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是我们畸形的民族魂和病态的国民性。饥饿一旦成为我们的基因，渗入我们的血脉，铸造了我们的人格，那么，我们对世界上的一切，就会采取“吞下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态度。“吞下主义”会让人丧失理智。不管它能不能消化，先一口吞下去再说，哪怕被撑死。有名言为证：“要死也落个饱死鬼。”
既有饥饿的记忆，又有“民以食为天”的醍醐灌顶，有一些国人的味觉和肠胃系统异常敏感和发达，他们的口腔一刻也难以停止运动。形形色色的“饥饿后遗症”，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稍微注意一下我们的日常生活，就会发现，但凡餐厅、婚宴等场合，总是人声鼎沸，欢声笑语，碰杯猜拳，不绝于耳，以至于国人的那种热闹不能称为兴奋，而应该叫亢奋。很多外国人到中国餐厅吃一次饭，就像经历了一场世界末日。
一日三餐不够，夜宵还不够。即使在工作、开会、学习、谈恋爱的时候，国人也是茶水、水果、瓜子，甚至各种糖果和糕点吃个不停。在中国，任何事情到最后，都演化成了“吃”这种仪式。西方人扫墓不过一束花而已，中国人却是将宴席摆到墓头上，酒、食、器皿、仪式等一样也不能少，可谓“以饥民之心，度鬼神之腹”。
我们进餐时抢，乘车时抢，入学时抢，分配时抢。
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个体人格和国民性，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和社会风气，这个特征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饥民特征”。在历史和现实中，有些中国的商人擅长官商勾结、投机倒把，而不是创新和开拓；企业对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采取的是掠夺式开采；一些官员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政府部门出现种种短期行为，如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一些老百姓信奉“今朝有酒今朝醉”等人生哲学。国人在世界上拥有最高的储蓄率，建立起奢华的“殉葬”制度，在宴请、祭祀时的铺张浪费……这些怪现状折射出来的，何尝不是内心深处对明天就会发生饥饿的恐惧和投机心理？
饥饿是藏在中国文化内核里的永动机，是我们的个体人格和民族性格。这一切才是鲁迅先生关于中国历史“吃人”论断的最深层、最残酷的社会根源。这种人格已经藏不住了，可以外化为文学形象。鲁迅先生曾经塑造了“阿Q”这个不朽的形象来高度浓缩蒙昧的国人，对于病入膏肓的国民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选自李麦逊著《舌尖下的中国：一个饕餮民族的前世今生》重庆出版社版】
李麦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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