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职业后，我和朋友进行了长谈

　　《毕业后，我全靠寫作谋生》一文发出后，引起很多讨论。我原本只是想做一篇生活记录，当作对一段生活的告别，因为是有感而发，所以写得非常畅快。

　　记得那天晚上和朋友聚餐，两个自由职业者、一位出版人，还有一位在某互联网企业工作的员工，我们谈起彼此的生活，他们说自由职业需要勇气，担心我的经济状况，其实我心里想，比起拿高薪一直做自己不热爱的事，少赚点钱，做自己热爱的事反而是一件不需要太多勇气的事，因为你并不需要突破什么道德底线，不用委屈自己做你认为无意义甚至负能量的东西，遵从内心，过上自己不那么别扭的生活，固然，会面对收入的下滑、亲友的不解，甚至漫长的孤寂，但对我而言，它比每天如同流水线数据工人、揣摩着领导脸色、干着重复却要说服自己有意义的任务的日子来得快乐地多，选择这样的生活，并不需要上升到多么崇高的理由。

　　所以，写那篇文章并不是卖惨，而是如释重负。写作、自由职业，都不是很痛苦的事，所谓疼痛，也是快乐的一部分，每当我看到那些挥汗如雨走起路来匆匆忙忙的外卖员，知道生产车间里忍受断指风险的工人的日常劳动，我就想，写作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为什么一些作者，会需要拿写作打苦情牌呢？如果写作真的如此折磨自己，他们早就离开了，能坚持至今，定然有让自己热爱的理由。而我选择写作，也诚然不是出于什么神圣的理由，而只是——它是令我轻松自在、感到自己真正在活着的一种存在。

　　其实，在我认识的人当中，选择相似生活，付出更大代价的人大有人在。住在我下铺的兄弟，他为电影处女作前前后后搭了二十多万，最严峻的时候，他一度负债七万，为此不得不疯狂接商业项目，透支自己，填补金钱上的窟窿，而他拍好的片子，现在还没过审。

　　我问他，会为拍这部片子感到后悔吗？他摇头笑了笑，到了这个阶段，不会再想什么后不后悔的事，路是自己选的，都已经走到这份上了，何必再回头。他承认，再回过头看那部片子，还只是一部不成熟的学生作品，但是，若没有那一次尝试，自己就不会实际知道怎么掌镜、怎么运镜，怎么搞定拍摄地点，怎么指导演员选位，又是怎么放下身段去拉投资、谈赞助，乃至电影过审要面对的一系列问题。不去做，就永远只是纸上谈兵，站在圈外看圈内。

　　而他回想起来，导演时最有感触的节点，是有一个月，拍摄非常紧张，他当时的女朋友不惜从爱丁堡飞回来，在北京陪他撑过那一个月，而剧组的演员，不提任何报酬，无私地在那一个月帮助他去完善这部片子。在导演之前，他完全想象不到自己会得到这份幸运，而他现在坚持，等待片子过审，为的也不只是自己，而是给每一个从中付出的人，都有一个交代。

　　不知为何，那晚我们聊了许多。他过十天就要去美国了，学三年摄影，那是一家学费高昂的学校，即便省吃俭用，三年下来至少也要花掉一百万元人民币，offer出来时，他和家人为此严肃讨论。去，意味着走上更高台阶的一个可能性，承担一百万支出的压力。不去，错失这个可能性，可以给家里省下大笔经济负担。他的家境并不优越，所以这是不是拍脑袋就能决定的，但一番长谈后，家人还是决定支持他。

　　他说起这件事时，眼睛是泛着光的。他说，自己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想起一个很普通的夜晚，梅林的末班车到了，站在路边的“我”要不要上去？上去，前方一片未知，但它是今天最后的可能性。不上，什么也不会改变，也不必承担风险。他惊讶的是，平日内敛求稳的自己，遇到这个“末班车”的机会时，竟然会做出事后意想不到的事。算是冲动吗？但不上末班车，就会长久遗憾，那个坐末班车的决定，好像是生命本能在推搡着自己前进。

　　拍片是一个比写作要协调更多事务的事。写作时，你只面对自己的作品，稿子出来了，和编辑对接，作品最后成色如何、是否发表，作者和编辑握有很大主动权。马尔克斯说，写作者是孤军奋战的，因为理想程度上，作者的确可以靠一己之力完成整部作品。但拍片不是，一部电影涉及制片、导演、编剧、摄像、美术、服装、企划等多个方面，从投资到上映的过程，也需要面临与资方、平台方、合伙人、审查部门的博弈，仅仅是获得公映许可证，首先就需要挂钩有拍摄资质的公司，这本身就是一个人无法完成的事。

　　他是青年导演，我是青年作者，他的片子没什么人看，我的小说没什么人看，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算同病相怜，所以那天晚上，在听到他说起一个青年导演要出头所面对困境时，我有些感同身受，会想起文档里那些可能永远不会发的稿子，还有面对编辑拒稿时，努力调节自己心情的瞬间。

　　但是，和导演要面对的磨难相比，作者被拒稿、被冷落真的不算什么。导演光是筹钱就很伤脑筋，有名如王家卫，拍摄《一代宗师》都要抵押自己的房子，吴克羣曾经风光，结果筹备多年的电影《为你写诗》惨淡收场，他只好频频走穴挽回损失。对没有家底、缺乏强大资本撑腰的导演来说，一部片子的成败可能就决定他能不能继续走下去。

　　这让我想起胡波，一位过世的青年导演。胡波之死已经被很多媒体讨论过，他并不是一个脆弱的人，也没有到穷困潦倒的地步，加速他自杀的主要原因是他的作品署名权被威胁。早在《大象席地而坐》拍摄时，胡波和出品方的矛盾就越来越深，从单机位长镜头的选用到电影的时长，从演员人选到后期剪辑，胡波的四小时剪辑版不符合出品方的要求，在后者看来，这部又闷又长的片如果不删减到两小时，注定会被市场抛弃。胡波为此和恩师王小帅有过争执，出品方一怒之下，甚至威胁要剥夺他的署名权。艺术追求与现实的摩擦，导致了胡波的失望。《大象席地而坐》的摄影师范超曾回忆：“从毕业到影片拍摄完成，胡波这么些年就只在做这一件事情，他对其他事情都可以淡然处置，唯独电影的坎，他过不去。恰恰在这个节骨眼，有人说如果你不妥协，我就要剥夺你的署名，这个打击对他来说，是巨大的。”

　　讽刺的是，王小帅劝胡波要把电影删减到两小时，他的新片《地久天长》却有174分钟。胡波去世后得到重新认可，他的电影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影片，可如果他没有去世呢？或许《大象席地而坐》依然是一部默默无闻的片子，甚至因为片长删减导致的剧情削弱而被遭受批评，而胡波也还是一个不被主流正眼看待的边缘导演。我想，我们时代需要死亡去兑换的事太多了。

　　也曾想过，如果一年、两年、三年都没写出来，要不要放弃？如果到自己五六十岁的时候，意识到自我的命运，很可能就是普通一生，没什么作品留下来，会以何种心情，面对死亡的到来？我甚至设想，邀请一位编辑朋友，在我死后，把我的小说、散文、诗歌出版，了却一件心愿，但转念一想，卡夫卡拜托朋友把自己的作品焚烧，好像更酷一点。我还做不到像卡夫卡这样决绝，这或许是我钦佩他的原因。

　　但无论如何，已经在路上，就继续走吧。几天前，一位朋友告诉我，他也专攻写作了，不要房地产企业的offer，回老家汕头，过相对平静、每天有足够时间写作的生活。我说，可能我是比较天真的人吧，我对物质的需求确实没那么多。所以当有个人对我说，你现在清贫度日，不努力挣钱，以后买不起房会后悔时，我没有回应，只是心里在想——为什么财富就一定是衡量人生得失的标杆呢？

　　我想，还是不要随意评判别人的生活了吧，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我热爱《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本书的原因。

　　蔡宗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