法。

　　随着病情的加重，家庭关系的变化也更加明显——贫穷是生存的大敌，在贫穷面前，原本温情脉脉的友亲情都开始一点一滴地降温。刘忠群这才真正意识到贫穷的厉害，它不仅让人狭隘，而且让人冷漠！

　　那一段时间，她终日以泪洗面。

　　为了避开矛盾，她和陈分新商量了一下，决定先回娘家去养病。

　　回娘家后一切都很好，唯独腿病继续恶化，骨关节处生出来许多小泡泡，用针挑开，里面全是血。疼痛的感觉就顺着骨关节蔓延到小泡泡上，又从小泡泡朝外继续蔓延。如果用卫生纸轻轻地搭在疼处，不一会儿卫生纸就全被脓血洇湿。每次疼痛发作，刘忠群都用牙齿死死地咬着被角，不让自己喊叫出声。

　　即便在这样一种剧痛中，她也尽量不去看病。她心里清楚，尽管婆婆劝她少吃药是为了省钱，但婆婆的话却是有道理的，药吃多了对孩子不好。她必须对即将出生的孩子负责——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除非到了无法忍受的情况下，她全是咬着牙坚持，哪怕是呻吟着喊叫着坚持，哪怕是浑身颤抖以头撞墙的坚持，她坚持的初衷始终不变。

　　挨到1985年4月，她终于生下了女儿陈丽。当女儿顺利生下后，满身大汗的刘忠群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她对陈分新说：“好了，现在你去张罗吧，我想治腿病。”

　　八十年代农村已经普遍实行了包产到户，农民们的日子已经有了盼头，但是这种盼头都是以劳动付出为前提的，无论陈分新、刘忠群还是其他农民们，他们每年甚至每天的都在庄稼地里为憧憬中的日子埋头苦干着。在农忙阶段，陈分新只能就近找医生为刘忠群看病，这是一种零敲碎打的看病，也是一种忙里偷闲的看病。

　　直到阴历十一月来临，阴历十一月是农闲季节。刘忠群的病经过前面零敲碎打的诊治，不仅没有变好，反而更趋恶化，陈分新痛下决心，把家里许多东西卖掉，凑出钱来去了旬阳县医院。

　　医院初步诊断是骨髓炎。按骨髓炎治疗了一个阶段后，还是控制不住病情，一位老医生大为诧异，他根据多年行医的经验，怀疑刘忠群患上了骨癌，于是建议她去条件好一些的大医院做检查，并且十分负责地叮嘱他们，要尽快！

　　陈分新和刘忠群经过反复商量，还是找了一家小医院。是山对面的张河骨科医院。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就是没钱。

　　张河骨科医院距离王院村有20公里。那时候女儿还没有断奶，刘忠群出门，那些孩子的尿布呀，奶瓶呀，衣服被褥呀都必须带齐，陈分新一个人顾不过来，只好请刘忠群的妹妹刘忠英帮忙。他们俩一个背着病人，一个抱着孩子，汗流浃背地翻山越岭。实在腿酸手软，就交换一下。

　　后来刘忠英回忆说：“那时候我们在山里面一走就是一整天！太累了！支持我们的是希望，我们都希望我大姐能活下来。后来陈分新担任村干部为什么会下那么大的决心修路？就是因为他对没有路的辛酸体会太深了！对其他地方的人来说，没有路只是交通不便，对我们王院村来说，没有路就要了我们的命呀！”

　　在张河骨科医院治疗了21天，每天都打青霉素，腿部的肿疼消了些，身上的盘缠也用光了，只好回家。临回家前，陈分新问医生要了处方，又临时学了一下打针。他心里清楚，王院村地处群山包围之中，打针只能靠自己。

　　回家没多久，刘忠群的腿疼又加剧了，陈分新背着刘忠群不知找了多少家医院，也不知找了多少位医生，但始终无法治愈。随着时间的流逝，刘忠群开始消瘦，瘦得人都脱了形，那条患病的腿萎缩得只有胳膊粗细。骨缝里那个瘤子却越长越大，瘤子不仅疯长，而且剧疼，疼痛发作时，一条毛巾会被刘忠群咬得稀烂。病情到了这种程度，刘忠群心里多少有预感了，她开始抗拒看病。

　　但陈分新不顾家人反对，铁了心要继续为妻子看病。刘忠群流着泪劝他：“不要再花钱了，再花钱，不光我不得活，你和孩子也不得活了！”陈分新劝她：“这是什么话？看病就是要让你活！只有你朝下活，我们也才能活得好！”刘忠群说：“朝下活不是一句空话呀！朝下活就要看病，就要用钱，钱从哪里来呀？”陈分新咬着牙说：“钱我来想办法，你不要操心！”

　　陈分新的办法其实还是变卖家里的财产。应当说，为给刘忠群治病，可卖的东西已经全部卖光了。他就把那些不可卖的也拿出去卖掉——比如刘忠群的父母送给他们的一头小猪娃，猪娃正在长膘，这时候卖掉它无论从哪种意义上来说都不合算，但是陈分新一咬牙，硬是把这只猪娃子抱出去卖掉了。

　　除此而外，他的第二个办法就是借钱。先借亲人和亲戚的，后来又扩大了借钱的范围。无论朋友还是普通邻居，他都开口去借。应当说，在多年的生活中，陈分新和刘忠群依靠着勤勤恳恳的劳动和本本分分的做人积累出一个最大的本钱，那就是他们的诚信。关键时刻。诚信的作用显现出来，他一点一滴地借到了钱。

　　他背着刘忠群去了湖北十堰。

　　为了凑看病的钱，陈分新整整花了大半年时间。后来为了凑手术的钱，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不止一位医生在问诊中得知这些情况后，都深感惋惜。他们告诉刘忠群，如果她早一年做手术，腿就可以保住一大半。如果早半年，还能能够多保住一半。也正因為这一切，陈分新和刘忠群对贫穷的体会不是一般的，空泛的，而是痛彻心扉的！

　　真正赶往十堰医院已经是1985年的冬天了。之所以选择去十堰看病，还是为省钱。

　　彼时西康铁路还没有开通，如果去省会西安，要从旬阳坐车到安康，再从安康坐车绕道汉中和阳平关，之后顺着宝成铁路经宝鸡抵西安。而去十堰就不同了。尽管十堰市属于湖北省，但是一条襄渝铁路却将它和旬阳拉得很近。那时候十堰的知名度远不如今天，但周边的老百姓都知道，十堰有一座张湾医院，前身是武汉第一人民医院，是随了第二汽车制造厂搬迁来的，远近百里，它条件最好，设施最全，而且收费比较低。

　　由于女儿还没有断奶，所以陈分新背妻抱女，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张湾医院，医生们打眼一看刘忠群的腿，就有了基本的判断。所有的医生都大为震惊，他们无法理解一位如此年轻的女性，为什么病情恶化到这种程度才来医院就诊，又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做这种不可思议的坚持！

　　接下来就是做各项检查。做血管造影时，费用比较高，陈分新口袋里装着几百块钱，如果把这几百块钱都花掉，那他就连返程的车票都买不起了——但陈分新没有犹豫，他宁可乞讨要饭，也要给刘忠群治病。

　　由于腿瘤奇痛，刘忠群是打了麻药做检查的，这使得整整24小时中她始终处于昏迷状态。应当说，巨大的压力全在陈分新肩上压着，一方面他为检查结果担忧，为继续治疗的费用发愁；另一方面，他怀里还抱着由于吃不到奶而没完没了哭闹的女儿。整整一夜，他睡不着觉也吃不下饭，唯一能做的事就是闷头抽烟——那是他抽烟史上的一个分界线，此前他基本不沾烟，此后他再也没有能够离开烟！

　　就在他愁绪如山之际，有一位医生从他身旁走过——直到今天，陈分新也不能准确地判断，究竟是他沉重的表情打动了对方，还是对方确实与他见过面，总之，医生已经从他身旁走过去了，又突然停脚，转过身上上下下打量着他，随后朝他走来。

　　医生问他：“你是不是当过兵？”

　　陈分新点点头。

　　“在哪里当的？”

　　“新疆伊犁。我是武警哈萨克支队的。”

　　医生手一拍叫起来：“哎呀我就说嘛，看着你就脸熟！咱们是一个部队的！我在新疆武警总医院当医生。你是不是到总医院看过病？”

　　两人说起话来，陈分新这才知道了对方姓黄，从新疆复员回来后，分配到十堰医院放射科工作，眼下他的正式职务是放射科主任。

　　黄主任问陈分新蹲在这里做什么，陈分新于是将情况告诉了他。了解到刘忠群的情况以后，黄主任一咬牙：“这样，这件事你不要再找别人，检查我来做！”

　　他为刘忠群整整做了4个多小时的检查，检查结束，陈分新总共只交了60多元的化验费，其余500多元的费用被全部免除。

　　为了等待结论，陈分新抱着孩子在病房外整整守了一夜。他完全不会想到，那天一大早，医院里已经传开了：一位从陕西旬阳来的年轻妇女，患了可怕的骨癌——直到医生来到陈分新面前，把他叫到办公室去，一五一十地将诊断结果和治疗方案告诉他时，他才目瞪口呆。他别的不懂，但是懂得什么是截肢，更懂得对一个需要常年干体力劳动的农村人来说，截肢意味着什么。他请求医生再想想办法，医生却再也拿不出好办法。后来他冷静下来，问截肢手术要多少钱，医生给他讲了个数目，再后来他就只剩下傻眼。

　　是怎么走出医生办公室，又是怎么走到医院大门外的，不知道，统统不知道。他只是机械而茫然地走着，他要朝哪里走？要去做些什么？同样不知道，也统统不重要。重要的是，忠群得了骨癌，她必须手术，手术是锯腿，锯腿需要钱。天哪！为什么这一连串的逻辑中，没有一处是能够让他稍微透过点儿气的呢？

　　不知过了多久，有一对面容慈善的老夫妇来到他面前，很和气地问：“你是从陕西来的吗？”

　　陈分新茫然抬头，一时不明白。

　　“你是不是叫陈分新？”老夫妇又问。

　　陈分新点点头。

　　双方说起来，原来这是一对膝下无子的夫妇，他们得知刘忠群患了骨癌，又得知他们有一个还在吃奶的女儿，于是在医生和护士的建议下找到他，他们提出：能否将小陈丽交给他们抚养。

　　陈分新目瞪口呆，不等听完，抱着孩子扭身就走。

　　但是这对老夫妇追了上来，很诚恳地告诉他：“我们不会强迫你，我们的建议只供你选择。我们是真心想抱养孩子。我们知道你爱人急需手术，我们愿意为你爱人出手术费。”

　　陈分新愣住了，能够出钱为忠群手术，这个诱惑对他几乎是天大的！

　　老年夫妇继续说：“我们不光负担你爱人的手术费，还可以多给你一些钱，算是领养孩子的报酬。除此而外，我们还可以成为长期来往的亲戚。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希望女儿回去探亲，我们都绝不阻拦！”

　　陈分新直直地看着他们，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多少年后回忆起这件事情，陈分新告诉我：那一刻他动心了。

　　他确实动心了。不为别的，就为了钱呀！眼下他太需要钱了！有了钱，刘忠群就能得到及时治疗，尽管失去女儿他同样痛苦，但这是为救刘忠群的命呀！

　　内心斗争得十分激烈，以致他脸上的肌肉都是僵硬的，好长时间，他才咬着牙说了一句：“你们等着，我去问一下她。”

　　打过麻药后，刘忠群毫无知觉，直到第二天后半夜才慢慢醒来，醒来后觉得胃里特别难受，她一遍又一遍地呕吐，吐得翻江倒海，肠子都像要吐出来。处在这样的痛苦中，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全都是模糊和恍惚的，只有一件事情她感觉得非常清楚：孩子在哭。

　　那时候她还不知道发生了些什么，她只知道医生组织了会诊，只知道自己被注射了麻药，而在所有这些知道中，她最知道的是孩子还没有吃奶。她急着要见到孩子，想尽快给孩子喂奶。

　　也就在这个时候，陈分新抱着孩子走进来。在刘忠群给孩子喂奶的过程中，陈分新自以为很有策略地讲起了刚才的事情，才讲了个开头，刘忠群就愣住了。陈分新说：“他們知道你抚养孩子有困难，也知道你治病要用钱——我现在赶来就是和你商量，这件事你怎么想？”

　　刘忠群抬头看看他，似乎什么也没听懂。

　　“把孩子送给他们，你答应不答应？”

　　“不答应！”刘忠群这一回反应极快。

　　“那你治病怎么办？”

　　“我不治病，我要女儿！”

　　陈分新不知该怎么说了，迟疑片刻，还是鼓足勇气把实话说了出来：“你得的病不是一般的病，现在给你治病就是救你的命呀！”

　　刘忠群连丝毫犹豫都没有：“我宁可丢命，不丢女儿！”

　　陈分新再不说话了，静静地站了一会儿，抱着孩子出了门。

　　他刚出门，刘忠群就躺不住了。想了想，她咬着牙，拄根棍子也朝外走。她想让丈夫把女儿留下，她要实实在在地把女儿抱在自己怀中——谁知没走几步，一眼看见陈分新被医生叫进了办公室。她不想干扰他们说话，于是静静地等在门外。

　　医生和陈分新的声音有一句没一句地传进她的耳朵。起初，她听不太懂，觉得他们说得很专业也很深奥，但是渐渐地，她听出点儿眉目，变得紧张起来。没过十分钟，她已经完全明白了一切，这使她的手脚一片冰凉。

　　回到病房以后，她躺在病床上，大睁着双眼看天花板。她陷入一种极端痛苦中。短短两年，一个好好的家已经被她拖累成什么样子了。钱花光了，东西卖光了，人也几乎被拖垮了。就说眼下，不要说给她治病，就连给孩子买奶粉的钱都拿不出来了！这是真正的人未亡、家已破呀！作为丈夫，陈分新可以不怪她、不嫌她，但是其他人能不怪她、不嫌她吗？现在左邻右舍的钱已经借遍了，贷款根本就贷不来了，更重要的是，这一切都远远没有到底！如果说此前她之所以选择顽强地活着，是因为还存在着希望，那么现在希望已经彻底破灭。现在不仅她自己身沉海底，而且她将要把整个家庭都拖进去，把他们拖入无底深渊，让他们陷入灭顶之灾呀！

　　当陈分新抱着孩子再次来到病房的时候，发现刘忠群双眼微闭，似乎是睡着的。看见孩子，她平静地坐起身，又平静地给孩子喂奶，之后平静地让陈分新抱着孩子出门。一切都出乎意料的平静，平靜得让人生疑。偏偏陈分新没有生疑，他根本就不会想到，他抱着孩子刚出门，刘忠群就行动起来，她拄着拐杖，独自走出医院大门，又一步一挪地顺着大路朝前走，路上行人很多，可是她视而不见，眼睛只盯着汽车，内心里有一股强烈的愿望，希望汽车能朝她撞来。可是汽车偏偏都像长着眼睛似的，不仅不冲上来，反而一个劲儿地躲她！

　　她无计可施，只好继续朝前走。现在她盼望着能够找到一条河，最好是一条水深流急的大河，这条河汹涌澎湃，可以悄无声息也毫不留情地将她吞没……她就这样头昏脑涨地走着，直到被人一把拉住。

　　是陈分新！他不知什么时候赶上来了，满头满脸都流着汗：“你要做什么？”

　　刘忠群不回答。

　　陈分新架着她往回走，但是刘忠群坚决不走。

　　陈分新干脆把话挑明：“你是不是知道诊断结果了？你不想锯腿！”

　　刘忠群一声不响。

　　“可是你的病不是一般的病呀！医生也是万不得已！我们都要听医生的！”

　　刘忠群豁地扭过头：“我凭啥听医生的？腿是人的根，连根都没了，我还怎么劳动？”

　　“你不要光想着劳动。”

　　“不想着劳动我想什么？”刘忠群脸涨得通红，“光想着吃现成穿现成？光想着让你们没法过？”

　　“你看你。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保住生命。你活着，这比啥都好！”

　　“锯掉腿我还有什么好？”刘忠群完全控制不住自己，“锯掉腿我不能劳动，靠哪个来养活？”

　　陈分新不说话了，直直地看着她，等终于开口的时候，他的声音有些颤抖，语调是那么认真，仿佛每一个字都是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忠群你说到这里，那你就听好。不管你的病能不能治好，你这一辈子都包在我身上了！我不光要养活你，而且要把你养好！你记住，这句话是我陈分新说的！”

　　刘忠群不喊叫了，她怔怔地看着他，看着，突然开始号啕大哭……

　　陈分新和刘忠群很快离开了十堰。

　　他们牢记着医生的叮嘱：要抓紧锯腿，再不能耽误。他们不能在十堰医院做手术，十堰医院是个大医院，医院大收费也就高。他们只能找个收费低些的医院。

　　他们选择了旬阳医院。到旬阳后，他们先在县城一家旅店住下。陈分新急着赶回家筹手术钱，临行前，他特意把女儿留给刘忠群照管，他知道，现在最能够牵住刘忠群的不是其他，是女儿！

　　刚走出旅店大门，他又折身回来，悄悄找到旅店服务员叮嘱，千万关照一下刘忠群，不要让她想不开。

　　匆匆忙忙赶回村子，天已黑定，陈分新顾不上吃饭，拿着病历和化验单连夜找到刘忠群的父母。谁知两位老人的态度很坚决，不同意锯腿。陈分新无法强求，只好返回旬阳，把刘忠群背回家。

　　但是没过多久，他们就发现，医生的话不是唬人的。以前，刘忠群的腿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变瘦，瘦得完全脱了形。现在，她的腿又用不可思议的速度在变粗，粗得同样脱了形，腿围竟达到2尺1寸4（手术切除后，肿瘤重达18斤）。

　　1987年元月，绝望中的陈分新再一次把妻子背到旬阳医院。经过那么多的曲折和反复，事情已经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了，刘忠群父母的态度也变得明确起来：同意锯腿。不仅如此，刘忠群的父亲还毅然卖掉了家里的耕牛，为女儿凑起三千块钱。

　　但是远远不够。

　　就在陈分新和刘忠群万般无奈之际，新上任的棕溪镇党委书记郭正明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那年冬季，郭正明恰巧在王院村驻村帮扶，他的妻子王秀芬是棕溪镇信用社的工作人员。目睹陈分新的情况后，郭正明用他和他妻子的工资做担保，为陈分新贷出来五千块钱。

　　去旬阳医院做手术的时候，情况已经糟到极点，用妹妹刘忠英的话说：她已经没有一点儿信心了！是陈分新给她鼓劲儿说：还是去吧，我们一道把你大姐送进医院，要是能治好，我们再陪着她一道回来。

　　刘忠英回忆，那时候的陈分新太难了。他不仅要背着刘忠群寻医求药，要四处借款凑钱，而且要不误时机地种庄稼务农活儿，如果不做，就更没有钱。刘忠英不止一次地看见，当姐姐躺在床上恸哭的时候，陈分新总是好言好语地劝慰她，那时候陈分新的表情是轻松自信的，只有他走出屋子，离开了刘忠群的视线，他的身子才会瘫软下来，悄无声息地往墙角一蹲，用双手捂紧自己的脸。刘忠英看见他的肩头在一个劲儿颤抖，她知道他也在哭，只是他不能哭出声音，不能让刘忠群听见！

　　刘忠群送到旬阳医院时，情况已经万分危险，偏偏医院连一张多余的床位都没有，根本住不进去。就在陈分新焦急不已时，他碰见了刘化明。

　　刘化明是旬阳县医院的医生，也是陈分新和刘忠群中学的同学。

　　那天刘化明走进医院，一眼看见有人背着个女人出门，几乎擦肩过去了，他停住脚，觉得那人面熟。定睛细看，他发现这个人又黑又瘦，那身旧军装也穿得破破烂烂。只是那种轮廓，那种淳朴依旧。

　　刘化明叫了一声：“陈分新！”

　　陈分新停住脚，也认出了他。

　　刘化明不无疑惑地看看他背着的人：“这是谁呀？”

　　陈分新说：“刘忠群。”

　　刘化明呆住了，好一会儿，才不敢相信地：“她怎么了？”

　　于是陈分新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讲给他。刘化明不等全部听完，就打断了他：“你在这里等一下。”转身朝住院部楼上走，一会儿，又匆匆下来，“现在确实没床位了。不过我跟他们商量好了，在走廊上给忠群摆一个钢丝床。你现在就抱她去。在三楼。”

　　陈分新掏出钱来，请刘化明帮他交住院费。

　　刘化明说：“先住下。估计你现在经济上不宽裕，我已经和我爱人说了，由我们给你担保先看病。剩下的事以后再说。”

　　多少年后，刘化明对当年的事情记忆犹新。

　　刘化明说：“我看见陈分新的时候，第一个感觉是惊讶。当时农村能考上学和能当兵的人极少。所以无论考学还是当兵都等于跳出了龙门——我知道陈分新在部队上已经入党了，按理说他即使不能提干转业，也能按复员安排。既然这样，为什么他又回到农村去了呢？

　　“想来想去，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和爱情有关。如果这样，那我虽然为他惋惜，同时也对他充满了尊敬。一个人能这样，不容易。”

　　“刘忠群患的是骨肿瘤，这个病的特点是日夜疼痛，而且突出的是静息痛，也就是说夜深人静便格外痛。可以说她痛苦的程度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即使这样，她想的还是尽可能不要给丈夫和女儿添负担，尽可能地为丈夫节俭，而且不停地担心着万一她死了，丈夫和女儿怎么办。”

　　“当时给她做手术有几个办法。一个是同种异体骨关节移植。就是把患病这一块骨关节割掉，把冷冻的别人的骨关节换上，这种手术的弱点是成功率极小，而且花费高达数万元。第二是先把肿瘤这一块骨关节切下来，用高温或者其他化学方法消灭掉病灶，之后再装上去。但是这种手术的前提是必须病情发现得早——如果她早一些来医院，手术的选择余地就会大得多。但是她来得太晚了，所以对她来说，只能髋关节离断。”

　　根据陈分新和刘忠群的实际情况，刘化明很快为他们拿出了三套手术方案。第一套需要四千多元钱，第二套需要两千多元，最后一套只需要九百多元。陈分新还没有决定到底采用哪套方案，刘化明却又把他叫去，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应当采用价格最便宜的方案。如果他同意，就请他立即签字。

　　刘化明请他签字的时候，声音很沉静，似乎这一切都是很随意地说出来的。只有陈分新清楚，他这些话经过了多少责任和义务的权衡。他一声不响地看着刘化明，随后默默拿起笔，在患者亲属一栏签了字。

　　手术进行前，刘忠英担心姐姐在手术台上挺不下来，专门抱着小陈丽去看她，刘忠群说不出话，只是双眼直直地看着孩子，一边看一边哭。她嗓子早已经哭哑了，完全出不来声，眼泪早已经哭干了，再没有任何水分，但是她仍然哭，不停地哭，那是一种绝望之极也悲惨之极的干嚎！

　　手术整整进行了两个多小时，是刘化明亲自做的。刘忠群被高位截肢。整个右腿只保留下15厘米的残存。

　　手术费、医药费、住院费，甚至饭费、交通费全部包括在内，一共花了两千多元钱。在医院住了22天后，刘忠群终于出院了，陈分新和她的两个妹妹轮流背着她返家。

　　两年多了，这条患病的腿始终让刘忠群承受着一种非人的痛苦，眼下，那种可怕的痛苦终于没有了。这种全新的感觉笼罩着她，她觉得天似乎比从前蓝，水似乎比从前清，连眼前的道路都似乎比从前宽畅了许多，这使她在整整一天的旅途中第一次没有掉眼泪，甚至没有愁眉苦脸。

　　陈分新暗暗松了一口气。他心里清楚，生活在他们面前又掀开了全新的一页。

　　艰难的起步

　　陈分新和刘忠群回到家里，生活很快便回到了现实状态。

　　陈分新当过兵，又有文化，所以复员回来后一直担任着村里的团支书和民兵连长，那时村干部普遍文化低，不管写什么东西都得找他，建房报告、贷款申请、年终总结……可以说没完没了。为给刘忠群看病，他欠着村里人太多的人情，哪一桩事情都无法拒绝，也就格外辛苦。

　　刘忠群的身体非常衰弱，临手术前，医生担心她在手术台上下不来，所以先为她输了8天液。尽管手术非常成功，但要恢复到能起床做事，还差得很远很远。手术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她只能躺在床上静养，吃喝全要别人伺候。

　　整整一年多，刘忠群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躺在床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每天她都眼睁睁地看着窗外的光线由暗变明，又由明转暗，春夏秋冬就这样机械地往返。有时候，她看见蜜蜂在窗户前嗡嗡地飞舞，它们想努力地钻出去却又总是被玻璃阻隔，被阻隔却又不自知，还是顽强地继续朝前冲，她很有兴趣地看，对她来说，由于身体的局限，生活的空间已经越来越窄。她在心里嘲笑蜜蜂们是多么愚蠢，但转念一想，它们至少是自由的，可以自行活动，而自己却只能躺在床上动弹不得，于是她的心情马上变得灰暗。

　　那一段时间，鸡的鸣啼，鸟的啁啾，蝶的飞舞，风的拂动——可以说所有的一切，都让她羡慕，也都深深地刺激着她。她整天躺在床上，躺得背上生满了褥疮。

　　她心里非常焦急，为了治病，已经借了那么多的钱，欠下那么多的情，这些钱和情什么时候才能还清呀？看着丈夫没黑没明地整天忙，自己却丝毫帮不上他，她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现在她又常常哭，不同的是，从前她哭是因为病，而现在却是因为心里急。

　　直到安装假肢以后，这种情况才慢慢改变。

　　假肢是1988年元月在西安装配的。

　　不管假肢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人戴上它都会非常不舒服。如果少走路甚至不走路，使用假肢的痛苦就会少得多，但是如果选择多走路常走路，那么假肢带给你的痛苦将是巨大的。

　　刘忠群始终抱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不劳动，毋宁死。从装上假肢的头一天起，她就每天拖着假肢来来回回地锻炼走路。她首先必须完成大腿根部截断处和坚硬冰冷的假肢的磨合，这种磨合是那么残酷，它不仅需要科技的支撑，更需要肌体的承受。那一阶段，熟悉刘忠群的人都知道，她大腿根部的手术截面经常鲜血淋漓。实在受不住了，她让丈夫去找医生出主意。医生建议可以每天抹些药，比如抹红霉素軟膏，既可以消炎，又能够起到润滑和保护皮肤的作用。

　　红霉素软膏不贵，一管才六角多。陈分新立即为刘忠群买来了红霉素软膏，嘱咐她坚持抹。

　　日子一天天朝下走，刘忠群也一天天站立起来，不管多么艰难，她开始拖着假肢为陈分新和孩子做饭。她常常摔倒，摔得一身泥一身水，所有这一切她都咬牙承受着。这其间发生的一个小插曲是，买来红霉素软膏后，相隔了一个多月，陈分新意外地发现她基本上没怎么用，于是很惊奇地问她为什么不用，回答是太贵了。

　　陈分新有些发怔，劝导她：一点儿都不贵！一管六角多的软膏还有什么可惜的？

　　刘忠群说：“六角钱对别人不贵，对我们就是贵呀！家里穷成这样，不要说花六角钱，就是花六分钱我都没有资格！”

　　为了渡过家庭难关，刘忠群的节俭达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以吃饭为例，她常常给丈夫和女儿做好饭后，自己找个借口不吃。许多时候，她一天只吃一顿饭，碰到她独自在家时，她就压根儿不动灶火。许多人看见她这样，非常不忍，纷纷劝她不要太苦自己。刘忠群总是笑笑，笑过之后，却从来不改。

　　多少年后，当我在秦巴大山深处的王院村见到刘忠群时，提起这段日子的艰辛，她已经十分坦然了。但是随着我问话的深入，她的嗓子还是渐渐地发哽。

　　她说：“我不能不节俭呀！你看看陈分新，那么多年他一直穿从部队上带回来的衣服！新的穿成旧的，旧的穿成烂的——我自己也一样，从害病到现在，我没有给自己添过一件衣服。如果说家里买了新衣服，那就是女儿的。她穿旧了，我接着穿！”

　　她说：“钱对我们太金贵了。我们住的房子裂缝越来越大，不能再住，要重盖。盖房子要木料，木料全是陈分新自己在山里采伐的。大料他运不回来，请了12个帮工，请了一天就不敢再请。那时候太穷太穷了，连一个工都不敢乱请啊！”

　　她说：“我们要还钱，女儿要上学，光我假肢这一块，每年就要花掉多少钱！还有那些应酬呢。人家左邻右舍帮助过我们，人家的事情我们能不问不管？”

　　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刘忠群和陈分新满脑子想的全是怎样赚钱、还钱，根本就没有想过其他。

　　1991年10月，王院村原任村主任过了60岁。镇党委考虑将年轻一些的村干部提上来。那时农村尚未实行村民自治，村主任不是在海选中产生，而是由党员和干部群眾的代表来选举。为了保证选举质量，正式选举前，镇上专门派副书记郭永朝和兼管组织工作的武装部干部龚济喜到王院村做考察。

　　考察时陈分新不在家，姐夫的父亲去世，他赶去帮忙，整整忙了两天才回到家中。连日操劳，他觉得很累，所以早早就躺下休息。谁知有人来通知他开会。他不想去，找了个借口推辞，谁知来人很快再次返回来，说镇党委领导要求他务必去。

　　陈分新只好爬起身。

　　会议的重要内容就是宣布考察结果。陈分新一听就懵了，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竟是村主任的候选人。

　　接下来正式选举，计算票数的方法古老而原始，在每位候选人的名字下面划正字。计票未过一半，陈分新名下的正字已经远远超过了别人，他顿时不安，心想：怎么会是这样？为什么明摆着他不可能担任村干部，还非要在他名字下画这些道道呢？

　　又观察片刻，他名下的正字仍在继续增多。他觉得再不能犹豫了，起身就走。

　　外面没有月光，到处都黑漆漆的，他一边摸黑朝家走，一边琢磨着：这是被逼的。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用溜会来表示自己的态度。最起码，这一溜就等于宣布自动弃权。世界上只有犯法被抓的，没听说过不想当村干部被抓的。

　　但是镇领导却并没有因为他的溜会而放过他。他们已经把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眼下王院村有上千号人，但无论从人品还是从能力看，陈分新都是出类拔萃的，他们找到陈分新，动员他站出来。

　　事情到了这个程度，陈分新不能不说话了。他摆出自己不能担此村主任的理由：首先，他腾不出精力，他至今仍欠着1万多元的外债；其次，他家庭情况特殊，妻子是高位截肢的残疾人，膝下还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他如果去当村主任，她们该怎么办？

　　讲得诚恳而实在。

　　郭永朝和龚济喜很快回镇上去了。

　　一个多月过去了，春节越来越近，就在陈分新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时，镇党委却又派人来找他了。来人告诉陈分新，镇党委非常清楚他家的困难，也非常同情他的遭遇。可是问题在于，村里一时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因此，他们希望陈分新认真考虑一下，希望他能够在王院村面临艰难的时刻做出符合民意的选择。要知道，这无论对陈分新个人还是对整个王院村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王院村发生过许许多多的悲剧，这些悲剧源自哪里？都源自贫穷呀。如果不咬紧牙关从源头开始改变，王院村人怎么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呢。

　　但是任凭他说破大天，陈分新始终不答应。

　　镇党委并没有放弃努力，他们继续派人来动员和说服，短短一个月内，竟一连派出了三个人。就这样拉锯般地来回动员，直到第二年春天来临，陈分新终于点了头。

　　陈分新为什么最终会点头？原因非常复杂。这中间既有镇干部不屈不挠动员的结果，也有乡亲们鼓励的作用；既有他碍于情面的迁就，也有他想通问题后的自觉——当初刘忠群病倒时，镇党委好几位干部曾经热情而无私地帮助了他们，而村里的乡亲们同样真诚而慷慨地帮助了他们。陈分新和刘忠群牢牢记住了这一切，并一直为无法偿还和报答而深感愧疚。如今，当乡亲们齐刷刷地为陈分新投票，希望他站出来担任村主任，当镇党委对他抱以极大的信任，希望他能够挑起重担时，他却扭头就跑，这使他从一开始就有一种不安和自责。正是这种不安和自责，成为他身上最大的突破口。

　　陈分新终于答应接手村委会主任了，只是他给镇党委书记赵颜龙订了个君子协议：先不要正式任命，让他先干一年试试，干得成他就接着朝下干，干不成就让他及时退下来。

　　赵颜龙很痛快：行，你就先试干一年。

　　村干部是什么？

　　有人说是兵头将尾，要钱没钱，要权没权；有人说是四不像：像干部不是干部，像农民不是农民——如果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官员按大小高低排列一下，村主任无疑是最小的一级。这最小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管理的都是最具体、琐碎的事情，他不能大而化之地说什么原则意见，不能含糊其词地搞什么原则同意，更不能来什么莫名其妙的原则处理。对他来说，一切都是具体到不能再具体的事情：谁家的庄稼被毁了，谁家的承包地被侵占了，谁家的树被人砍伐了，谁家的柴火被人偷盗了，谁家的孩子遭打了，谁家的化肥买错了，谁家突然有病人了，谁家的日子过不下去了……可以说不仅丰富庞杂，包罗万象，而且永无穷尽。

　　早在80年代，王院村就一直动议修条路，却始终没有修成。之所以修不成，原因在于线路中途要经过一个叫下沟的村子，下沟村的村民们坚决不同意占用他们的土地。

　　陈分新上任后，首抓的大事就是修路，为刘忠群看病来来回回跑了那么多趟，他比任何人都明白修路的重要性。为了说服下沟村的村民，他一趟又一趟地往下沟村跑，他给下沟村民们讲大道理，又讲小道理，算两个村子的大账，也算两个村子的小账，几经周折，苦口婆心，却全无结果。

　　陈分新没有灰心。他非常清楚，农民本质上是非常善良、非常淳朴的，但是具体到每一个具体的人和每一件具体的事，农民又是斤斤计较的，和他们打交道，不仅要耐住性子，而且要换位思考。

　　下沟村的村民们固执地认为，修建这条道路的最大受益者是王院村。对下沟村来说，有路固然好，没路也过得去，因此他们认为自己很吃亏。经过陈分新反反复复的说服动员，他们最终答应了道路从自己村子里经过，但同时附带了一个条件，即：将来王院村引电时也要允许下沟村顺便将电引进自己村子，而且架设高压电的费用他们不出，全部由王院村负担。

　　王院村反复商量后，同意了下沟村的条件，修路大计终于可以动工了。

　　让陈分新没预料到的是，下沟村的人突然反悔了，他们担心万一路修好了，王院村的人却不拉电了，岂不是把下沟村的人欺骗了吗？于是紧急提出，变先修路为先拉电，等拉好电后再修路。

　　这一来把陈分新一班人难住了。

　　要知道，修路和拉电都是大事，它们的前后顺序哪能说颠倒就颠倒呢！其他不论，所有的钱都已经垫到修路中去了，现在突然要拉电，钱从哪里来？

　　陈分新和他的助手们使出浑身的解数，去说服下沟村的村民们，但是无效。万般无奈，他们只好掉过头来说服本村的村民们，但是本村的村民们同样不干。不仅如此，村子里有些人本来就反对修路和拉电，现在又出现这样一种意外，更惹得他们怨气冲天。

　　那一段时间，陈分新和他的一班人左右为难！

　　但不管多难，修路和拉电的事儿绝不能半途而废。他们冷静地把全村的情况做了个分析，明明修路拉电是好事，为什么還有村民们反对呢？应当说抛除了资金等因素，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少村民的观念还没有跟上来。村里的具体情况是大多数青壮劳力都出外打工了，留在村里的人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年纪偏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机械地讲尊重群众意见，那就将使党支部的决策失去应有的高度和水准。

　　他们迅速把视线转向那些置身于当今社会前沿、能够代表时代进步潮流的村民们——这些人有些在外面当干部，有些做老板，还有些在各行各业中打工。无论他们身处哪种角色，对王院村而言，他们都是见多识广的人，是真正能够把事情说清，把道理想透，因而能够在同等水平层面上与村干部商量事情的人。

　　这年春节，陈分新和他的助手们趁大家回来探亲过年，非常郑重地给他们发去一份份大红请柬，请他们参政议政。

　　于是王院村历史上第一回有了一个像模像样且完全符合现代民主程序的议事方式。结果很简单，两委会的决策顺理成章地得到了支持。村民们迅速掀起了集资拉电的热潮。他们不仅卖掉了家中的猪羊，甚至卖掉了宝贵的耕牛；不仅卖掉了年轻新娘的嫁妆，甚至卖掉了给老年人预制的棺材！在很短的时间内，便集资80万元。

　　王院村两委会紧接着又出台了一项措施，让村民们民主选举资金使用的监督小组。选举中有诸多的规定，这些规定中有一条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不管群众多么信任村干部，都不允许把村干部选举成为监督员和资金管理员。

　　和请村里的能人们来参政议政一样，这同样是一项并不高深也并不复杂的变革，但正是这项简单的变革，使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这句话，在王院村得到了本质上的实现。只有事隔多年后，人们回头看时，才更加清楚地理解到这些措施的意义和作用——从陈分新担任村支书开始，他领着村民们干了许多件费力花钱的大事，这些大事每一件都会造福于很多的人，也注定会得罪很多的人，但是王院村却始终没有一个上访告状的。至今棕溪镇几任镇委领导提起这些事，依然赞不绝口，说这实在不简单。

　　不仅如此，一个更大的意义在于，多少年来，无数志士仁人始终探索着如何在封建意识相当浓厚的中国农村实行民主化进程，却都由于各种条件的不具备而不得不缓行，甚至不得不放弃，而陈分新所带领的王院村两委会却极有针对性也极具操作性地开始了一轮自下而上的民主改革。且莫小看这场改革，如果我们认真对它做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剖析，那么它所具有的潜在价值，它所彰显的进步意义，都将拓展眼下，写进历史！

　　在安装假肢之前，刘忠群总是幻想着一旦装上假肢，就可以行动自由些，进而可以参加劳动了。但是真正装上假肢后她才发现，这和想象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王院村山大坡陡，村民们的房屋全是挨坡傍崖盖起的，陈分新的家同样如此，刘忠群只要跨出大门一步，就面临着一个很高的石台阶。她在这里屡屡跌跤，跌得鼻青脸肿。跌的次数太多，以致她产生出条件反射，每当走到这里，她都本能地做好了摔下去的准备，对她来说，这简直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但她还是咬着牙一次又一次地走向这里。

　　陈分新没当村干部之前，由于有他家里家外地忙碌，许多生活中的困难还没有醒目地凸显出来，自从他担任了村干部，尤其是他不得不出外开会和做事时，刘忠群才发现，生活中怎么有那么多的事情呀。且不说夏收秋收这些难活儿，仅仅是做饭带孩子这些家里的活儿她就拿不下来……无论是喂猪还是晒粮、储粮，无论是培植木耳还是栽养蘑菇，所有这些事情都只是个纲，是个大概轮廓，都必须再细化分解，而细化和分解的结果是每一件似乎很简单的事情都千头万绪，繁杂无边。

　　她拼命做，却永远做不完。做不完她就更努力，越努力肌体就越痛苦，肌体越痛苦她心理压力就越大。这样一种恶性循环，使她无论生理和精神上都倍受煎熬。常常是她汗流浃背地做了一天活儿，还没有来得及松缓一下，却发现还有更多的事情等待着自己。她饥肠辘辘，汗流浃背，整个身子由于痛和累都是颤抖的。偶尔，劳作间歇她抬头抹汗，一眼便看见了院外远远近近的山水，看见了绿树红花和飞掠的鸟雀，看见了那些埋头躬耕的农人和悠闲行走的路人。于是她会情不自禁地停住手，呆呆地望着他们，心中充满了羡慕。

　　看看吧，绿树在一年又一年地抽枝发芽，红花在一季又一季地吐芳绽蕾，自然界不管植物还是动物都自由自在也无拘无束地生长着。阳光迸彩，它们就仰头承接；春雨润淋，它们就顺势吸吮；雷轰电击不能摧其蓬勃，风吹雾拂无法掩其盎然。它们活着，它们健康，这是多么自然的规律，也是多么美好的循环！

　　而只有自己，已经彻底被自然抛弃，已经彻底与美好无缘！越想越心烦，这使她再次陷入到灰暗而绝望的情绪中。

　　阳历6月的一天，正是收麦季节。陈分新从镇上领回来一批农药，准备朝各小组分。这种药是防虫的。此前，刘忠群知道村里有人是吃这种药死的，她特意留了心。

　　她发现陈分新把药放在阁楼上了。

　　陈分新吃过饭很快出了门，刘忠群顺着楼梯爬上阁楼，她把农药拿出来细细地看，发现药都装在盒子里。一盒五粒，颜色是灰的，每粒都有蚕豆大。她很熟悉这种药的药性，知道每一粒能保证450斤的粮食不被虫侵。她手里拿着药，眼皮不眨地看着，似乎总也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小小的一粒药，竟能让那样大一个范围内的粮食不生虫，又为什么能让一个活生生的人变得手脚僵硬。她多少有些犹豫，正犹豫着，院子里的脚步响传上阁楼。

　　陈分新一到家，就本能地四处找她。事后刘忠群回忆，如果陈分新回来不是立即找她，那么无论她还是陈分新的人生篇章就需要重新谱写了。但是万幸，从刘忠群手术后，陈分新就养成了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一回家首先要找她。

　　没有找到，于是陈分新喊叫着她的名字四处搜寻，刘忠群躲在阁楼上一声不吭。

　　陈分新院里院外地喊了一圈，始终无人答应，他怔怔地站着，非常奇怪，随后猛然想到什么，转身跑向堂屋，顺着梯子爬上阁楼。果然，他看见刘忠群在阁楼上站着，手里还拿着什么东西，看见陈分新上来，她本能地把手里拿着的东西往身后缩。

　　陈分新愣愣地看着她，看了好一会儿：“手伸出来。”

　　刘忠群不作声。

　　陈分新一把夺过她手里的农药，才看了第一眼，就将它远远地扔出去，他气得脸色都变了：“你为啥要这样？为啥要这样？为啥？！”

　　刘忠群不知该怎么回答，泪水一个劲儿在她眼眶里打转。好长时间才终于开了口：“我不是今天才决定，我一直在想，我该走的。我早就该走的。”

　　陈分新目瞪口呆。

　　“我早些走，你可以趁着年轻，再找个手脚健全的——”刘忠群说着，泪水禁不住涌出来，“你不要怪我，我也是没办法。我想当个好妻子、好母亲，我想多帮你，可是我做不到。我试了一回又一回，我实在是做不到呀！”

　　她痛哭起来。

　　陈分新也哭了。

　　那天，夫妻两人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陈分新没有说什么宽慰的话，他知道对遭受过大难的妻子来说，所有宽慰的话都意义不大。他只是告诉她，他最清楚她是什么样的人，最知道她是不是个好妻子，是不是个好母亲。除此而外，他告诉她，生活不会那么绝望，生活中有黑天，就一定有白天；有阴天，就一定有晴天。他们前面还有很长很远的路，他们需要一起行走，一起登攀……

　　生命的征程

　　如果让王院村的村民们回忆，刘忠群究竟是哪一天走出院子的，又究竟是哪一天走进地里的，相信没有一个人能说清。

　　一切都不是突然到来的。

　　刘忠群第一次走向院子，只走了一步就再也无法坚持。第一次去喂猪，刚端起盆就摔倒在地。对她来说，从来就没有什么第一次，有的只是无数次。她是在无数次的失败当中，用血和汗的付出最终站立起来的。

　　村民们能够知道的只是：装上假肢半年以后，她能够独自做家务和独自带孩子了。

　　再后来，她能够独自干一些难度不大的农活儿了。

　　再后来，她开始上坡，开始走进庄稼地了。

　　一走进地里，她就急不可耐地开始锄草务烟。有人问她为什么这样急，她回答得诚实而坦白：“要还钱呀！人家好心把钱借给我们，总不能拖着人家的不还！”

　　1992年秋天，陈分新担任村主任近一年了，这是他带领全体村民努力苦干的一年，也是王院村各项工作大见成效的一年，同时还是他对农村基层工作产生深刻体会的一年。他发现当个农村基层干部真难。

　　以计划生育为例，国家不严格控制绝对不行，但是具体到每一个家庭，尤其是深山区里的农民家庭，如果没有男孩子，就等于没有劳动力，他们的生活受到影響是肯定的。农村基层干部夹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左右为难，他们处于一种哪头说哪头有理，怎么做怎么不好的尴尬境地。

　　而更难的是他有一个特殊的家庭。在这个家庭里，本来应当被他照顾的妻子却偏偏照顾着他，这使陈分新内心始终有一种深切的不安。

　　有一回陈分新出外开会，偏偏天气大旱，全村闹起了水荒。家里有劳力的可以派人去几公里外寻找山泉挑水，刘忠群不行——强挨了几天后，家里连做饭的水都没有了。刘忠群只好顿顿都烤红薯吃，吃到最后，大女儿还能理解，小女儿天天哭闹着要吃别的，刘忠群无计可施，只能陪着小女儿掉泪。

　　那一回陈分新在外地待了十多天，回家后他依照惯例抓紧吃饭，想尽早去地里干活儿，当他抓起红薯吃时，发现红薯压根儿就没有洗过，上面满沾着泥巴。他很奇怪，问刘忠群，刘忠群却什么都不说。后来小女儿吃饭时死活不吃红薯，闹着要吃其他，他这才恍然有所悟。在他的一再追问下，妻子和女儿这十多天的生活状态终于被一点一滴地勾勒还原，当这一切都搞清楚后，整整一天他都沉默无言。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它们由量而质、越来越重地积压在陈分新心头。经过反复思考，陈分新下了决心，他找到镇党委，提出按原先说好的协议，一年期满卸职。

　　镇党委答复说：卸职可以，不过不能影响全村的工作。你找个人来接替你，起码他要能把你干了一半的事情担起来接着朝下干。

　　一句话就把陈分新说傻了。

　　只有他最清楚，无论修路还是拉电，无论发展村域经济还是调整产业结构，都绝不是一件简单事，那里面有太多的曲折和困难。从他接手村委会主任以后，他便心无旁骛地把这些事情尽快尽好地朝纵深推进，鼓舞他奋勇向前的是义务和责任，但是当他醒过神儿来准备撤退时，才发现他已经深深地陷了进去，根本拔不出脚。

　　问题还不仅于此，两个月后——当他归纳好各种理由，准备再次找镇党委书记谈卸职问题时，却在支委会上以高票当选为党支部书记。

　　在农村，党支部书记是最高权力执掌者，能够高票当选都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只是陈分新高票当选支部书记后，心里沉甸甸的。

　　晚上，夫妻俩久久不能入睡。

　　陈分新问刘忠群：“你想不想让我干？”

　　刘忠群回答得明确而干脆：“不想。”

　　转过来刘忠群问陈分新：“你自己呢？你是不是想干？”

　　陈分新说：“我说不清。我很矛盾。”

　　他确实说不清，确实很矛盾。一方面，他是个有抱负的热血男儿，他很清楚王院村落后的原因在哪里，也清楚改变落后的办法在哪里。在这一点上，他雄心勃勃，有识有胆，甚至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气魄。但另一方面，刘忠群是这样一种情况，作为丈夫，他不能只顾自己，他必须承担照顾妻子的责任。

　　那一段时间，他左右为难。

　　同样左右为难还有刘忠群。上上下下都有人找她做工作，她想反对，可是不能拂大家的情。她想赞成，可是赞成了以后家里怎么办呀？

　　就在他们左右为难的时候，棕溪镇党委已经做出了批复，任命陈分新为王院村新一届党支部书记。

　　提起这一段往事，当年的镇党委书记赵颜龙说：“坚决选他当村干部，是为了对王院村负责。但是说心里话，他究竟怎么样当好村干部，包括我们究竟应当怎么样去帮助他的家庭，我们也很困惑。他当村干部就得做事，就得常出外开会，这个问题确实难办。应当说一直到现在，我都在反思自己。站在我们的角度，让他当村干部不能说有错，我们要对王院村一千多口人负责，所以一定要选拔品质最好、能力最强的人来领头。但是站在他家庭的角度，我们就觉得有愧。我们不仅有负于他，尤其有负于他的媳妇。他媳妇难啊，这种难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

　　从陈分新担任村主任开始，每天都有人到家里来找他说事，刘忠群也就每天都要做饭烧水地待客。山里人有待客的传统，这传统不是用贫穷或者其他什么借口能够推卸的。在很大意义上，这是你能够不能够广结人缘，甚至能够不能够在村里站脚立身的重要风俗。

　　刘忠群把家里的鸡蛋拿出来，把家里熏的腊肉拿出来，把自己酿的拐枣酒拿出来。为了让其他人吃好，她宁愿自己吃差，为了让其他人吃饱，她宁愿自己饿着，一年到头，她不仅从不吃肉，而且连鸡蛋都不吃。

　　刘忠群的父母劝女儿：“你不要这样，在所有的人里面，你自己是最需要营养的。”但是劝来劝去，却总也不奏效。他们的女儿就是这样一种人，如果她自己吃好的用好的，让丈夫和女儿去作难，那她就不是刘忠群了。

　　刘忠群从不插足村里的公事，但她经常听见陈分新和来人们商量公事。就是这偶尔的旁听已经让她深深地感受到，当个村干部太难了。陈分新每次出外开会就注定是接受着一项新任务。而每实施一项新任务，就注定面临着许多新困难。这些困难通过陈分新和来人围在火灶旁的你言我语，一点一滴地灌输给了她，任务之多，困难之大，时常让她产生着一种根本无法实现的担忧。

　　王院村开始产业结构调整后，党支部引导村民们实行烤烟种植和加工的新技术。烤烟栽植前，首先要育苗，育好苗子后，又要从薄膜地里把苗子起出來移栽到地里。这本身已经很烦琐了，偏偏烟苗被移栽到地里之前，必须把地提前整好。王院村坡陡石头多，整地的一个基本要求是把石头一块块地清理掉。

　　这些活儿，是一个四肢健全的青壮劳力都感到吃力的。但是刘忠群做到了。她无法一块一块地搬运石头，于是挎只篮子，将石头一块一块地先捡进篮里，之后一篮一篮地挪往路边，再倒进沟里。

　　为了提高烟叶产量和提高烟叶等级，每次镇上和县上派下来的烤烟技术员到村子讲课，刘忠群总是用心听讲，还专门请技术员到地里手把手地教她。烘烤烟叶是个苦活儿，要在烤炉旁守护8天8夜。几乎在所有家庭里，这种体力加技术的活儿都是男人们干的，但是刘忠群却摸索着自己干——起初烘烤烟叶对她来说难于登天，把她折磨得疲惫万端，但是几年以后，她不仅完全掌握了烟叶的烘烤技术，而且成为家中烘烤烟叶的第一主力。每年只要烟叶一进炉子，她就自觉地把所有的活儿全部揽给自己！

　　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已经越来越融入到人们正常的劳动和生活状态中。每天天刚亮，她就起身给孩子和丈夫做饭，她要打扫和整理家务，要把手头能做的零碎农活做在前面。当女儿吃过饭背上书包去上学，她就开始了正式的田间劳动。她点木耳、育烟苗、挖树根、割麦子、掰苞谷、掐烟叶，可以说没有什么事情她不去干，也没有什么事情是她干不了的。她日出即作，日落却不息，她省吃俭用，寸缕必惜，栉风沐雨，夜以继日，汗流如注，废寝忘食——所有这些形容词用在她身上都只有未及，丝毫不过。这会儿，她已经完全摆脱了病魔带给她的绝望和消极，她比患病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身手更有力，动作更灵活，信仰更纯粹，精神更蓬勃。

　　再一次辞职

　　我去王院村采访，没有任何机构动员和委派，完全出于个人的自觉和自愿。

　　采访中，我就住在陈分新家，经常很随意地在坡上坡下乱转，转的过程中碰见人，就即兴攀谈。

　　王院村五组71岁的村民李春辉，是攀谈中引起我巨大兴趣的一位。

　　那天，我和他是从漫无边际的聊天渐渐进入正题的。聊天中，我发现他不仅思维活跃，逻辑严密，而且具有相当高的政治觉悟。聊天时，他突然冒出一句话：“我觉得农民的日子真正好过起来，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谈到王院村这些年的变化，李春辉说：“陈分新是历届领导班子中工作成绩最大的。无论修路、拉电、引水，还是搞产业结构调整，他干的全是大事情，也全是难事情。要说现在的基层干部，难呀。不管修路、拉电，还是引水，这都是给农民办好事，可是农民不管你这些，你让他把厕所和猪圈挪个地方，他就要求你补偿，不补偿他就坚决不挪。可是你给他补偿，其他人就眼红了，明明挨不上补偿边儿的，也硬找出理由让你补偿，这就让你补偿也不是，不补偿也不是。”

　　“我记得那些年村里鼓励大家种植烟叶，种烟叶能增加大家的收入，是好事吧。可是好事不一定好办！尤其是刚起步的时候，需要农药、化肥、薄膜。可是大家根本不相信这件事能做成，怎么办？只好干部先用自己的房子做抵押，贷款先购买。你不是说发展烟叶能赚钱吗？那你先做出个样子让我们看看。你想想，哪个人是神仙，哪个人能把身前身后的世事预测得那么准确？所以干部们是把自己当成赌品押在赌台上了呀！”

　　“为了鼓励大家种植烟叶的积极性，村干部不光带头，不光说服动员，而且从下烟秧子，到烟苗子的管理，到喷虫灭害，到成熟采收，可以说每一个过程都专程去请技术员来示范和培训，免得有人出错造成损失，到头来还骂天骂地，说什么干部欺骗了他，国家亏损了他。连化肥农药都请技术员核定准确了，一天不误地帮大家组织到家门口来，而且教会大家怎么兑水，兑多少比例，还教他们怎样喷洒才均匀，怎样管理才不出问题。这还不是全部，为了保护村民们的利益，每次卖烤烟，村干部都先不卖自家的，盯在现场先卖村民们的。按理说这是做好事吧，就这还有人骂。卖三等的时候骂，因为觉得可以卖二等。你帮他卖二等了，他就觉得应当卖一等。真正你帮他卖成一等了，还骂，骂你没有帮他卖特等。有时候想想，思想教育确实是个不能放松的大事情，人心没底呀。”

　　“当干部难，难上加难的是陈分新，因为他媳妇截了肢。农民么，就要靠地里劳动来生活，陈分新当干部不能不管事，他管大家的事不能不耽误小家的事，他耽误的事都堆到哪个头上了？现在事情都过去了，看着都容易了，可是想想当初，他是怎么过来的？他媳妇是怎么过来的？那些年她受了多少难，受了多少委屈呀。”

　　李春辉说刘忠群受了委屈，是有原因的。

　　1994年春节前，经过千难万难，电终于接通了。由于资金少，全村只安装了一台变压器，偏偏节日前夕，家家户户都焦急地在测试电器是否能使用，导致变压器负荷过大被烧坏，一些村民们并不了解其中的原因，他们很愤怒：这样的拉电对他们有什么意义？于是群聚众闹事，提着棍棒直接冲进了陈分新家里。他们质问：花了几十万元钱，这拉的是个什么电？当场要求退钱。还有一些人虽然没有冲到陈分新家里，但也蹿在村头坡脚乱骂，认为陈分新欺骗了他们。

　　那天是年三十，刘忠群领着两个女儿做好了饭，望眼欲穿地等待着陈分新回来团聚，左等右等不见人，好容易等到他进门来，还没坐下端碗，呼啦啦又冲进来一群闹事的，连骂带威胁，弄得全家人晚上都没吃一口东西。

　　整整一夜，陈分新一句话不说，呆坐在屋子里抽烟。看着他作难的样子，刘忠群心里太难受了。只有她最清楚，丈夫当支书到底图了些什么？他们全家跟着他又付出了些什么？如果可能，她恨不得把这些闹事的人拦住，当着他们的面把自己的委屈喊叫出来。

　　可是不能啊。

　　那天晚上，刘忠群头一次和陈分新发生了争吵，她要求他立即辞职，要求他安安生生在家过日子。陈分新一声不响，只是叹气，叹得没完没了。

　　第二天天刚亮，陈分新又出门了，他是找村干部们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村干部们紧急凑了些钱，钱不够，陈分新和李光明又以私人名义向各小组长借，之后急急赶往县城，当天购买了新的变压器，请工人们抓紧来安装。

　　电灯终于在春节这天燃亮了，村民们的情绪由愤怒轉为欣喜。晚上，陈分新站在高高的坡头，面对着大山深处盈耳不绝的鞭炮和闪烁耀眼的电灯，忍不住泪水长流。

　　那天晚上流泪的不只他一个，还有村长李光明，还有文书徐平……还有刘忠群。

　　事隔多年之后，徐平告诉我：当时千方百计凑起来的一万多块钱，其他人的都陆陆续续还清了，只有两个人的始终没有还，一个是支部书记陈分新，一个是村主任李光明。

　　李春辉曾经这样对村民说过：陈分新和李光明是村干部，可村干部也是人，也要过日子呀。这么多年过去了，至今没有把钱还给他们，如果大家都来计较一下，把利息全算上，该还他们多少呢？

　　随着时间不断朝前走，陈分新的成绩越来越突出，名气越来越响亮，工作越来越顺心。如果说他内心深处有一块地方始终让他不安，那就是他的妻子。

　　刚开始当村干部的时候，陈分新曾经有过一个天真的想法，他尽量不出外，实在需要出外，他就快去快回。但是真正当上村干部后，他发现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修路拉电最紧张的日子里，陈分新和李光明等村干部日夜守在工地上。阴历六月，农活特别忙，加上两个女儿要吃饭上学，里里外外的事情全落在刘忠群一个人身上了。有一天，她在地里收烟叶，那天骄阳似火，热浪灼人，衣服全湿得粘在身上，连头发都湿成一绺绺的。在这样一种紧张的劳作中，刘忠群丝毫没有注意到假肢的螺丝已经松动了。

　　暴雨是突然降临的。当天空中滚动的雷声和呼啸的狂风终于将刘忠群惊醒时，她才意识到应当回家了。也就在这时，她发现假肢上的螺丝掉了。她意识到问题的严重，连滚带爬地翻动着烟杆和泥土，却怎么都找不到丢了的螺丝。没过多长时间，暴雨就无情地下来了，是酷暑里特有的大暴雨，雨点泼向地面的时候，形成的根本不是什么雨丝，而是雨鞭和雨柱。那种狂暴和凶猛的抽打，让刘忠群透不过气来。

　　刘忠群干活的坡地就在自家房后的山坡上，如果算垂直距离，至多不过100米。用她自己的话说，“要是一看见天变了，马上就回家，爬也能爬回去。”但是那天的雨实在是太大了。整个山坡一片哗哗的水流，所有的泥土砂石都随着水流朝下奔涌，到处一片水湿也一片泥泞。刘忠群试着爬了几下，马上明白，雨下到这种程度，她就是爬都无法爬回去了！

　　无计可施的刘忠群只好停住所有的努力，呆呆地坐在地上，任凭雨水浇淋。那一霎间，雷电交加，树摧草折，石崩崖陷，仿佛人世间所有的苦难都化为惊心动魄的雷雨，朝刘忠群无情地泼打——半个小时后，当陈分新气喘吁吁地跑上来找到她时，一眼看见刘忠群正蜷缩在地里，浑身瑟瑟发抖……

　　陈分新当时就流下泪来。多少年后，当我在王院村采访刘忠群，她回忆起这些事情，说：“那几年我的日子可以说连牲口都不如。牲口看见雨来了还能躲，我连躲都没法躲！”

　　说这句话的时候，她的表情相当平静，甚至还苦涩地笑了笑，可是我分明看见她眼里湿漉漉的。

　　刘忠群在暴雨中无法回家可以看作是一个催化剂，这让陈分新又开始可考虑，在工作和家庭这两者间，他到底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1999年麦收前夕，王院村6组村民邱德平在河南灵宝打工挖金矿，塌方将他砸埋。幸亏解救得快，人活着出来，但是腰部神经断了。

　　接下来的事情很复杂，除了住院治疗这些常规事情外，如何索取赔偿也是一大难题。

　　邱德平已经伤残，无力为自己争取应有的权益。他有两个兄弟，一个智力弱，另一个在外地打工时因为打架把耳膜打坏，变成了聋子。邱德平的家属没有办法，只好跑来找陈分新，请他去河南处理问题。

　　那天陈分新正在豌豆地里收豌豆，听到消息后，他非常吃惊。想了想，他安慰邱德平的家属不要着急，并答应他们一定尽快赶去。

　　他话说得痛快，心里却非常为难。正是收麦季节，家里的七八亩小麦已经黄了，刘忠群正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开镰。对农民来说，这是耽误不得的大事情！

　　但是解救邱德平同样如箭在弦。陈分新当天就启程去了河南，临走前，他考虑到事情的复杂程度，专门叮嘱刘忠群，万一他不能很快回来，希望刘忠群慢慢干。他特意强调：麦子虽然重要，人更重要。万一耽误了收麦子，想开些，不要心疼！

　　到灵宝后，事情果然很麻烦，为了争取赔偿，陈分新不仅以村支书的身份和对方谈判，而且还专门聘请了律师，请律师从法律的角度帮助他。

　　最终邱德平获得了7万元赔付。9天后，当陈分新用担架将邱德平抬回王院村安排妥帖后，第一件事就是朝家跑。到家一看，刘忠群不在，转身又朝坡上跑。

　　眼前的情景让他傻了眼。

　　上一次陈分新看见的是妻子被动地任凭暴雨浇淋，这一回则完全不同——刘忠群正挥动着镰刀，一下一下地割麦，只是她割麦的方式与所有人都不同，她只能坐在地上或者单膝跪地，每割一镰，就朝前挪动一点儿。她的裤管已经磨破，可以看见渗血，她的衣襟已经湿透，浑身宛若泥人，但她全无感觉，只是一个劲儿埋头猛做。那是一种咬牙切齿的拼搏，那一霎间，陈分新整个儿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如果说暴雨中无助挨淋的妻子让他心痛和心酸，那么阳光下沥血拼搏的妻子却让他在心痛心酸之余，还增添了一股深彻至骨的愧疚。

　　陈分新那回流泪了没有？没有人知道，能够知道的只是，不久他就向镇党委正式递交了辞职报告。

　　那时棕溪镇党委书记已经是刘启刚了。陈分新拿着报告找到刘启刚，刚说了个开头，刘启刚就生气地直摆手，说：“最困难的时候你都扛过来了，现在辞什么职？快到享受成果的时候了，你辞什么职？不许！”

　　一把将陈分新的报告撕碎，扔出窗外。

　　从1992年至今，陈分新曾经多次请求辞职，却始终未能卸去肩上的重担。

　　直到今天，陈分新仍然坚持认为，他辞掉职务的最佳时间是2001年。排除掉刘忠群的因素，那时候大女儿初中即将毕业，面临着中考，他很想出外打工赚些钱，以供女儿上学。当时不管考上哪个学校，费用都会很高。偏偏那一段时间中，由于连续多年各项工作都走在前列，王院村已经成为安康市乃至更大一个范围内的标杆和模范了，2001年7月，旬阳县委做出了向陈分新学习的决定，9月，安康市委做出了向陈分新学习的决定，再下来，2002年，他被评为省级劳模，又当上了十六大代表，2003年，又被评为全国农村基层干部十大新闻人物，其后接二连三地涌来各种荣誉和头衔，他越来越无法脱身了。

　　2006年，王院村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陈分新反复思考，觉得王院村的发展处在一个相对平稳的阶段，于是在党支部换届时又一次找到镇党委提出辞职。这一回他不仅是出于对家庭的考虑，而且认为把更年轻一些的干部提上来执掌大事，对王院村持续稳定的发展是有好处。镇党委认真听取了他的想法，同样很认真地回答他说：你现在的身份不同，你的事情我们根本管不了，你最好直接去找县委组织部或者市委组织部。

　　做好事是值得的

　　生活中不乏一种现象：当一个人做出成绩时，他身边的人往往没有什么感觉，倒是那些距离很远、不认识或者不熟悉他的人更能够捕捉和发现。之所以如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时间和过程会消解所有令我们震撼的一切。正因为如此，我在王院村采访的整个过程中，所有提到陈分新和刘忠群的人，竟没有一个不由衷地对他感到敬佩的，这令我尤其惊讶。

　　王隆生。王院村三组人。1936年出生。

　　王隆生原来在王院村小学当民办教师，以后又在旬阳县武王乡工作，1999年，他在旬阳县棕溪镇纪委的岗位上退休，退休后回到王院村。

　　王隆生的家居住在半山坡，门前种满了花草，每逢春天到来，万千色彩和阵阵馨香也就同时来到了他家。站在家门口望去，脚下是一条深达数十米的大沟壑，隔着沟壑可以望见对面散居着的人家。同是一个村，从沟这边走到沟那边，需要一个钟头，如果朝远处人家走，得走一整天。

　　也许是多年搞纪检工作总是得罪人，也许是年纪大了想让自己过一种安静的生活，王隆生从原单位退休回家后，给自己定了个纪律，叫作“五不”，这“五不”的内容是：可发可不发的言不发，可表态可不表态的事情不表态，不干扰不介入村支部和村委会的工作，不做坏事多做好事。

　　最初，这“五不”坚持得很好，他处事温和，待人随和，做事谦和，所以村子里尽管时有人事波澜，但与他无关。由于年龄和资历的关系，他在村子里很有威信。

　　陈分新领着大伙儿修路的时候，遇到了许多难处。有些难处他听说了，但知道得不具体，有些难处则直接在他身边发生着。比如修路的推土机稍微碰了一下谁家的地畔，这家人马上不干了，闹着要求补偿。再比如有人出工不出力，明明半天就可以做完的事情，非要磨成一天，并且死活要按全天的劳动量来支付报酬。起初他对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却绝对不说。后来事情越来越难办，眼看着陈分新和他那一班干部们没黑没明地被缠在工地，他终于忍不住了，他利用长辈的身份把全組的村民召集起来开了个会。

　　会上他说：“从前我给自己定的规矩是‘五不，现在看来不对，不能‘五不，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不‘五不了！”

　　他质问那些处处设卡刁难的人：“修路到底对谁有好处？你们这样刁难来刁难去，是什么道理？有什么理由？”

　　针对田地上的纠纷，他说：“你们把事情搞清楚，土地是承包给你们了，可是土地所有权是谁的？你把它当成你自己的私有财产来索要赔偿，太过分了！”

　　1994年大年三十晚上，由于电灯未亮，好多人在田头地畔乱骂，王隆生一字一句全听见了。他听见有人埋怨：“通电通电，通了个火炭！”听见有人骂：“灯亮不了，我就把你村干部的脑壳砍下来当灯点！”听见有些人不怀好意地鼓动别人说：“让他们赔钱！他们不让灯亮，我们就让他们日子不得过！”……起初，他克制着自己，一言不发，后来实在忍不住了，他干脆跑到学校的山梁上，也扯着嗓子乱吼：“骂人的都听好，你们是瞎了眼还是瞎了心？干部都辛苦成啥样子了，你们还不理解，你们都把手放在胸口上想一想，还有没有良心？还讲不讲道德？”

　　一气骂了个痛快。

　　王隆生为什么这样坚决地支持村班子？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因为感动。

　　为谁感动？为陈分新，为李光明，为村子里其他干部和党员们。但是最让他感动的却是既非村干部也非党员的刘忠群。

　　王隆生告诉我，小时候他教过刘忠群，刘忠群从小就是个好学生，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成绩始终稳稳的。她做事努力，做人淳朴，从不多事。

　　王隆生说，现在刘忠群不仅持家，不仅参加劳动，而且她每年个人创造的经济收入已经超过了村里许多男人，这本身已经是奇迹了，如果再把她是残疾人这一条加上，那就是奇迹中的奇迹。

　　有一回刘忠群在路边地里打胡圾，王隆生从旁边经过，看见他，刘忠群笑着问候：“王老师你去哪里呀？”

　　王隆生回答了，反问她：“分新呢？”

　　“去镇上开会了。”

　　王隆生站定脚，一边看着刘忠群劳动，一边鼓励说：“分新是支书，为大家来回奔波，你要支持好他呀！”

　　刘忠群笑了笑，什么都没有说。

　　王隆生转身走开，偶然回头，看见刘忠群跛着一条腿，异常艰难也异常顽强地继续埋头做农活儿，他心里突然很有几分感慨，也很想再说几句话，可一时又不知该说些什么。

　　刘忠群发现了：“王老师你有事？”

　　王隆生急忙摆手：“没有。”转身又走，没走几步，却再次驻足，思索片刻，他说，“忠群，我要对你说，你干活慢着些。我看得出来，你太不容易了！你把分新所有的家务，包括他的痛苦和艰难都承担在自己身上了——”

　　刘忠群脸红了，很不好意思地说：“王老师你夸奖我呢。”

　　王隆生摇摇头：“不是夸奖，是你把事情做到了这个程度。如果不是你支持，陈分新再有天大的本事也干不到这个地步，他做出的成绩有多大，你的支持就有多大。你实实在在是了不起呀。”

　　刘忠群脸更红了：“王老师看你说的，我哪有那么了不起，我是你的学生——”

　　王隆生想说什么，却一句也说不出，怔了半晌，他再次开口了，这一回他的声音竟有些颤抖。他说：“忠群你说得不错，你是我的学生——我王隆生有你这样的学生，不说骄傲，不说自豪，我王隆生是荣幸呀。”

　　一句话把刘忠群说怔了，她看着他，眼里突然就涌出泪来……

　　另一位当过陈分新和刘忠群小学老师的人叫徐郧福。

　　徐郧福在王院村当教师长达30年，他不仅眼看着陈分新和刘忠群长大，而且眼看着他们承受的磨难，更看着他们在生活中相互搀扶着前进。所有这一切，都使他内心无法平静。

　　王院村通向山外的道路修通以后，坡田经常有砂石泥块朝路面滚落，尤其是一下雨，淤漫的就更凶，这就要求大家自觉地管好自家的坡田——陈分新家也有紧傍道路的耕田，而且耕田的坡度很大，每隔一段时间，耕地里的砂石泥土照例要朝低处淤漫，但是陈分新家坡田下面的道路却总是干干净净的。徐郧福心里清楚，之所以这样，归功于刘忠群的努力。每当泥土快要溢漫到路边时，她总是一篮子一篮子地把这些泥土往坡里面端倒。在徐郧福看来，用这样的方法来阻止泥土的溢漫实在太难了，简直可以认为是蚂蚁搬山，可是刘忠群硬是用这小而又小的篮子，将这个连健康人都难以制服的难题生生地制服了！

　　有一天下暴雨，泥水从陈分新家房后的土坡流下来，朝后山墙不断淤积，如果不抓紧清理，已经泡湿的后山墙就会倒塌。恰巧那几天陈分新又出外开会，刘忠群只好手挎篮子，提着泥水往沟里倒。开始她还披着一块塑料布挡雨，随着危情的加重，也由于塑料布碍手碍脚，她干脆甩掉它，浑身透湿地冒雨苦做。

　　那天徐郧福去找陈分新，偶然碰见了这一幕，当时他就被惊呆了。尽管他也是山里长大的，尽管他从小也吃过很多苦，但是面对这样一种场景，他仍然感到震撼。刘忠群满身泥水，来回奔波，那一刻，徐郧福根本无法分清她脸上流淌的究竟是些什么？是汗水还是雨水？他只看见暴雨中有一个咬牙奋力干活的身影，这个身影是那樣柔弱，动作也那么瘸跛，她的腿制约着她，使她每走一步都咯吱作响，格外艰难，可是这丝毫没有磨销她的决心。她嘴里咬着头发，眼里噙着泪花，气喘吁吁，一步一挪，那种一往无前的气势和壮士断腕的奋勇，令人一望而不能不肃穆，不能不庄严。

　　徐郧福说：“什么叫感天动地呀，就是那一瞬间。”

　　2001年春节前，陈分新担任村干部整整10年了。按照惯例，徐郧福在除夕前照例要找他汇报一下学校全年的工作，同时也要和他商量一下来年学校工作的预想。

　　腊月二十九日一大早，徐郧福简单吃了几口饭就去找陈分新，进到屋子，才发现屋子里挤满了人。有几位困难户、几位村民、几位干部都坐在堂屋里和陈分新说事，徐郧福不便干扰，转身走进灶房，一边蹲下身子围着火塘等候，一边和正在灶房里忙碌的刘忠群聊天。

　　他问刘忠群年货准备得怎么样了。

　　刘忠群没有应声。

　　徐郧福又问。

　　刘忠群这才告诉徐郧福：家里啥都没来得及准备呢。本来计划今天好好准备一下，谁知一大早来了这么多人，她正不知该怎么办呢。

　　徐郧福再没有说什么，他知道自己问也是白问，问了也没法解决。

　　一直等到其他人都走了，徐郧福才抓紧时间和陈分新谈了学校的工作。没等谈完，却又涌来几个人，他只好草草结束谈话，之后回家，守着自己家的火塘继续烤火，脑子里却总是浮现着陈分新家的情景：大伙儿在堂屋里各自诉说着自己的事情，有高兴的，有振奋的，有痛苦的，有冤屈的。而与此相对应的是，灶房里站着不知该怎么办才好的刘忠群。外面到处可以听见高一声低一声的鞭炮响，可是她家这个年却根本无法过安生。对没黑没明辛苦了一年的刘忠群来说，是多么盼望着一家人能够暖融融也乐呵呵地过一个春节啊。

　　想来想去，徐郧福心里竟泛出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酸楚。

　　他回想起陈分新自当上干部后，栉风沐雨，四处奔波，为改变王院村的贫困面貌尽心竭力，而刘忠群则深一脚浅一脚地日夜辛劳，为支撑整个家庭忍辱负重。这些年来，王院村的变化有目共睹也有口皆碑，可有谁会想到他们夫妇为这些受了多少难，吃了多少苦呵……越想越激动，也越想越不安，正好有村民来找他写迎春对联，他心里突然一动，何不为陈分新和刘忠群也写上一副呢？

　　主意一定，他立即请来人帮他也买两份对联纸。对联纸送来后，他饱蘸笔墨，一挥而就。

　　第一副是送给陈分新的：

　　十年磨一剑为村民谋幸福

　　一心接一客迎小康到王院

　　横批：我们书记

　　当地的风俗是，前门对联是表示送给男人家的，后门的对联是送给女人家的。徐郧福写好了给陈分新的对联，又趁热打铁，写下了第二副。

　　叫丈夫回家来愁解忧散

　　让儿女上学去知书达理

　　横批：贤妻良母

　　对联写好后，徐郧福让女儿专程为陈分新家送去。由于时间有限，徐郧福对这两副对联始终不满意，觉得没有把自己的感受和情绪更好地表达出来，他对许多人说，对联不够对仗，文辞也不精美，只能说这是一片心意。又专门声明，对联不代表他一个人，是代表大家的。

　　徐郧福说，我就是想用这种形式，来表达全村人对陈分新和刘忠群的尊敬，让他们心里感到温暖，让他们明白，他們做下好事是值得的，是有人记得的！

　　无尽的思索

　　我在王院村住了五天，五天中我目睹着刘忠群忙前忙后，从没有闲下片刻。我发现她根本没有意识到她已经映入了我的视线，已经成为我这次采访中一名不可或缺的女主角，她从不参与我们的任何活动，只是默默地为我们做饭和烧水，当我面对她的忙碌时，内心里总有一种无法言喻的不安。

　　即将离开王院村时，我提出一定要采访刘忠群。

　　刘忠群不善言辞，她总觉得，面对我们这些从大城市大机关里来的人，她说的话都是很可笑、很没有水平的，因此本能地不愿意被采访。她是在陈分新的说服和动员下，才终于同意接受采访的。

　　采访在陈分新家屋后地畔进行。

　　那是三月底一个晴好的天气，花香遍野，阳光和煦，如果静下心来细细倾听，可以听见蜜蜂在花丛里振翅的嗡响。所有这一切，给人的感觉都温馨而明媚。

　　但是我很快发现，所有温馨明媚的感觉仅属于我个人，而且这是一种很奢侈的感觉，对刘忠群来说，她暂时还顾不上去感受这些。即使是面对面地坐着说话，她手里也仍然拿着青棡棒子，一边回答我的问题一边朝棒子里灌塞木耳菌种。

　　我突然想起大伙儿不止一次劝慰她的话：你为什么要这样拼着命干活儿？可以慢着点儿嘛！

　　她回答说：不能慢，要抓紧还钱。我们借了人家那么多钱，总不能欠着不还。

　　其实，生活中有不少人都曾经向别人借过钱，生活中也有不少人都欠着别人的情，可是他们却心安理得地并不觉得必须偿还，甚至并不觉得应当表示感谢。刘忠群这短短的一句回答，表现出来了多少值得我们尊敬的内涵！

　　刘忠群对生活从来没有什么过高的奢望，还是在结婚之初，她就对陈分新说：家里的大事都由你管，小事我来负责，我没有别的想法，就想做一个贤妻良母。在最困难也最痛苦的日子里，她无法承受病痛的煎熬，一心盼望去死，可是最终她还是挺过来了。她不止一次地流着泪说：我死太容易了！可是我死了女儿和丈夫造孽呀！他们怎么办呢？在她心里，一个为人妻为人母者不仅要付出，而且要承担。正是这种信念，使得陈分新在诸多鼓励她的话中，有一句是分量最重的。陈分新对她说：“你一定要活下去！你现在不是为你自己活！你是个母亲，你身上担的有责任呀。”——和其他所有劝说相比，陈分新这句话是用最平和的方式说出来的，但正是这样一句缓缓而出的话，却是最有力量的，它使刘忠群不再倔强，不再哭闹，继而用一种不可思议的承受默默地顺从着丈夫为她所做出的一切安排。

　　在采访陈分新和刘忠群的整个过程中，有一些细小而微妙的内容始终感动着我。

　　陈分新告诉我：“当初提出结婚的事情后，她父母不大同意，他们希望把女儿托付给一个经济条件好一些的人，所以劝她要现实地考虑问题。但是刘忠群态度非常坚决，她说：“儿好不在牙田地，女好不在嫁妆衣，坚决要嫁给我。”

　　他说：“应当感谢刘忠群，在那样一种贫困的条件下，给了我生存的希望。”

　　请注意，他说的不是生活的希望，是生存的希望。

　　棕溪镇人大主席赵德义告诉我，陈分新在担任村主任和村支书期间，不止一次地想辞职。1996年底，旬阳县搞撤区并乡，由棕溪乡（那时不称镇，称乡）负责对全乡的村干部进行考核。考核也到了王院，一天晚上大家在一起开会，由陈分新发言。他先谈工作，谈完工作后又谈到他想退下来，他请镇上的领导们能够理解，他确实没有那么大的精力搞好工作，家庭不允许。

　　赵德义说：“那天陈分新说得很实在。他是流着泪说的。”

　　还有徐郧福，那年春节他为陈分新和刘忠群写过对联之后，发现陈分新门上并没有贴出来，于是问陈分新为什么不贴，陈分新说：不为别的，这份对子太珍贵了，我要把它保存下来。又夸赞徐郧福给刘忠群的那副对联写得好，说：“我走到今天，心里别的没有啥，就是觉得对不起刘忠群，这些年她受罪太大了。”

　　徐郧福告诉我，说这些话的时候，陈分新眼里是含泪的。

　　我在王院村采访的最后一天晚上，是与徐郧福攀谈并在他家吃饭。徐郧福十分热情，拿出家中自制的拐枣酒，又特意把陈分新叫来。饭间我对陈分新说：“你是十六大代表，也是连续几届的全国人大代表，是省级劳模，身上有了许多光环。现在别人都在写你，但是我想写一下你的妻子。”

　　他静静地望着我，没有作声。

　　我说：“如果我不突出你而是突出你的妻子，你怎么想？”

　　陈分新没有说话，还是直直地看着我，随后端起酒杯，默默地和我碰了一下。

　　那一霎间，我看见他眼里湿漉漉的。

　　作为丈夫，陈分新在刘忠群陷入绝境的时候表现出一名男子汉最大的勇气和最大的责任心，那时候，不仅仅是外人，甚至连亲人都表示出了对刘忠群治病的灰心，他却仍然不屈不挠地继续坚持。那不是一般的坚持，是冒着倾家荡产的风险，是把自己今后全部生活和全部幸福统统透支出去而做的坚持，这种坚持可以称作破釜沉舟，可以称作义无反顾，它需要的勇气绝对不是一般的。如果不是对刘忠群有真挚而深厚的感情，如果不是一个人有纯正而忘我的品质，是绝对不可能做这种坚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丈夫，陈分新合格而称职。

　　但是无论什么时候，陈分新都始终觉得自己对不起妻子，始终觉得让妻子跟着自己受了累，以致每当提到妻子的时候，他都由不得潸然泪下，几度哽咽。

　　再看刘忠群。

　　刘忠群这样告诉我：“在早，刚结婚的时候，他说他要努力当一个好丈夫，这算是给我的一个承诺吧。回过头看，他兑现了自己的诺言。这太不容易了，诺言只是一句话，兑现要一辈子呀。”

　　“他良心好。尽到了一个好丈夫的本分。要是没有他的鼓励，我肯定活不到今天。所以我就想，我一定要当个好妻子、好母亲，这算是一个心愿，也算是我对他的弥补。为了这个弥补，我吃多大的苦，受多大的罪，都心甘情愿。”

　　“他当过兵，说话和认识问题都比我水平高，我除了看病去过一些地方，别的地方都没有去过，可是他从来没有嫌弃我。我明说，我对不起人家，我身体残疾，对不起丈夫，对不起女儿。”

　　一字一句，都是对不起。

　　从刘忠群得病以后，她先是感到拖累了家庭、拖累了丈夫，因而坚决不再看病，一心等死。后来在丈夫的鼓励下终于走出了死亡的阴影，为了对丈夫和女儿进行补偿，她刚刚能够下床的第一天，就坚决走下床，刚刚能够站立的第一刻，就尝试着做饭洗衣搞家务，等到安上假肢以后，她更是忍受着巨大的痛苦，一往无前地投入到为家庭奉献的行列。用村民们评价她的话来说，“她不仅把女人该干的活儿干了，而且把男人该干的活儿也干了；不仅把残疾人能干的活儿干了，而且把健康人才能干的活儿也干了。”——没有人能够想象，她做这一切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又承受了多大的痛苦。无论是王院村的人，还是其他各行各业各方各界的人，只要亲眼看见了她的所作所为，都不能不发出赞叹，都不能不感到震撼。

　　而她仍然觉得心里有愧，仍然觉得对不起丈夫，对不起女儿。

　　我曾经向刘忠群提出许多村民们曾反复向她提出的问题：对她来说，承担家庭重责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一个过程。为什么不能选择时间虽然长一些，但痛苦和难度也同样会少一些的方式来逐渐适应呢？

　　劉忠群说：“那不能。他太可怜了。”

　　回答让我深感意外。

　　在来到王院村之前，我曾看到多篇新闻工作者采访陈分新和刘忠群的文章，许多文章中都引用了一句刘忠群说过的话，她说：“我可怜着他，他也可怜着我。”

　　当时我多少有些不解。

　　只有亲身到事情发生的原地，目睹他们生存的环境，亲耳聆听他们的叙述，这个回答才被我渐渐地理解了。

　　刘忠群说：“他不愿意我太辛苦，所以白天忙完村上的工作，晚上还借着月亮光去地里干活，一做就是大半夜。我每次看到他这样，心里都难过！

　　“我为什么要锻炼自己劳动，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太辛苦，太可怜了。后来听他说，是我太辛苦太可怜，我还一时不接受，最后我想清楚了，我们是在互相可怜，我可怜着他，他也可怜着我。”

　　一句回答，让我久久不能平静。

　　在采访陈分新的过程中，我曾经提出过许多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当初他当上村干部时，他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陈分新不假思索便脱口而出：把王院村的经济发展起来。

　　我由不得笑了，这个回答有点儿太套路、太程式、太官样文章。

　　陈分新马上看出来了，他说：“你肯定觉得一百个干部一百个都会这样回答问题，可是我想说的是，这不同。王院村发展经济和别处发展经济不同，我们经济的好坏不仅关系着生存条件，而且直接关系着我们的生命。”

　　他用了“生命”二字！

　　短短两个字，包含着多少血和泪的现实。

　　此前王院村在默默演变的历史中，曾经发生过数不清的悲剧，那些悲剧尽管和刘忠群患骨癌的起因不同，奋斗的程度不同，但大多都是以悲剧开始，也全部是以悲剧告终的。无论个人怎样努力，他们都没有摆脱历史的框缚，时代从本质上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在这个意义上说，陈分新和刘忠群确实非常幸运。

　　说他们幸运，是因为他们赶上了一个改革开放的好时代。尽管人们对这个时代仍然有很多牢骚很多不满，但是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上，这无疑是一个对外窗户开得最大，民主自由享受最多，物质生产发展最快，社会面貌变化最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尽管对农民和农村的政策也时有波折，也还出现过赋税过重，让广大农民不堪负担的日子，但毕竟，这个时代已经不再动辄使用批斗的手段去强制老百姓服从，已经能够允许对一些不符合民心民意的政策进行批评，尤其重要的是，这个时代开始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次全方位地动员和号召大家脱贫富裕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那些差强人意的政策也总是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纠正和改变。

　　刘忠群是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女，不懂政治，她对政策最扎实的体会是：现在是一个可以通过努力劳动来还债过日子的年代。

　　刘忠群说：“再早你要是想靠劳动吃饭，根本就活不成。政策对别个怎么样我不知道，对我这个家庭实在是太适合了。比如种烤烟，允许你种，给你扶持，而且从资金到技术全面支持，你到哪里找这种好事情？”

　　“政策好不好，我是从柴米油盐里面体会出来的。有时候我也想，为什么我能坚持着活下来，而且越活越有干劲，越活越有信心，除过其他，我赶上了一个好时候，赶上了一个好政策。开始陈分新当干部我一百个不愿意，后来慢慢地变得支持他了。为什么？一是政府对我们只厚不薄，我们欠着政府的，要回报政府；再就是政策好，老百姓不光有想头，而且有奔头了。”

　　王院村变化了！

　　只要打眼一看，就能发现王院村的变化是那么显著。在这个山大沟深的偏僻角落，已经一座接一座地盖起了许多漂亮的二层小楼。用退休干部王隆生的话说：“80年代中期以前，我们这里还没有一座楼房，可是现在，一砖到顶的楼房已经有70户了。不信你就去站在阴坡看阳坡，再站在阳坡朝阴坡看，到处都鲜艳夺目，了不起呀。”

　　而和王院村老百姓的生活同步变化着的，是陈分新和刘忠群的生活。

　　从1996年开始，陈分新和刘忠群逐步还清了所有的欠债，他们已经能够相对轻松地在奔向小康的道路上行走。

　　2005年，陈分新的大女儿陈丽从安康师范毕业，分配到旬阳县一所学校里当教师。小女儿陈娟在继续念初中。陈丽原本是想上大学的，但是考高中时她差了1.5分，按理说，已经基本上接近了录取分数线，可以复读再考，但是陈分新和刘忠群还是决定让她考师范而不再考高中，原因是家里没有钱，供不起她上大学。

　　为这件事，刘忠群一直深深地自责。

　　当我结束对王院村采访的时候，正是春天以格外灿烂的阳光和格外温煦的和风沐浴大地的时候，我看见这阳光和暖风也润物无声地降临在半坡上那个小小的院落——那是陈分新和刘忠群的家。

　　又一个明媚的春天来到了。

　　莫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