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债券基金回归低收益品种本源

　　首先需要向读者说明的是，本期原本应继续上周的话题，写完《明星和菜鸟基金经理的差别》这个题目，但上周债市黑幕的接连曝光让我无论如何不能无动于衷。

　　4月17日，在确认招牌基金经理邹昱被公安部门调查后，万家基金公司迅速解除了与邹的劳动合同，并申明“相关部门对邹的调查与公司无关，与公司其他人员亦无关”。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就在大约半个月前，邹昱管理的万家添利分级债基凭着去年高达16.5%的最高收益率，获得了由《中国证券报》和银河证券等机构联合颁发的“2012年度债券金牛基金”称号，万家基金也沾光成为“2012年度债券投资金牛基金公司”，一时间，“以固定收益投资总监邹昱为核心”成了万家最骄傲的广告语。

　　但如今邹昱“出事了”，各方立刻远远地跑开，好像谁都不曾欣赏过邹昱的“辉煌”。

　　上周一同传出被调查的还有齐鲁银行金融部的徐大祝，和中信证券固定收益部董事总经理杨辉，这说明，重重的债市黑幕并非几个人的独立事件，而与整个债券市场的场外询价交易和债市透明度低、监管混乱等都密切相关。加之这几年债券市场爆发式增长，以及整个行业风险意识淡薄，都使得各种潜规则成为各方默认的行为。

　　“代持”引爆债市灰色内幕

　　邹昱是因代持和涉嫌利益输送而被带走的，业内搞过代持的机构也不在少数，为什么会这样，全因代持的好处太多了。

　　首先，债券交易量是监管部门对机构进行优秀评定和确定国债承销资格的重要指标，因此银行券商都愿意用代持来冲击交易量排名。

　　其次，代持可以把债券亏损暂时从账面上转移出去，达到修饰业绩的目的，这一点银行、券商、基金均有动机。

　　此外对公募基金而言，通过代持可以随心所欲放大杠杆博收益。由于公募基金投资债券的等级有严格的限制，代持还可以让其持有低等级债券标的，同时，据一位债券基金经理透露，代持还可以让债券基金避掉20%的利息税。

　　在债券市场里，尤其对在这个圈子里有人脉，又有资金的人来说，这些行为就像人呼吸空气一样正常。但为什么不容易被发现呢？

　　一是债券交易异常隐蔽。虽然早在十多年前就引进了做市商制度，但由于缺乏良好的避险途径，效果并不明显。相反，长期游离于监管之外、规模庞大、上下资源丰富的丙类户更具魅力。

　　二是债券市场的询价交易模式是滋生一系列内幕交易和利益输送的温床。做债的人最在意信誉，因为很多交易都是线下通过口头承诺达成协议，然后再到交易系统完成交易。

　　正因如此，利益输送相对比较容易，比如通过代持，可以低价从一级市场拿券，然后在二级市场上高价卖出去，赚取中间的差价；还比如，一家机构把债券低价代持出去，通过各种交易直接高价卖出去赚取中间差价，操作的人从中拿回扣。一位债券基金经理称，做债的人要赚钱比做股票的人来得快，做得狠的一年8位数都有可能。

　　债基应回归低收益本源

　　对邹昱个人而言，这位出生于1982年的年轻人，头上一直笼罩着“明星基金经理”和“最年轻投资总监”的光环，然而短短几天，他的人生就走进了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

　　很多业内人士为之惋惜，也有些人认为其是制度的牺牲品，如果不考虑利益输送的可能，起码无论是通过代持放大杠杆还是避税，都是为了基金业绩。

　　长期以来，自监管层到基金管理者和投资者，均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债基的发展违背了其本意。

　　笔者4月8日的专栏文章《货币基金评选在砸金牛奖的牌子》已质疑过以货币基金为代表的固定收益类产品不该过分强调业绩的客观性和合理性。

　　试想，一个债券基金获得16%的年收益率（按照当前国内的情况合理的应该在5%～7%），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恰恰在国内，这种情景不但在上演，而且还能获得被证监会、基金业协会认可的“金牛奖”。

　　可见不论是银河证券等专业机构，还是监管层，风险意识都异常薄弱，这是滋生违法违规行为的肥沃土壤，从这个意义上说，监管部门、相关评审机构以及万家基金公司，应该先站出来抽自己两鞭子，而不是通过谴责个别人的道德来推卸责任。

　　若要反省此事的话，我想监管层首先应着眼于更具效率的、透明公平的债券市场建设，基金公司放弃短期的（三年以下的）固定收益考核机制，基金经理尊重契约，尊重业绩比较基准，投资者也要理性看待债券市场基金的风险和收益。

　　借用“货币基金教父”布鲁斯·本特的话结尾。他曾说，如果一只货币基金的业绩始终是同行冠军，那么这个基金经理可能做了某些不适合货币基金的事情。无论对于中国管理固定收益类产品的基金经理，还是投资固定收益产品的投资者，这话都十分贴切。

　　岳永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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