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力：2013后，中国的政治和政策

　　对于未来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我们认为确实存在一个长牛的前景，这个前景可以说是基于国民性再造、实现美丽中国梦想的伟大进程。

　　回顾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体制内放权，体制外让利”。实际上，我们更加看重邓小平先生用他的政治智慧和勇气终结了阶级斗争思想，并开启了和平发展、向世界学习的进程，尽管当时还只是承认学习和引进科学技术成果。

　　正如中国的很多事情一样，中国的发展进程在过去十年却在“进二”的基础上又“退一”了，也就是说，我们又经历了“政府收权争利、体制外向体制内回归”的十年。伴随着“国进民退”和“特色模式”，中国又表现出固步自封、拒绝融入世界的一面。

　　从现在开始，我们希望中国重新回到“改革开放”的前进轨道上来，继续在“放权”的道路上“改革”，也就是把“放权”的改革从体制内进一步导向体制外，以帮助体制外活力的释放，从而成长为一个自利和自主的公民社会；继续在“融入世界”的道路上“开放”，让人民真正分享到发展的成果和作为世界公民的荣耀。我们希望，我们的政府将从一个“主导者”转变为基于底线的“救助者”，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每个国民心灵的家园。

　　下面，我们从国际、国内两个方向审视一下当今的中国。

　　中国的发展不仅是自身的，也同时受到世界的影响并影响着世界。

　　我们对外部世界持有一个这样的基本看法，世界在短暂地表现为美国单极领先后，正在朝向美、欧、俄、中四极方向发展。这中间，当美国的战略向西、中国的战略向东时，中国和美国将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欧盟和俄罗斯会进行一个相对较长时间的内部调整，仍然保有全球性的牵制力量。

　　新格局与中国国力大幅增强后取得的地位都在迫使中国重新选择自身的国际定位。“韬光养晦”已不合时宜，和平发展需要注入“走出去”的新内涵。这一定意味着，在东出中国海岛链的过程中，中国需要与周边国家进行关系的再调整，并面临与美国重回亚太战略的碰撞。

　　另外，在阿拉伯世界持续动荡中，中国一直扮演着敌友不分的角色。在非洲，一些看上去的老朋友给中国带来了经济利益，却也不断制造麻烦。

　　国际经济方面，美国仍然带领全球货币宽松，试图在通货膨胀中调整结构。各经济体还在寻找各自新的竞争力，新的相对平衡的格局尚未形成。

　　同时，以石油为代表的资源类大宗商品的未来并不清晰。显然，需求仍然持续增长，但替代品的出现，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同样可以期待。这又构成了空头的理由。在贸易环节，我们相信将重回多赢利益的格局，尽管当前保护主义盛行。

　　在国内，我们发现，各阶层国民安全感严重不足，仇官、仇富情绪严重，人们缺失乐观心态和对未来的信心。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庞大的、低效的、什么都管的政府，一个道德水平低下，法治精神缺失的大众群体；还有那些无处不在的利益集团和作为普遍现象存在的腐败。

　　国内经济积累了大量的难题：可以算得上的新经济增长点迷失，只有管制和设租获利；企业核心竞争力缺失，赢利艰难，以致对投资的吸引力下降；金融上，货币政策受制于不当的金融监管，不独立而且总是处于失真的状态。

　　另外，社会阶层间、部门间收入差距过大，且没有缩小的迹象；土地和资源利用效率低，环境代价过高；商业道德恶化，食品药品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状况越发紧张。

　　在这样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中，摆在中国领导人和公众面前的课题无疑是全新的，我们希望在破解这一课题时，国家和政府坚持与世界交朋友，在国内致力于一个公民社会的建设。

　　对外关系中，我们希望看到新领导人与国民达成以下共识，并围绕着这些新的观念构造中国新的国际形象：

　　首先，在世界范围内，中国需要朋友、人民需要朋友。外交的目的，就是要给人民一个可分享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

　　其次，中国需要提高军力，并在世界范围内展现更广泛的军事存在。这样做的目的不是出于好战，而是出于争取和保护利益。因此一个相对透明的军事力量对内对外都是必须的。

　　再次，应该承认人民是一个国家最好的使者。民间的交流应该受到更大的鼓励，无论是中国人出去，还是外国人进来，都应该减少以至消灭基于意识形态好恶的歧视。

　　在处理国内问题时，我们相信发展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发展需要一系列政策组合，社会随之发生的变革也需要长期的过程。

　　在这里，我们列举了一些我们认为有可能在未来5年中出现的政策选择，不瞒你说，我们知道有一些看起来相当的“想当然”——

　　首先是更加广泛的“走出去和请进来”政策：

　　“走出去”包含鼓励公民和企业对外投资、学习和生活（特别在外汇的使用和资金的自主决策方面）；

　　“请进来”包含引入更多国外的宗教组织、非政府组织、专业人士和慈善组织；

　　然后是，更加严厉地打击腐败，同时希望看到促进社会和解的政策和措施；政府设置于行业间、地方间、所有权间的歧视性的投资和贸易壁垒急需打破。

　　社会发展方面，我们希望看到鼓励农民自主决策，允许他们自行选择土地的使用和经营方式；在新城镇化进程中，引入村民“海选”机制，淡化投资与增长目标；在就业方面实行奖励创业、扩大就业的税收政策。

　　金融领域，我们希望看到货币当局执行“松管制”、“稳货币”的金融政策，鼓励创新和混业经营，对金融从业减少歧视、并执行更加严厉的违规惩罚。

　　在财政及税收方面，启动以各级政府首长为责任人的压缩政府规模和减少行政支出的跨年度计划。我们希望、也认为完全有这样一种可能建立一个目标，在未来5年，使当前的各级政府人员规模减少50%，节省5万亿元财政支出用于减税。

　　产业政策中，首先是房地产业政策需要优化和转型。我们希望政府在涉及居民、农民房屋改建、拆迁的土地一级市场退出，取而代之的是房地产开发商直接与居民、农民谈判补偿的机制；同时减少商品房环节的限售和限购，加强保障性住房的供应和管理。

　　在促进消费方面，我们希望对新消费概念和潮流加以引导，政府完全应该改变过去对生产企业进行补贴和优惠的方向，转而采取针对消费端的消费补贴和税收优惠、并对环保生活方式给予税收优惠和消费补贴。

　　最后，强化生产、环保和消费安全政策。同样需要转变的，是政府在这方面做事的方式，由以事前审批为主的管理方式转变为先设标准、放弃审批、事后检查和惩罚的管理方式。

　　必须承认，上述政策前景已经足够构成一个大尺度的跨越，如果它们真的发生了的话，将会进一步引发一系列更加长期的政策及制度变革——

　　国有企业、金融业及石油、通讯等垄断行业制度改革，在财产权利上向国民倾斜，股权退出以补充社会保障，在管理方面剪断政府支持，相应政府主管部门应予裁撤。

　　土地制度的问题是，会向私有化方向转变吗？司法制度改革，至少审判应该独立。教育及国民发展计划，我们相信焦点还是在民营上。

　　文化与传播，国民政治生活和社会组织方面都涉及到“自由”与“准许”。而医疗制度和养老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这又是世界性的难题。

　　还有就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再调整，我们相信这是一个从一开始就在改、并将一直改下去的进程。

　　相信大家都会同意，以上这些东西实践意义上相当遥远，短期内不会有实质的变化在此产生。我们只是提醒投资者不该忽视这些领域中微妙的变化，我们还希望能随时向你们报告最新的动态。

　　最后，我要对各位说明，我在这里所做的不是基于实证研究的报告，只是对未来进行观测的提示。我们试图与投资者保持同样的立场，对趋势和未来进行判断，并以此决策投资。

　　我们深知，解决现实存在问题有不同的政策选择，但效果一定不同。与我们期待的不同、甚至相反的政策如果出现，我们会得出完全不乐观的判断。

　　作为媒体，非常欢迎专业研究者就我们的提示作出专业的回答，我们自己也会保持对上述问题的追踪。■

　　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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