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态的自由舞：当我们再次谈起现代主义

　　采访、撰文：万若妍、芽咪 编辑：黄丹蕾

　　让心灵重现画面

　　鲜红的色彩作为底色夺去观者的注意力，让画面氛围热烈中带着喧闹，画面中心的女子面目贞静，沉浸在自己的无垠思考园地，然而剧烈的底色已经泄露她内心的风暴。在毕加索的名作《读书的女子》中，有别于早期分析立体主义艺术家“色彩不宜凌驾于形象”的观点，毕加索用大胆的色调衬托出画中读书女子的内心，他已不再满足于复制“双眼看到的世界”，他要绘制的，是我们人类个体“心之眼”所感知到的内心的风景。

　　而毕加索在阿维尼翁时期创作的《纸牌、烟草、瓶子与玻璃杯》，带来的则是独属于时代的“视觉插画”。

　　彼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人们对战争的视点互不相同：有头戴花环受到热烈欢迎的士兵，也有破损的村庄、荒芜的田园。在这件作品中，毕加索将日常生活中的静物以戏剧性的空间和色彩排列，人群的缺失和清冷的色彩，或许隐喻他对战争的愤怒回应；而整体诗意的画风与沉睡的“日常静物”，透露着他内心深处对过去平静生活的眷恋，以及对当下战争的不解和愤怒。

　　无独有偶，用形式的革新来再现个体心灵风暴的做法，还体现在毕加索同时代的艺术家身上。保罗·克利在其作品《节俭男子的只言片语》中，用简洁的笔触圈定出画面中心男子的抽象形象，寥寥几笔，稚童似原始壁画；但随着观者目光从右至左的逡巡转换，线条的长短似乎和音律节奏有所耦合，男子的“只言片语”通过构成自身形象的“线条”被吟唱了出来，跨越一百年，依旧能让观者（或许也是“听者”）会心一笑。我们看到艺术家们将或冲突或无关的元素综合在一起，创造出了全新的视觉概念和观看路径。

　　对心灵风暴的重现，似乎席卷了20世纪几乎所有艺术家的画笔。这份形式上的革新与画面情绪的集体共鸣，一方面来源于艺术家们对时代的通感，一方面或许也是“照相术”发明后，对“绘画世界”需要有别于“照片世界”的需求。1929年，保罗· 克利完成了作品《墓葬群》，同年亨利· 马蒂斯也创作了其代表作之一《在尼斯画室》，二者均将吉萨金字塔进行了抽象化的处理，摈弃了一板一眼的“所看”，重现了不同人眼中对待“所看”的“所思”，力求超越现实——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形式和感知上的“不破不立”呢？

　　让时代进入作品

　　当下AI艺术兴起，“创作”和“形式”的概念被重新定义，与遥远的20世纪相呼应，我们似乎又来到了一个充满“不解”的复杂时代。当我们在新的世纪里重提起现代主义，或许寻求的不仅是审美意义上的美感，更是希望能通过与过去经典对话，在不确定性中寻找方向与力量。

　　在北京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此次携手柏林国立博古睿美术馆举办的大展“现代主义漫步：柏林国立博古睿美术馆馆藏展”中，汇集了6位现代艺术巨匠的近百件代表性作品，从毕加索、马蒂斯到乔治·布拉克的大作，这些曾在百年前欧洲引起轰动的艺术家作品，第一次来中国展出，与同样对现实有所求索的观众会面。艺术的普遍性或许就体现在它具有跨越时空的能力。在经历了世界范围的生活方式剧变之后，人们可能更能体会到1942年毕加索在巴黎被占领后绘制的《大幅斜倚裸像》中体现的忧郁与不安。

　　诚如柏林国立博古睿美术馆馆长加布里埃尔·蒙图阿所言，现代主义艺术上的“混乱”与战时社会的混乱状态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当我们回访现代主义，目的在于将艺术、文化、历史与当下联系起来，提供新的思考维度和思考方式。现代主义不仅仅是一种风格、一场革命，更是一代人的声音和故事。为了更好地了解现代主义的过去与当下，《智族GQ》本次将对话柏林国立博古睿美术馆馆长兼本次展览的策展人之一加布里埃尔·蒙图阿，一同探讨现代主义作品中艺术形式与生命个体的流转关系。

　　有别于东京站和大阪站，北京本次展览采用了编年史结构进行呈现。为什么会选用这样的展陈形式？

　　在日本的时候，有一些来自日本本土收藏的作品，所以我们选择了更加传统的展陈方式，让每一个艺术家都拥有自己单独的板块。

　　我们的展览不仅介绍艺术家本身，还会思考如何在作品之外为观众提供更多价值。编年史结构作为一种蕴含历史维度的展陈手法，使观众得以跨越画作本身，学习到整个20世纪的历史脉络。在展览空间内，北京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还特别设置了文字介绍，其中一段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描述，揭示了当时欧洲石油的大规模开采与环境的破坏。这些历史背景对于深刻理解画作中的事件至关重要。例如，立体主义的出现早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许多评论家简单地评价立体主义为混乱的体现，但若结合当时社会的历史背景，便能发现这种艺术上的“混乱”与战时社会的混乱状态有着惊人的相似。将文化与历史联系起提供新的思考维度，也是我们选择这种方式的理由。人们会从不同角度来欣赏艺术：或许从宏观的艺术流派、或许从单件艺术作品的细节来进入。比如本次展览的作品《海姆· 萨巴特斯肖像》，“蓝色”底色之下唯独嘴唇有一缕“粉色”，这种有趣的细节让人着迷。您习惯从什么角度去了解一位艺术家，或是一件作品呢？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细节，在毕加索生命的后期，萨巴特斯对他来说十分重要。他就像毕加索的私人保镖，若想拜访毕加索，需先通过萨巴特斯的筛选，由他决定当天你是否可以与毕加索会晤还是在门外徒等。这幅画作属于毕加索的蓝色时期，当时他一贫如洗，刚至巴黎，未决定是留下还是返回西班牙，他的心境沉郁，因而那个时期的作品多表现出压抑感。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毕加索逐渐找到了自己的风格。而在蓝色画作中的粉色，就像一座通往玫瑰时期的桥梁，在早期的玫瑰时期作品中，蓝色的元素仍然频繁出现，与蓝色时期的作品相互映照。

　　编年史结构的引入，使得观展体验更加丰富。初入展厅，观众会先看到19世纪塞尚夫人的肖像画，继而是毕加索的两幅肖像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画作逐渐显现出更抽象的风格，直至乔治· 布拉克的立体主义肖像画，这一时间序列有效地展示了艺术的演变过程。

　　同时，我们得以洞察到线性与非线性发展的概念。现代主义还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观点，坚信事物发展具有发展性，如同火箭，从一点出发，沿固定方向发射。因此，在20世纪中叶，许多人将抽象主义视为艺术的未来，认为现代艺术的使命便是走向抽象。但在时间的长河中，艺术发展并非一成不变的。马蒂斯的作品时而变得极具具象性，毕加索的某些画作也摆脱了抽象的束缚。因此，每个观赏角度都能成为展示的良好切入点，既可以聚焦单一作品，探究萨巴特斯嘴唇的粉色之谜，也可以随着时间的脉络捕捉更多的艺术发展趋势。

　　毕加索的《纸牌、烟草、瓶子与玻璃杯》以及保罗· 克利的《蓝色风景》都完成于一战时期，令人惊讶的是，在社会环境比较灰暗的时期，艺术家们却运用了比过往更浓烈的色彩进行创作。您觉得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对毕加索而言，在分析立体主义的初期，色彩在其作品中几乎被忽略，他大量使用布朗色、灰色和赭石色，因为他认为“色彩会干扰观者对形体的关注”。于是，他与布拉克一道将物体分割为独立的部分以表现其形态。然而，进入立体主义的第二阶段“综合立体主义”后，他们开始尝试融合不同且相互冲突的元素，以营造出新的视觉概念，色彩因此重获其位。这一时期恰逢一战，而当时人们对战争的恐惧并不显著，反而对其爆发抱有一种期待。在许多当时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头戴花环的士兵，受到人们的欢呼，直到战争后期人们才逐渐认识到战争的残酷本质。这种认识在二战后的作品中得到了体现，例如展览中的一幅1942年的作品《大幅斜倚裸像》，毕加索在其中大量使用了灰色元素，一些观察家和评论家认为，画中无处不在的灰色使他们联想到德国军服的颜色，那是巴黎被纳粹德国占领时的情景。尽管毕加索未曾明言，但这幅作品中的战争色彩更为明显。

　　而对于保罗·克利，在早期创作中，他更像是一位平面设计师，作品多为黑白色调。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他与朋友们前往北非突尼斯，在刺眼的非洲阳光下，他发现了色彩的魅力。在他的日记里有一段非常好的引文。他说：“色彩已经俘获了我，我现在成为了一名艺术家。”这一经历成为他艺术生涯的转折点。然而，随后他的朋友马克在战场上牺牲，成为战争中逝去的艺术家之一。在那一刻，新时代的到来和新突破的诞生，同时也预示着战争残酷现实的降临。

　　20世纪的柏林历史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博古睿先生年轻时也经历了流亡，后又重返德国。您觉得这段经历对博古睿先生的收藏偏好有影响吗，可否和我们分享一下博古睿先生与这批藏品的有趣故事？

　　博古睿先生在早年并非一位收藏家，他原本的志向是成为一名记者。他购买的首件艺术品是保罗·克利的《幻影透视》，该作品唤起了他对德国除战争外的另一面，即“浪漫”的记忆。正如他所收藏的风景画所展现的那样，他偏爱描绘自然木质风景的作品。如果想要领略德国浪漫主义的美好一面，不妨观赏那些描绘树木和月亮的画作。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与自然和谐共处，追求万物一体的理念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谋而合。

　　毕加索也有着类似的经历。他在西班牙辗转流浪，最终在法国定居。他曾试图成为法国公民，但因无法返回西班牙而遭拒绝，因此他终其一生都处于流亡状态。博古睿先生与毕加索的相似经历，使得他对这位艺术家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亲近感。这种共鸣并非仅仅基于对艺术作品的喜爱，而是为他提供了一种理解艺术的全新视角。

　　与20世纪上半叶类似，如今世界又重回动荡之中。在这样的条件下，重新审视20世纪的现代主义艺术，能为我们带来什么？

　　这些艺术作品不仅是当时时代的艺术历史文献，它们也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普遍性。例如，我们之前讨论的1942年的大型裸体卧画《大幅斜倚裸像》，是展览中的重要作品之一。整幅画作透露出一种幽闭恐怖的氛围。1942年，毕加索选择留在了被占领的巴黎，在那里他被禁止展出或出售作品，这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无异于扼杀他的经济价值。他经历了食物和资源的短缺，在戒严的巴黎，晚上10点后不得外出。在那样的时代，人们能深刻感受到压抑和恐怖的气氛。近几年，由于各种原因，人们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这使得人们或许能更加深入地感同身受这幅作品所表达的情绪。这就是艺术的普遍性，这正是艺术家所追求的——理解人类的处境以及其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因此，我们希望本次展览能够触及到这一层面的效果。

　　“线上看展”成为风潮后，实体美术馆自身的独特意义来自什么？

　　实体美术馆的独特之处在于能够面对面地欣赏原作。正如沃尔特· 本杰明所说，艺术品的原作拥有一种无法通过复制品，如印刷品所传达的“灵气”。若想真心欣赏某件作品，亲自去观赏或许是一项必选，因为网络上的颜色可能与原作有所不同，线上展览也难以精确还原作品的比例和画框。更重要的是，观赏角度在展览中至关重要，作品与周围其他作品的大小、比例和尺寸关系是您只有在现场才能真正感知和体会的。对于雕塑作品尤其如此，它们会随着观众站立的位置和观赏的角度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视觉效果。因此，身临其境的体验至关重要。

　　本次展览作品中，您最想向中国的观众介绍的是哪一件，为什么？

　　这是一个不易回答的问题，因为在如此多的杰出且有趣的作品中选择一件是非常困难的，人们的偏好总是在不断变化。目前，我最喜欢的是毕加索1919年创作的《窗前静物，圣拉斐尔》，因为它生动地展示了立体派的实验是如何持续发展并与具象绘画的表现手法相融合的。今年恰逢毕加索逝世50周年，巴黎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毕加索展览。在巴黎蓬皮杜中心的展览中，展出了1000件纸上作品，这是一场规模巨大的展览，还为这幅作品撰写了一篇文章。如果在不同的时间问我，我的答案很可能会有所不同。

　　和中国的观众聊聊博古睿美术馆吧。它有什么独特的地方，以及您是如何被吸引到美术馆工作的呢？

　　对于我来说，它非常独特，因为我们的藏品虽然只有大约300件，和其他美术馆相比可能显得较少，但我对它们每一件都非常了解和熟悉，如果馆内有20000件藏品，你不可能对它们了如指掌。博古睿先生的收藏方式也非常有趣，事实上，在西方的每个美术馆中都能看到毕加索的作品。因此，仅拥有毕加索的作品本身并不算特别。但我们拥有毕加索几十年来的作品，您可以在这里看到毕加索生命中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十年的作品，这在博物馆中是非常罕见的。此外，柏林博古睿美术馆非常国际化，与巴黎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对我来说也非常合适。

　　这次展览也受到了许多观众的喜爱，您有什么想向中国的观众转达的话语吗。

　　我们非常高兴观众喜爱这次展览，因为展出的作品都是第一次来中国，人们有机会以全新的视角欣赏这些作品。同时，我们也希望能与中国观众保持联系，因此我们开设了社交媒体账号与中国观众互动。虽然展览将于明年二月结束，但我们希望与中国观众建立长久的联系。当我们在柏林重新开放时，如果能迎来更多的中国游客，我们将感到非常欣慰。当人们未来访问柏林时，或许会有同行的朋友或家人提到曾在国内看过一次精彩的展览，这将促使他们参观博古睿美术馆。我们希望这次展览不仅仅是昙花一现，而是能开启一段美好的文化交流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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