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浚何人

　　不仅丘浚这样的中枢角色，包括地方的封疆之臣，也要把文风、教化当成治理的首要，强烈的文化意识是当时很普遍的政治风尚

　　李书磊：学者，任教于中央党校。从事文化史、文化理论及城市研究，有专著与个人文集九种。

　　我在海口市看明代大臣丘浚故居，意外地发现这故居并非只是一所古董房子，它还有很旺的香火，丘家后人大年初一刚来祭过祖，门前一地碎红的鞭炮屑。大门两边新贴着手写的颜体大字对联：“尚书宰相门第；理学经济名家。”这口气自豪得很。在公家所有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祭祖不误，我觉得很好，很有生气，表明文化还活着。我向看门大嫂抱怨这附近的老住户都不知道丘浚，问路都问不出来，大嫂一笑，说你问丘浚都不知道，你要问“丘公”就都知道了。我才恍然，原来丘浚在家乡人民心中早已尊称难改、姓丘名公了。这也是一种古风吧。

　　说“尚书宰相”、“理学经济”也都贴切。丘浚当过国子监祭酒、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终生职事“不离文墨”，是文字之臣，说“理学”当之无愧。而说经国济世的“经济”也同样准确，古代文教与治国合一，文章、学问离不开治国，治国也离不开文章、学问，明朝像丘浚这样的内阁大学士既是词臣，又是辅宰。在如此传统下文化是政治的核心层面，也是政治的最后目的，文化与政治的结合在丘浚的角色中水乳交融。

　　不仅丘浚这样的中枢角色，包括地方的封疆之臣，也要把文风、教化当成治理的首要，强烈的文化意识是当时很普遍的政治风尚。《琼台诗文会稿》中收有丘浚的《送金华周知府序》，讲金华是“文献之邦”，南宋至明初出过吕祖谦、陈亮、宋濂等诸多大文化人，或者“以其学鸣于一时”，或者“以文章擅名天下”，或者“佐我皇祖开一代文治”，“一时清才硕学，天下宗仰，何其盛也”；但“近日”金华的“声名文物”大不如以前，丘浚要新任知府周子正追究原因，“因风以见教”，重振金华文化风气。丘浚说“古之善为治者，咸以正风俗、兴人才为当务之急”，地方官要有文化使命感。他对周子正这样著名的“儒者”去金华主政表示满意，认为“文献之邦非得儒者以治之，则弗克以称厥任”，只有“儒者”才能“得夫治之之要”。这也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用人眼光。

　　主持实务的地方官要致力于文化，而像丘浚这样的中央文化官员则要深通实务。古代的“儒者”要兼备“文章”与“政事”，在实际治理中也是二者并举。丘浚作为内阁大学士代拟朱批已是在处理日常朝政了，他还自己上书建言以“厘革时政”。从奏章中能看出他有谋国的老成，也能看出他对国事肯担当，在重大问题上勇于自任，是很有肩膀的。儒者的这种“兼备”使文化渗透入真实的生活，使政治达到了文化的水准，国家因此而有了大国之象。

　　丘浚用力最大的著作是他的《大学衍义补》，这部书就专门发挥《大学》中“治国”与“平天下”的要义。他研究“治”“平”不是空谈，而是着眼于治国实务，纂辑经史中处理各类政事的思想与实例，每一类中又按不同的条件细分，并参照当代情况分析引申。全书164卷，算是大书了，他建议皇帝在决事时按类翻查参考，自信“一类中条件之众，必有古人之事合于今时之宜者矣”。“其中所载，虽皆前代之事，而于今日急先切要之务，尤加意焉。”这是古为今用的强烈现实感。这种以史资政的办法不能不说是个好办法，也算是开了案例教学的先河。这部书是他一生的心血，“臣自幼殚力竭神，以为此书”，“臣平生所见不外此书”，所以他二次三番地推荐此书，希望能有补于当世，“使臣平生竭力尽瘁报国之忠，得以少效其万分之一。”学问的后面是对国家的忠诚。

　　这就是儒者之心。儒者以四海为家，以天下为己任，既是一种职业，也是一种信仰。像丘浚这样的儒者，他并不是因为做了官才博学有文的，而是因为博学有文才做官的。丘浚在《藏书石室记》中言志，其语铿锵：“古语有之，通天地人曰儒。一物不知，儒者所耻。一书之不读，则一书之事缺焉。”其目标是“贯三才而兼备乎万事万物之理”，“儒之道其在是矣”。儒是有道的，从为万世开太平的立心，到博学审问的准备，再到治国平天下的实行，都是儒道。丘浚自幼“凡天下户口、边举、兵马、盐铁之事，无不究诸心意”，“窃恐一旦为时所用，心有所不知”。儒道赋予世俗的官职以宗教般的精神力量，这是中国传统中特有的神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