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32岁得了6种癌症的女人

　　采访、撰文：肖薇薇 编辑：王婧祎 插画：陈禹 视觉：aube

　　抉择

　　“听医生的就好”？

　　一团粉色闯了进来。王梦琳穿了一件粉色卡通卫衣，一双粉色袜子，走进咖啡馆。她高高扎起马尾，说话时眼睛带着笑意，总是先讲旅途趣事，她与丈夫季理刚从厦门、广州回到南京，假期和表妹们去上海参加了漫展，Cosplay照片里她顶着一头炸裂、软萌的绿色假发。声音爽朗，聊天时百无禁忌。

　　只是，许多细节会提醒她作为一位癌症病人的事实。她随身拎着一个大大的卡通水壶——一天至少要喝2L水。手指贴了两个创可贴——她的指甲变得脆弱，不经意就会破开。这都是靶向药的副作用。还有甲沟炎、溃疡与脸上大爆发的痘痘，她因此秋日里踩着一双黑色凉鞋。

　　王梦琳人生的岔路口出现在2005年，她读初三，左手肘偶然撞在阶梯教室的扶手上，肿了起来，之后在医院确诊了恶性骨肉瘤。恶性肿瘤，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癌”。经过手术、化疗，她度过了平静的10年，病灶没有复发。这意味着她已经达到一个临床治愈的标准。

　　2015年，新的癌症再次出现，悄无声息地，有时甚至连肿块的提醒都没有，她又被拽进疾病的漩涡。她依次确诊了乳腺癌、肺腺癌、肾上腺皮质癌、间叶源性肿瘤、骨母细胞型骨肉瘤。多次手术、化疗，在王梦琳身上留下可见的改变，切除肿瘤的同时，也切除了她的一根尺骨、双侧乳房和一片肺叶。

　　加倍的打击是，王梦琳的父亲也是癌症患者，几年前去世。她和父亲做过基因检测，报告显示，父女俩身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抑癌基因发生了变异。可以简单理解为，他们抵抗癌细胞的能力极大地弱于常人。

　　这似乎成了一种宿命，她暂时没有能够找到阻断癌症发生的办法，只能在新的肿瘤出现时与之对抗。然而，对于一个已经确诊了6种癌症的人而言，并没有哪个医院的科室、医生能够完全解决所有的问题，连多学科会诊都不能，她每次只能选择一项癌症、一处肿瘤去问诊。“腹部找腹部的医生，骨头找骨头的医生，肺找肺的医生，病理问题找病理科。”她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听医生的就好”。

　　的确，一些寻常的小病，我们可以遵循“听医生的就好”，但当疾病变得复杂，新的问题不断叠加，这个原则就开始失效了。每个科室的医生说法可能不一致，甚至互相冲突。

　　就拿去年发现的一枚肾上腺皮质肿瘤来说，有的医生认为是此前的癌症转移，毕竟她已经有过三种癌症病史。但是究竟是哪种癌的转移呢？不同的转移，意味着完全不同的用药方向。还有医生建议，要不干脆切掉这枚肿瘤看看，通过病理检查确定来源。但医生同时又提醒，“盲目开刀切除，会不会反而加速体内癌细胞转移，这都是难以预测的。”

　　与此同时，术前需要停靶向药一段时间，而那时王梦琳正在吃一款针对乳腺癌的靶向药，一旦停药，病情是否会恶化？她见了许多医生，但没人会帮她作决定，每位医生会给出自己的诊疗方案，也告诉她其中的风险。决策权在她手里。可是，连这么多权威专家都没有定论，她作为一个没有任何医学背景的年轻女孩儿，又该怎么作决定呢？

　　她只能是咨询更多的医生，然后做出一个不知道到底是对是错的抉择。最终，去年年底，在江苏省肿瘤医院，王梦琳做手术切除了这枚肾上腺肿瘤，在腹部留下一枚核桃大小的疤。命运和她开了个小玩笑，病理报告显示，这枚肿瘤并非医生们此前推测的癌细胞转移，而又是一个原发癌症——肾上腺皮质癌。这是她得的第四种癌症。

　　再拿肺部的结节来说，去年9月以来，王梦琳的肺部出现了大量微小结节，超过了一百枚，影像报告上是密密麻麻的白色雪花点，看起来令人惊骇，白点仿佛将要把双肺占满。可结节都太小了，无法做穿刺活检。

　　有医生说，无法排除是此前的乳腺癌转移。她去了此前做乳腺癌手术的江苏省人民医院，医生提议，“要不你来住院，做两个疗程的化疗试试看。”

　　王梦琳犹豫，化疗的副作用太大了，“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她第一次切身感受到现代医学的有限性——当各种检查无法明确，只能通过“排除法”去定位，而这些尝试的代价是未可知的。

　　她和丈夫去了趟北京寻求“第二意见”。“无法穿刺，什么都没能定性，凭什么认为是乳腺转移呢？”在北京一所知名的肿瘤医院，乳腺科专家抛出疑问。

　　好不容易抢到的专家号，就诊时间只有几分钟，她抱着报告单，急切地想要专家给一个治疗方案，和南京的化疗方案对比。“如果你一定认为是乳腺癌转移，我可以给你一个治疗方案。”专家语气有些不耐烦，助理叫了下一位的号。

　　“我就是无法确定才来的啊！”时隔半年，王梦琳说起依然无奈，她没去开药，郁闷地回了南京，决定试试江苏省人民医院的化疗方案。

　　化疗后，肺部结节却依然在长。用药、手术、化疗都没用，治疗陷入死胡同。医生最后说，只能等结节长大，继续观察。

　　今年4月，终于有一颗肺部结节长大到可以勉强做穿刺了。病理结果出来后，确认是此前患过的肺腺癌肺内复发与转移。经过基因检测，她的靶点是罕见的“20插入突变”，在所有转移的患者中只占4% ～ 10%。

　　这对王梦琳而言，并不完全是个坏结果，至少为期半年多的化疗、手术、试药进程，终于告一段落了。2023年初，针对肺部“20插入突变”的靶向药在国内上市，从4月22日，她在医生建议下开始服药。

　　新的问题还在源源不断地出现，8月的一次全身检查，王梦琳身上新增了三处异常：肝胃间隙腹壁上出现一个肿块，直径约3厘米；右腿膝盖下方胫骨处肿瘤，出现了骨质破坏；脑部也照出一处水肿，直径0.7厘米……这意味着，未来，王梦琳还要别无选择地做出更多次选择。

　　代价

　　“到那个时候肯定是保命重要”

　　从去年切除肾上腺肿瘤手术后，王梦琳就没法再工作了。这是她毕业后的第三份工作，在亲戚的公司里做财务，公司在外省，平时她在家用电脑远程办公。

　　王梦琳两次重大的人生转向，都与癌症有关。2005年因病休学后，她重读了一年初三，却没有报考高中，而是在父母建议下填了家附近的一所五年制专科学校。因为考虑到高考压力，担心癌症会复发。尽管她的中考分数远超过这所专科学校的录取线。

　　“现在让我想想看，确实也会有点遗憾。”王梦琳回忆说，但当时她没有提出异议。

　　与曾差点儿失去左臂，与长达半年的手术与痛苦化疗经历相比，没有人敢冒一次险。确诊恶性骨肉瘤后，王梦琳休了学，住院开始化疗。她对化疗药反应强烈，输液后狂吐，头发也大把地掉。手术后等了一个多月伤口愈合，固定带和夹板拆除后，又做了两个疗程的化疗。次年5月，治疗才结束。

　　一次化疗间隙，王梦琳回了一趟学校，因为太想朋友们了。当时临近中考，同学们都在紧张复习。她去教室打了个招呼，就在门卫室等他们放学，像往常一样，一路上叽叽喳喳聊天，直到分别的路口。

　　一旦患了癌症，身体就成了最重要的人生排序。王梦琳报考了那所大专的财会专业，这是大人眼里最好找工作的专业之一。大专的学业确实轻松多了，和读初中时一样，她还住在家里，有了很多空闲时间，她常逛论坛“西祠胡同”，找到了一起玩Cosplay的朋友。2008年南京举办第二届漫展，他们一起排了一台舞台剧，还得了奖。她扮演的角色来自游戏《空之轨迹》，一个戴着紫色头发、很勇敢的女孩。

　　她做了许多事情去补上学历差距，尽管并不喜欢财会专业，她还是把每天的时间都排得满满当当。“既然学了，还是把该考的考了。”大专进入最后一学年，她“逼”着自己学完所有专业课，考了会计证书、大学英语四级，如愿找到南京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实习。在那里，她遇到了男友季理，他是隔壁部门的同事。

　　王梦琳享受那段充实忙碌往前冲的日子。大专毕业后，她去了一家外企工作，做人力资源助理。她还自考了南京大学本科，白天上班，晚上上课。工作第三年，她的职位越来越高，从助理、专员晋升到了主任级别。

　　她和男友都变得忙碌。她负责做整个江苏省门店的薪资，每个月发工资前几天最忙，加班到夜里十一二点是常有的事。不加班的晚上和周末，她回学校上课，季理就带着工作电脑去学校陪她。一个勤奋的、事业处于上升期的女孩儿，然而，癌症再次将一切按下了暂停键。

　　2015年秋天，公司体检时，王梦琳查出乳腺异常肿块。复查的结果是坏消息——左侧乳腺癌三期，已经出现淋巴结转移，属于中晚期。这次南京几家三甲医院都给出了确定的诊断。

　　王梦琳再次被拉回医院，回到那套早已熟悉的漫长的流程：检查、化疗、等待手术、再继续化疗。两年病假里，外企的补充医疗保险派上了大用场，让她不至于有大的经济压力，只是再也无暇顾及事业。

　　“到那个时候肯定会选择保命重要，”王梦琳叹了口气，“一开始肯定难受，那怎么办呢，必须要接受嘛。”

　　这次手术后，王梦琳失去了双侧乳腺。手术前后，她一共化疗了八个疗程，比骨肉瘤治疗时间更久。她吃不下东西，头发掉得很快，于是干脆剃了个光头。化疗结束，她需要终身服用一款内分泌药他莫昔芬，这引起了强烈的副作用，一开始是拉肚子，最严重的时候，她几乎全天都坐在马桶上，整个人虚脱。

　　2017年病假结束前，王梦琳回公司，领导体谅地说，建议她换到更轻松的岗位，管理人事档案，她的职级依然保留。她心里一时间涌出复杂滋味，那是她刚毕业做人事助理时的工作内容。

　　不久父亲也生病要做手术，她需要经常请假，哪怕调去一个清闲岗位，她也无暇应对了。于是，只好离职。

　　再次求职时，作为一个有癌症病史的人，王梦琳的选择并不多。一位面试官看到她手上的疤，专门问了她，她没有隐瞒，面试后续不了了之。王梦琳自己做过HR，她当然知道癌症病人找工作的艰难。

　　2017年底，王梦琳去了南京一个做国际教育与交流的协会工作，负责与在南京的外国教师沟通。这份工作工资不算高，但胜在轻松，不用加班，还有寒暑假。面试谈好后，对方一直没有要求入职体检，王梦琳也没有提起。她忐忑着心情入职，直到拿到第一个月薪水，才放下心来。

　　后来疫情暴发，协会关了门，王梦琳失业了。她没再去找工作，而是在亲戚开的小公司里远程工作。2021年初，王梦琳又确诊了新的癌症，情况开始失控，她的身体不断“冒出”新的肿块，她经常需要去医院。

　　人生完全被打乱了，她再也顾不上其他的事情。

　　婚姻

　　“做自己觉得对的事”

　　在南京的几日，多数时间我与王梦琳约在她家附近的公园。工作日的上午与下午，季理需要去处理一些工作，她就一个人提着水壶和零食包出门散步。

　　去年他们刚搬来这里，在南京的东郊。原本只是偶然陪朋友来看房，他们却先看中搬了家，这里空气比市区好，旁边就是公园和学校。之前他们就在考虑领养的事情，结婚后，医生曾严肃提醒他们生育的风险，因为王梦琳的癌症病史，“还是领养个孩子，生活更完整一点吧，有点盼头。”双方父母也都同意。

　　他们把领养计划定在王梦琳乳腺癌手术的五年观察期后，也就是2021年。2020年，季理去福利院咨询了领养的条件与流程。他问过王梦琳，想要男孩还是女孩？王梦琳说：“女孩吧。”不一会儿，她改变了主意，笑起来，“还是看眼缘吧。”后来就是我们知道的事情，新的癌症出现，领养计划也搁浅了。

　　这一年，季理推掉了大部分的工作，有时他们一周五天都要去医院，时不时离开南京几天，去一线城市会诊。等待检查结果的日子，他得赶一赶工作进度。季理现在一家公司做资产评估，上下班时间相对自由，薪资构成简单，多劳多得。领导、同事相识多年，都知晓他的难处，让他远程办公。

　　钱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尽管王梦琳有医疗保险，但靶向药需自费，并且终身服用。除了看病支出，他们还有房贷要还，夫妻俩无法承受再失去一份收入。

　　刚见面聊天时，我不自觉会流露出担忧，爱情与婚姻的责任，真的能够抵御漫长的、艰难的抗癌历程所带来的消耗与负担吗？毕竟我们看到过太多照顾者“撤退”的故事。

　　2015年决定结婚时，季理听过许多顾虑的声音，“你们现在又没结婚呢，你没必要对她负责。”“后面怎么办，能不能要小孩？”

　　当时王梦琳刚做完乳腺癌手术，在准备化疗。季理这时提出结婚，他的想法简单，“想让她安心，安心做放疗、化疗，怕她胡思乱想。”

　　季理很坦诚地说，自己当时并未意识到，妻子将终身与癌症抗争。他身边唯一一个癌症案例，是同事的妻子，曾经得过乳腺癌，手术后健康生活十几年了。“都说切除以后，就没事了。”这是他们当时对于癌症最朴素的认知。

　　结婚并非仓促起意，两人当时已经恋爱四年，都见过对方的父母。季理比王梦琳大四岁，两人感情稳定后，他就把工资交给王梦琳，一起存钱。季理说，以前总想着等攒够钱，买了房再结婚，不曾想她生病一下打乱了时间表。

　　决定求婚后，季理先告诉了自己的父母，父母没有反对，反而告诉他，如果他认定了，他们就支持，“做自己觉得对的事”。父母还打了5万块钱过来，王梦琳的父母也支持了5万，一起帮他们凑齐了首付。

　　季理则提到了一件对他很重要的小事。他们每个月会开车回老家，在南京周边县城农村看望季理的爷爷，老人家身体不太好，药盒子堆了一抽屉。第二次去，王梦琳特意买了分装盒，把爷爷未来一个月的药仔细分好，以免他漏吃。

　　他们就在这些小事里认定了彼此。一个不化疗的日子，王梦琳一早赶回学校做毕业论文答辩，答辩完成，他们顺路去民政局领了证，下午去买了钻戒，一家人吃了火锅，就这样结了婚。

　　与癌症的战争，却远比他们想象的都要复杂、漫长。

　　王梦琳是独生子女，她既是病人，也是父亲的照顾者。那几年，她和父亲住院，夜里都是季理陪护，他不肯假手于人，也无人可替换。白天王梦琳母亲过来送饭，他再去上班。父亲进了ICU那几天，王梦琳坐在ICU门口走廊的椅子上守着，直到两人身上都有味儿了，季理才劝动她去附近宾馆洗了个澡。

　　许多这样无助的时刻，他们靠彼此支持撑了过来。父亲去世后，照顾爷爷的责任也落在夫妻俩身上。爷爷今年89岁了，去年生病后，生活难以自理。当时王梦琳在医院做肾上腺肿瘤的手术，因为防疫政策病房不能随意进出，那天夜里，季理打了好多电话，才找到朋友帮忙，艰难地将爷爷送去了最近的医院。

　　季理个子高大，长相憨厚，平时跑项目多了，皮肤晒得黝黑。不同于粗犷的外表，王梦琳感受最深的是，他很细心，病历资料都由他整理，复查从不遗漏提醒。去年手术后，赶上疫情，季理特意买了拆线包，照着网上教程，在家给她的手术伤口消毒、拆线。

　　10月中旬，我和他们一起去上海，季理挂到一个上海人民医院骨科专家的号。他带了一份打印好的表格，详细列出了妻子的疾病史，细致到哪一年做了什么治疗。病历里缺了一项重要信息，王梦琳骨肉瘤手术后，手臂内被植入了一块固定的钢板，病历单里缺了钢板的型号与材质，这直接关系到能不能做核磁共振，明确脑部肿瘤。

　　午饭时，一个手机闹铃响了，季理不紧不慢地从裤子兜里掏出一粒药，递给王梦琳，晚饭时闹铃又响起，他掏出了另一种药。那两天，他一直拿着手机咨询医生，研究文献，还给国外医药公司发去邮件确认。“好多事情，我自己都记不住，他老记着。”王梦琳说。

　　季理习惯了对妻子的照顾。他会不经意接过妻子左手的物品，不时拎拎水壶，督促她喝水。虽然她很少主动提及对癌症的恐惧，但他还是能感受到许多微小的变化，她变得更加黏他，有时他忙事情，不经意说一句心烦，她的情绪会一下崩溃。于是，看病之外的时候，他们尽量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散步，晒太阳，一起玩《原神》，下班后雷打不动看两集动漫，每天都会有一个动漫更新，一集20分钟。时间更多一些，就去旅游。

　　和他们相处愈久，我愈发体会到他们对于彼此的支持是什么。他们在多年陪伴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相处方式。王梦琳像一个“小太阳”，她会拍早晨季理逗狗狗“年糕”的视频，和二人的家人、朋友维持着频繁的联系，并在吃饭时分享他们的近日趣事。季理的表妹、弟弟遇到问题第一时间总是发信息给她，包括但不限于学习、相亲的烦恼。而季理是后盾。不需要说，在面临如此巨大的残酷时，这种后盾意味着什么。

　　前路

　　“关关难，关关过吧”

　　前段时间，季理买了一本书—《无国界病人》，作者师永刚也是一位癌症病人，患癌10年里，他经历了两次手术、5次复发、4次急诊、6次放疗和3次参与临床试验，尽管治疗过程波折又残酷，但他也马上将度过5年观察期，达到临床治愈的标准。

　　王梦琳看完书，鼓起勇气给作者写了邮件。师永刚很快打来电话，建议她把患癌的经历写出来，“或许能被一些专家团队看到”。

　　文章发表后，很多平台转载了她的故事。评论区里多是鼓励的声音，人们深知生病不易，看病艰难。也有负面的声音，“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何必拖累家人”。几位亲人被这些话激怒，还偷偷集体去回复，让键盘侠们闭嘴。

　　其实王梦琳早就看过这些评论，后来她不再点开。我们见面时，她说心情已回归平静，“这个过程是先被拉到胡同里边，再慢慢想开，慢慢走出来。”就算命运残酷到如此地步，“也只能好好活着呀。”

　　父亲癌症去世前，他们去做了基因检测，癌症太过罕见、频繁地发生在父女俩身上，已经不是一句“坏运气”能解释的了。

　　2021年，王梦琳收到基因报告，87岁的爷爷一切正常，而她与父亲都出现异常：TP53基因，一个非常重要的抑癌基因，发生了变异。报告上的结论只有一句，罹患癌症的风险高于常人。

　　抑癌基因和癌基因突变并不会马上导致肿瘤，但当她的身体内失去了重要的“守门人”，细胞战役就随时发生着，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癌细胞可能逃过免疫细胞的追杀，爆发增长，直至难以控制。

　　她的父亲第一次患癌是在44岁。父亲性格内敛，平时话不多，喜欢摄影，一生没什么不良嗜好，生病后只要还能活动，从没有落下锻炼。他原来是一位铸造工人，凭借铸造技术，到了南京一所大学当了大学老师。这是命运垂青的部分。

　　“说不难过那是假的，”王梦琳说，“没想到我和父亲就像那个词，天选之子。”看到检测报告那一刻的感觉就像是被雷劈中，她感觉全身通电一般，一下被判了刑，拉入深渊。

　　在《论死亡与临终》一书中，癌症患者会经历五个阶段：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沮丧、接受。可接受一个终身作为“癌症病人”的宿命，绝不仅是想通“命运无常”四个字。

　　社会学家安妮·卡麦兹（Anne Charmaz）将慢性病患者需要面对的两个交替出现的阶段，称之为“好日子”与“坏日子”，在好日子里，病痛能得到暂时控制，生活回归日常；而在坏日子里，疾病带来的痛苦与漫长的治疗让人无暇顾及其他。随着疾病的变化，那些好日子会缩短，坏日子在延长。

　　王梦琳频繁地回到那些“坏日子”里：手术室很凉，湿湿冷冷的氧气进入鼻腔，时间就停滞了，你不知道手术什么时候会结束，恢复清醒、见到亲人；当化疗的药输进去，很快会感到难受、呕吐，头发大把掉落，只能再次剃光头；然后是手术后漫长的、钝钝的痛感，连带着呼吸也痛，一点点适应伤口，直到它结痂。

　　而癌症必然发生，可能在她生命里的任何一天。那种惶惶不安，或许才是最令人恐惧的。许多时候，王梦琳只是这样平静地讲述着。我们坐在草坪上，靠得很近，除了把手轻轻放在她身上，我无法说出安慰的话。我想，任何语言在此时都显得过于无力。

　　她因此把去医院之外的时间都填满，安排得丰富。追动漫，玩游戏，带着妹妹们Cosplay，去旅游。原来她还在学爵士和街舞，只要不住院，她每天都会去跳舞，最近身体不允许了，她就去散步和爬山。未来她还有好多想做的事情，带爷爷晒太阳、学吉他。

　　“命运对我不好又好，我身体不好，但身边的所有人都很好，朋友、家人，还有我老公。”王梦琳说，因为她和丈夫都喜欢小孩子，朋友住在附近，“他的两个小孩经常陪我们玩，经常会要找我们。”

　　她努力在无法回避的残酷事实下活得释然。回忆起当初做乳腺癌手术，术后她哭了，血压飙得很高，病房里亲人护士乱作一团时，她哈哈大笑。刚见面时，王梦琳每次讲起手术的经历，语气都很轻松，而我的表情沉重，甚至不知道什么反应才是得体的。当我真实地与王梦琳相处了几天，我才发现这就是她讲述病痛的方式，仿佛只是在说一件寻常趣事。或许只有这样，过程中的疼痛与残忍才能被消解。

　　时至今日，她已经慢慢适应了身体的变化，如同当初适应左手、胸部、难以抬高的腋窝，尽管过程很不容易。她的身上有手术的伤疤，和朋友去澡堂时，朋友会下意识避开目光，挡在她身前，而她则大大咧咧就走了过去。

　　王梦琳说，她早就不在意他人的眼光了。2016年冬天，她和姐姐去热带的海边，游泳、学潜水，还穿上了好看的比基尼。我看到照片里，她那时头发还很短，显得毛茸茸的，好像头顶着一只小刺猬，她张扬地笑着，比了个“耶”——一个胜利的手势。那时所有人都认为癌症已经治愈，病痛过去了，她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了。

　　癌症从未真正打倒她。尽管接下来的状况依然很严峻，王梦琳身上的第六个原发恶性肿瘤，右腿的骨母细胞型骨肉瘤，已经长大到必须手术切除的地步了，而切除很难绕开膝关节。这意味着，之后她或许再也无法跳舞了，甚至无法如常走路。

　　可他们两个普通人，除了停下来，多跑医院，多问医生，没有别的办法。季理说，他现在唯一想的就是，不要走弯路，不能走弯路，“虽然关关难，关关过吧。”

　　在南京那几天，我们的聊天总是在我的语塞中结束。中途我不止一次地想，我是不是要继续做这个采访，一方面是感慨于命运的沉重，揭露伤疤的历程充满痛苦，更无法轻易谈论未来，没有人知道癌症下一次滑落是什么时候。

　　我们就像朋友一样，天天一起散步、吃饭、聊天，她极少在我面前展露脆弱时刻。梦琳比我年长两岁，我们聊恋爱、婚姻与30岁的困惑。有一天散步时，她从零食包里掏出了两只醉蟹，是她妈妈刚卤好的。每当我变得沮丧，她总能敏感地察觉，说些鼓气的话，“过好当下”“开心快乐每一天”。声音显得中气十足。

　　去上海时，我们一起去了一家动漫手办店，逛了整整五层楼，被动漫全宇宙淹没，我们没有再去聊任何癌症的事情，沉浸地捧着手办惊呼“可爱”，最后克制地“带走”了两小只。这也是王梦琳那段时间最放松的一个晚上。

　　我在南京的最后一天，北京人民医院一位专家打来电话，他说重新审视了王梦琳的特殊病史，有了一些新的想法，“这或许是介于良、恶性交界处的肿瘤，通过合适的手术方案，可能保住膝盖。”王梦琳的语气轻松了许多，这一次，肿瘤至少留给她一些缓冲时间，让她可以去寻找更好的手术方案。

　　分别时，我问王梦琳会害怕吗。

　　“你看到我的微信签名了吗？ 4.0T的小马达。”她朝我摆摆手，说，“我现在虽然只有四片肺叶，但是我的引擎是带T的，动力还是很足。”我想，这也是她对命运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