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是我们的家乡

　　谢唯进——化名林济时——西班牙内战爆发时，身在瑞士，他当时已在英法德几国留学和工作了17年。谢唯进把年幼的儿子托付给身边的朋友，从瑞士来到西班牙战场，进入了奥地利军团机关枪连，担任士官。战败后，谢唯进被关进法国的集中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才返回重庆，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从事秘密地下工作。1949年后，他一直在空军工程部任职。在“文革”中遭受打击，返回老家四川养老，直到1978年去世。

　　大字不识的刘景田和他的工友张瑞书，他们两人在一战时被协约国从山东招募至法国，加入了近20万人的华工队伍，战后绝大多数华工被遣送回国，少数留在欧洲，刘景田和张瑞书成为法国雷诺工厂的工会组织者，西班牙内战一爆发，他们就报名上了前线。

　　湖南人张纪1918年赴美留学，大学毕业留在美国当工程师，后来的经济大萧条，使他从中产阶级成为无产阶级，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他毅然参加美国的国际纵队——林肯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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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闻所未闻的西班牙内战中的中国志愿军传奇故事，是旅美华裔科学家夫妇倪慧如邹宁远花了十几年的工夫，在世界各地寻访幸存者、挖掘各种残存史料，一点一滴缓慢地积攒起来的，最后形成了一本奇书《橄榄桂冠的召唤》。

　　在书中，写道：“中国志愿军早已消逝人间，连同他们在西班牙的经历。我们走遍三大洲，去各地聆听古稀战士回忆他们中国战友的点滴，去寻访中国战士的亲友，去翻掘中国战士的资料，才拼凑出13位中国战士残缺的面貌，虽然明知他们早已作古。”

　　12年后推出简体版

　　这本书在2001年6月于台湾出版了繁体字版，印数1000。经由网络世界的传播，12年之后，它终于有了简体字版，书名则改为：《当世界年轻的时候——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1936~1939）》。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刘禾为该书中文简体版作了序，在她看来，该书很不寻常，“它其实在我们记忆的荒漠上竖起了一块纪念碑。”

　　1936年到1939年，来自53个国家的4万多名志愿军先后来到西班牙，与当地反法西斯军民并肩作战。在这支国际大军中，也有中国人的参与，但是，他们的身份和故事却被遗忘在历史的长河中。

　　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去西班牙？为什么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查不到资料？而当年，在中国的解放区，连农民都知道西班牙正在受到德、意法西斯的蹂躏，在延安窑洞的墙上可以看到用西班牙文书写的向西班牙人民致敬的标语；国统区内的许多中学生会唱《保卫马德里》这支歌曲……

　　20世纪30年代，当西班牙内战之时，中国也在日本法西斯的肆虐下奋起抗争苦苦挣扎，居然有中国人志愿前往西班牙抵抗德意法西斯，“东战场，西战场，相隔几万里，全世界是我们的家乡”，这样的豪情，这样的人生，这样的世界，真是久违了。

　　理想主义者

　　倪慧如和邹宁远醉心于此，他们费尽心力，找到了14个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名字，其中能从访谈、档案中拼凑出人生轨迹的只有13人，这13个来自上海、纽约、古巴、法国、瑞士的中国志愿军的故事也就成为了这本书的主体。此外，书中还有一批无国界“西班牙医生”——他们没有一个是西班牙人，但因为都是一些像白求恩一样参加过西班牙国际纵队，后来又转赴中国抗日的外国志愿者，因而被称为“西班牙医生”，包括印尼华裔医生毕道文、德国医生白乐夫、保加利亚医生甘扬道、印度医生爱德华等20多位医生和护士……

　　倪慧如说，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不止14位，还有其他一些人只有零星的记载，无法找出名字。“究竟有多少中国人参加了西班牙内战？有一说是近百人，中肯的数字可能是数十人”，“他们是理想主义者。不仅在思想上，在行动上也是，这就是他们参加西班牙内战的原因”。

　　其实，这也是倪慧如邹宁远夫妇一生的写照。

　　金敏华：能否请两位简单地介绍一下自己？

　　邹宁远：我们俩都是大陆出生、台湾长大，我在江西出生，但从来没有再去过江西，慧如出生在陕西。1971年初，我们在台北念完大学去美国念研究所，都念化学。我在芝加哥大学，她在伊利诺大学芝加哥分校。毕业后她做药物研究，我后来做半导体，我们都蛮喜欢自己的专业，但觉得生活中还应该有另外的内容，除了做专业之外，还可以做点别的事情。

　　金敏华：你们去美国留学的时候，正好是保钓高潮？

　　邹宁远：对。保钓之后大部分人走不同的路，像我们两个算是少数的少数，举例而言，这本书出来，我们那些一起经历过保钓的朋友，真正看得懂的人很少。所谓“看得懂”，就是知道我们为什么去写这个书，更不要说书里这些人的精神。

　　邹宁远：当然我们并不觉得很诧异，因为民族主义并不一定导向进步的思想，而且很可能会导向极端的运动，比如法西斯就是从民族主义来的。

　　正义的战争

　　金敏华：写这本书最初是如何起心动念的？

　　邹宁远：这事也可以说碰巧，当时我们只知道国际志愿军，还不知道有中国人参与其中。大概是1985年的时候，我们在纽约看了一部叫《正义的战争》的电影（TheGoodFight），觉得很不可思议，全世界这么多人，从不同的地方去西班牙，这件事情对我们两个震撼很大。

　　邹宁远：我们相当受惠于国外的优越条件，比如可以接触到世界各国的进步思潮，应该说世界青年进步的思潮给了我们很大的影响，我们从中寻找自己的出路，值得活下去的一条路。当时看到这个电影，马上觉得：哇，不得了，这简直就是我们非常理想的人生走的道路。因为那些人他们完全不认识这个国家的人，不讲这个国家的语言，去的时候也不问会不会打胜仗，就觉得应该去就去了，甚至不考虑自己的生死，这是一个太了不得的事情，对我们来说震撼力非常非常地大。

　　刚开始看到第一张中国人参战照片的时候，非常感动，觉得如果能把中国人的事情写出来对中国人的影响会很大，因为中国人比如去看美国志愿军的话那个感觉会隔一层，可是看自己的志愿军，我想那个影响力会大很多。而且既然有第一个就会有第二个，我们是以比较乐观的态度去面对未来，就觉得如果能把这些东西统统写出来有多好，但当时就只是一个期望，完全没有任何事情根据，因为东西只有这么多嘛。

　　“四海一家”的情怀

　　金敏华：你们是如何看待书中抒发的“四海一家”情怀或者说国际主义精神与着重挖掘西班牙内战中的中国人这样有些民族主义色彩的内容之间的关系？

　　邹宁远：当初是碰巧知道有几个中国人参与其中，但是我们看了一些有关西班牙内战的书，中间都没有提到，即便偶然提到，说是有中国人，但是都没有讲是谁，也不会超过一行字。而日本关于他们参加国际志愿军唯一的一个人白井的传纪就有三本……

　　倪慧如：我们的语言、教育背景使得我们在研究西班牙内战中的中国人时可以做得更好，比美国人或者其他国家的人更有优势。只能说碰巧我们有这样一个文化背景，至于他是不是中国人，其实对我们来讲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做了这个事情，我们的背景使得我们做这件事是最方便的，而且这也是我们的责任，两者之间完全不冲突的。

　　金敏华：采写这本书时感觉最难的是什么？

　　邹宁远：最难的就是资料。当初接触到这个话题纯粹出于好奇，并没有想到要去写本书，只是觉得这些人是些什么人，对我们来说，要去找这些人，搞清楚他们的背景……从零开始最后越挖越深越挖越多。整个寻找的过程对我们影响很大，就是不管到哪里去寻找去了解这些内容，或者去问任何一个人，包括到图书馆找档案，总是有很多人帮忙，不管认得还是不认得——基本上我们都不认得，可能有些是通过中间人介绍，我们就出现在他面前了。比如说那位德国医生，我们只是跟他通信，然后他回信，我们就说太好了，想去访问，他就说你来吧，到了以后，他有照片有信，我们就说能不能借给我们去复制，他想都没想就都给了我们，一路上我们都不敢将这些信件和照片离开身边，因为丢了是不得了的事情。渐渐地，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成为了一种托付，就想一定要把它公之于世，这才想到要把它写出来。至于别的像是经费的问题，我们从来没想过，我们有还可以的工作，而且我们的生活很简单，每次去不同的国家寻访都住很便宜的旅馆。

　　倪慧如：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是时间，因为我们访问的那些人年纪都很大，如果不早早去找可能就没有机会了，所以要抢时间，一定要抢在人还在的时候去做。但这些新来的线索，不是要求就求得到的，有时突然就来了，它有捉摸不定的一面，资料我反而认为是第二位，如果是死的资料的话可以先把它摆在旁边，但是人的口述历史，人不在了就没有了。所以那段时间，所有的假期我们都不敢用，随时准备坐飞机去外地采访人，因为在公司里也不可能老请假。当然，语言方面是有些障碍但不是很大的问题，欧洲的老战士很多会多国语文，英文、法文、德文他们都很好。

　　金敏华：两位在采写这本书的时候会有个大致的分工吗？写的时候会有冲突吗？

　　邹宁远：寻访主要看每个人的时间和条件，我出差到欧洲的机会比较多，有的时候机缘巧合就赶紧去了，查资料或者访问。她的文笔是很好的，比我好很多很多（倪慧如插话：你不要这样讲）基本上我写不出这些文章出来，当然写作过程中我们两个会交换意见，写的东西代表两个人的想法，冲突一定有。我们所受的科学训练对写作这本书的帮助是很大的，包括怎么去查证去收集资料。

　　金敏华：通过这本书，你们最希望传递给读者一些什么样的信息？

　　邹宁远：当时最想传递的就是他们的精神。以我们的生活经验、接触到的朋友来说，就是中国人习惯自扫门前雪，即使在美国住了大半辈子的人，都不太管周遭的事情，不要说美国国内的事情，连社区的事情都不去参与，总觉得好像这是中国人的天性，喜欢关在自己的圈里。但我们去寻找这段历史的时候发现，不是啊，这不是我们的天性，不是我们DNA里有的东西，寻找的过程中，我们发现1868~1878年古巴独立战争有上千位中国人参与，有一个纪念碑上还写着：这里没有一个中国人是逃兵，没有一个中国人做叛徒；俄国十月革命也有三万中国人加入其中……所以这不是中国人的天性，这点对我来讲有很大感触，希望通过这本书让中国人知道，你没有理由只管自己，不去管外面的世界，如果那样的话就会越来越狭窄。

　　倪慧如：其实这跟中国本身的一个制度开放尺度有关系，如果资料多一点呈现给大众的话，中国有那么多人，只要有百分之零点一的人出来做这个事也就不得了了，当你资料拿不到的时候，怎么样要求老百姓，怎么样可以期待学者或者活动家去把这些东西挖掘出来，变得是很困难的，我们绝大部分资料都是国外的，我是理解在国内做这个事情的一个困境。如果大家可以推动政府，这些资料档案是属于大众、属于人民的，国家不过是替我们保管，如果开放更多人进来，可能发展会很快。

　　出版引出新线索

　　金敏华：12年前，这本书正式出版后，有什么样的反响？

　　邹宁远：这本书出来后，在西班牙影响很大。另外在很多国家有关于志愿军的协会或组织团体，他们通过各协会间的网络知道有这么一本书，大家都对这个事情相当高兴，我们这次来大陆前一个月还在纽约演讲，西班牙的亚洲协会也邀请过我们去演讲。现在这本书的西班牙语译本这个月或下个月会出版，一直以来很多人期待能有英文的或西班牙文版，这是它的第一个外文版。

　　书流传的好处是可以征集到不少新的资料。去年年底我突然接到过一个电话，是一个智利音乐家打来的，他是个指挥，有本诗集，上面有他祖父，他祖父是巴拉圭人，参加过国际志愿军，后来到了法国那个营地，在营地里曾经叫战友们在诗集上题字，其中一页是中文，他寄来给我看看，我一看原来是林济时写的，蛮长的一段，资料就这样有了。后来再去查资料，发现，哦，没错，林济时当年在营地时跟巴拉圭人很熟的。你可以看到，这件事到了孙辈仍然有人关心着，仍然在继续发挥它的影响力。

　　说到这本书到底谁看？虽然我们花很多时间、很大精力，不见得是半辈子，也是人生还比较活跃的几十年，但我觉得，只要有两个人看就打平了，有三个人看就赚了。我真是这样想，只要有人，不管多少人，对这个事情感兴趣，这个事情就会传下去，对我来说就没有白费。

　　倪慧如：我们这本书是2001年在台湾出版的，当时印了1000本。我最近回台湾，在一次演讲会上，一个听众过来找我，说她中学时就读了我们写的那本书，现在已经大学毕业、工作了，像这样的读者，让我很感动。后来还听说我自己家的亲戚还跑到出版社去买这本书，买很多送人，也是最近才知道。

　　金敏华：这本书改变了你们的人生轨迹吗？

　　倪慧如：我想应该是，更明确地知道我们要走什么路。在专业里面，我们都很喜欢我们做的工作，但是为谁服务的问题常常使得我们非常困扰。大企业里的服务对象显然不是一般老百姓，显然是为钱服务，为大企业主服务，这在我内心是很大的矛盾，而且在大企业里面，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绝对不会是像西班牙内战中的国际主义精神这样的，而是背道相驰，是人人都要踩在别人身上往上爬，这样的处世态度对我来讲是最不能忍受的事情。如果是要委屈自己的原则来附和大公司的要求，我宁可不要升级、宁可不要加薪，当然对我的所谓事业来讲是有一定影响，但我觉得，如果我丢掉自己的原则的话，就全丢掉了，那不如算了。我原先对自己的工作有非常高的期待，我自己也非常非常喜欢，也做出了一些成就出来，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也就算了。有的东西你就把它放了，不能损伤自己的原则，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这个矛盾当然从研究所时代开始就有，但是学校压力还是比较小，出来做事后越来越厉害，随着美国的资本主义越集中越强烈越国际化，那种压迫感就越大。上班的时候好好搞专业很高兴，之外的很多事情心里很不顺畅，等于说做西班牙内战国际志愿军这些事情是我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原来人过去有这样过下来的，而且是这么多人，他们连生死都不问，是否打胜仗也不问，那我何必为个人小小的一些事情痛苦，这些不是那么重要，对我来说不是那么重要，所以也就比较能把这些东西放开，别人升官就让他升官，别人把你的东西抢去就抢去了，就算了，不花时间心思在这些上面，也不去计较这些东西，因为不必要啦。

　　邹宁远：做西班牙内战研究的这十几年让我们的心情相当愉快，因为我们不止研究，还接触这些人，参与很多活动，知道这个世界上曾经发生过这么多国家同一个时间有这么多的人，就是全世界为反法西斯而行动，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对我们来讲就是说，世界是有希望的。过去的人可以做到这样的地步，我们只有好好地做下去，如果不去做那就是种托辞，因为过去的人做到了，成功不成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该去做就去做，历史有它必然的道路，后面的人会继续走下去，这种历史的长河的感觉，对我们来讲是很深刻的。

　　从保钓到占领华尔街

　　金敏华：从当年参与保钓到近年投身占领华尔街运动，你们的理想主义情怀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在那样的一种环境里，你们有跟周围人群格格不入的感觉吗？

　　邹宁远：保钓运动是很自然地发生的，我们很多朋友悔不当初，但是我们两个并没有说悔不当初，我们可能是做错了一些事情，但我们不是故意做错，不是为某种利益而做错。

　　倪慧如：社会运动中出现了一些错误和问题，并不表示你当初的理想是错的。如果你放弃了当初的理想，是很不科学的方法。就像我们做化学实验，常常会出问题，原先的假设，或者我们想要追求的科学的结果，并不会因为我做了这个错误的实验而不存在，而是引导你去改进，尤其是社会运动的实践，不是说你做的不好就把它丢掉，当然会影响到很多人的生命，这是人的必经之路，一定会犯错，但我们不会因此看破红尘，认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们不会那样想。■

　　特约撰稿 金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