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茶以文化的面貌出现

　　文/热舒夫 图片来源/网络

　　“万丈红尘三杯酒，千秋大业一壶茶。”茶是中华民族的举国之饮，发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朝，盛于宋代，普及于明清之时，早已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茶树的起源至少已有六七万年的历史，茶被人类发现和利用，大约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中国人发现并利用茶，据说至少有四千多年。大约在公元5 世纪南北朝时，中国的茶叶就开始陆续输出至东南亚邻国及亚洲其他地区。10 世纪时，蒙古商队来华从事贸易，中国砖茶经西伯利亚带至中亚。17 世纪茶由荷兰人带到欧洲，英国人又把喝茶的时尚带到美洲、澳洲，传播到全世界。

　　中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从文献记载来看，早期的茶叶可能也曾作为食材入馔，依照《诗经》等有关文献记录，在史前期，“荼”是泛指诸类苦味野生植物性食物原料的，从发现了茶的其他价值后才有了独立的名字“茶”。在食医合一的历史时代，茶类植物油的止渴、清神、消食、除瘴、利便等药用功能是不难为人们所发现的。然而，由一般性的药用发展为习常的专用饮料，还必须有某种特别的因素，即人们实际生活中的某种特定需要。比如在巴蜀地区，向来为疾疫多发的“烟瘴”之地。“番民以茶为生，缺之必病。”（清·周蔼联《竺国游记》卷二）故巴蜀人俗常饮食偏辛辣，积习数千年，至今依然如此。正是这种地域自然条件和由此决定的人们的饮食习俗，使得巴蜀人首先“煎茶”服用以除瘴气，解热毒。东汉华佗《食经》中的“苦茶久食，益意思”记录了茶的医学价值。久服成习，药用之旨逐渐隐没，茶于是成了一种日常饮料。

　　茶由药用转化为习常饮料，严格意义的“茶”便随之产生了，其典型标志便是“茶”（cha）音的出现。郭璞注《尔雅·释木》“槚”云：“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茶，晚取者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可见，汉时“荼”字已有特指饮料“茶”的读音了，西汉时将茶的产地县命名为“荼陵”，即湖南的茶陵。

　　“茶”由“荼”分离出来，并走上了“独立”发展道路。但“茶”字的出现则是伴随茶事的发展和商业活动的日益频繁，是直到中唐之后的事了，也正符合新符号的产生后于人们的社会生活这样一种文字变化的规律。茶作为专用饮料，应不晚于西汉。到了魏晋南北朝时，茶一度成为奢侈饮品。隋唐以后，茶饮更为普及，上至皇室、下至百姓，无不爱茶，品茶、论茶也成为一时风尚，唐斐汶《茶述》中有记载：“茶，起于东晋，盛于今朝。”直至陆羽著《茶经》，才对茶文化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著述。

　　茶以文化面貌出现，正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茶文化从广义上讲，分为茶的自然科学和茶的人文科学两方面，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与茶有关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讲，着重于茶的人文科学，主要指茶对精神和社会的功能。我们常讲的茶文化则偏重于人文科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茶文化生成史上的重要性，从陆羽《茶经·七之事》所列史料和人物中就足以证明。陆羽在这一章中搜集唐以前茶叶史料49 条，列举与茶相关人物43 位，其中两晋南北朝的史料有39 条，人物33 位，这一时期涌现出一批对中国茶文化生成有重要影响的人物。

　　茶圣陆羽在《茶经》中数次提到杜育及其作品。杜育是西晋时期的茶学家，其创作的《荈赋》是现存的正史古籍中第一篇完整地记载了茶叶从种植到品饮全过程的作品，是中国古代早期茶文化的文学基础，它从茶的种植、生长环境讲到采摘时节，又从劳动场景讲到烹茶、选水以及茶具的选择和饮茶的效用等。作品中的“酌之以匏，取式公刘”引自《诗经·大雅·公刘》的“酌之用匏”，其意是杜育从事茶汤艺术，如先贤公刘那样，饮茶用具是用葫芦剖开做的饮具。《荈赋》是第一次写到“弥谷被岗”的植茶规模，第一次写到秋茶的采掇，第一次写到陶瓷的宜茶，第一次写到“沫沉华浮”的茶汤特点。这四个第一，足以使《荈赋》在中国茶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令人刮目相看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业已形成，不仅帝王、贵族聚敛成风，一般官吏乃至士人皆以夸豪斗富为荣，多效膏粱厚味。在此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养廉”的问题。于是，出现了陆纳、桓温以茶代酒之举。在陆纳、桓温那里，饮茶不仅为了提神解渴，它开始产生社会功用，成为以茶待客的手段。随着文人饮茶之兴起，有关茶的诗词歌赋日渐问世，茶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饮食走入文化圈，起着一定的精神、社会作用。因此，相对于茶文化繁荣发展的唐朝，战乱不断的魏晋南北朝被称为饮茶之风的“成立期”。

　　与此同时，由于这一时期天下骚乱，各种文化思想交融碰撞，玄学相当流行，爱好虚无玄远的清谈。关于两晋之间酒与茶的双重变奏，邓子琴先生在《中国风俗史》中把魏晋清谈之风分为四个时期，认为前两个时期的清谈家多好饮酒，而第三、第四时期的清谈家多以饮茶为助谈的手段，故认为：“如王衍之终日清谈，必与水浆有关，中国饮茶之嗜好，亦当盛于此时，而清谈家当尤倡之。”

　　东晋、南朝时，江南的富庶使士人得到暂时的满足，终日流连于青山秀水之间，清淡之风继续发展，以致出现许多清谈家。最初清谈家多酒徒，后来，清谈之风渐渐发展到一般文人。玄学家喜演讲，普通清谈者也喜高谈阔论。酒能使人兴奋，但喝多了便会举止失措、胡言乱语，有失雅观。而茶则可竟日长饮而始终清醒，令人思路清晰，心态平和。况且，对一般文人来讲，整天与酒肉打交道，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于是，许多玄学家、清谈家从好酒转向好茶。在他们那里，饮茶已经被当作精神现象来对待。

　　随着佛教传入、道教兴起，饮茶与佛、道教联系起来。在道家看来，茶是帮助炼“内丹”，升清降浊，轻身换骨，修成长生不老之体的好办法；在佛家看来，茶又是禅定入静的必备之物。尽管此时尚未形成完整的宗教饮茶仪式和阐明茶的思想原理，但茶已经脱离作为饮食的物态形式，具有显著的社会、文化功能，茶文化初见端倪。

　　这一时期的茶叶除了本身的功效外，还成了贡品，大量的茶叶进贡朝廷供皇室使用和赏赐大臣。除此之外，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成了祭祀用品。南齐世祖武皇帝是个比较开明的帝王，他不喜游宴，死前下遗诏，说他死后丧礼要尽量节俭，不要以三牲为祭品，并要“天下贵贱，咸同此制。”《南齐书·武帝纪》记载了齐武帝遗诏中对祭祀品的要求：“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

　　这一时期饮茶之风兴起的物质条件在于，茶叶的主要来源由采摘野茶向人工种植转变，成为茶叶产量上升的保证。只有茶叶产量充足，才能更好地在社会上流动，最终在全国范围内形成饮茶的风气。

　　魏晋时期的文献中多有卖茶的记载，《茶经·七之事》中有“闻南市有蜀妪作茶粥卖”的记载，蜀地的老妇人到洛阳卖茶粥，可见茶已经成了一种商品，并且可能有着还不错的利润，所以才会使得蜀地人跑到洛阳去卖茶。

　　茶饮方法在经历含嚼吸汁、生煮羹饮阶段后，至魏晋南北朝时，已开始进入烹煮饮用阶段。当时，至少在长江以南地区，纯粹意义上的饮茶，即仅仅把茶当做饮料饮用已经相当普遍，对烹煮的方法技巧也开始讲究起来。饮茶的形态除了在种类上呈现多样化的特点之外，还开始具有一定的仪式、礼数和规矩，人们日益自发自觉地遵守和规范起来。在饮用时间上已逐渐与吃饭分离，一种是“坐席竟，下饮”，即饭后饮茶；另一种是与茶完全无关的饮茶，大约相当于客来敬茶。饮茶的风尚和方式，主要有以茶品尝、以茶伴果而饮、茶粥等多种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