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值钱

　　许多东西，现在已经不值钱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在湖申线客班上当水手，从湖州到上海要开整整一个晚上，白天本来是船员休息的时间，却忙得一点空都没有，不时有熟人送来鸡鸭鱼蛋，让船员帮忙带给上海的亲戚朋友。而从上海带回来的东西，从飞马牌香烟到凯歌牌电视机，什么紧俏就带什么。现在，这些东西还值钱么？

　　那个时候，吃鸡是对来客最隆重的表示了，也很少有上馆子的。现在，不仅饭店要选有档次的，如果是稀客或者贵客，不吃鱼翅鲍鱼，也得点个龙虾海参。记得那时，我带去几只猪爪给上海的阿姨，竟让她激动得犹如得到了稀世珍宝。确实，那是猪肉凭票的年代，而一头猪只有四只爪，当然是很难买到的。即使鸡蛋，那时也身价不菲。到上海的几个亲戚家去，我通常要带十几斤鸡蛋，这都是从以前插队村子的供销社下伸店里凭关系买来的。我一到，石库门里便一片欢腾，鸡蛋很快就被左邻右舍分光。而这样的场景现在还能复制吗？

　　现在，我尤其怀念那时的时光。物质的贫乏，却让生活中有了更多被认为是“值钱”的东西，让人兴奋，让人追求。即使信封上的一枚邮票，也就是所谓的信销票，也要精心收藏。

　　不久前翻检旧东西，找出了少年时代的几本邮册，一枚枚的邮票里面，不知有着多少艰辛，甚至心血。“文革”的时候，与一个同学做了笔交易，用了几十个像章换他所有的邮票，当时真像暴发了一般。而现在，于集邮本身，或许一点价值都没有了。全新的，不同时期的邮票，只要买得起，都能买得到。

　　无疑，现在生活中让人以为“值钱”的东西越来越少了，或者说，被“稀释”了。记得以前，我在《新民晚报》发了一篇小文章，马上就有许多熟人打来电话，说看到了我的文章。现在即使登在本地报纸上，也没人会注意。或是因为急功近利的时风，让人们难有闲情逸致去细细翻阅一份报纸。但毋庸置疑，也因为报纸实在太多了，报纸的版面太多了，动辄就是一二百个版，就算“看书看皮看报看题”，一份报纸，光标题也有几百个，看得过来吗？

　　当然，文章的“不值钱”，与以前一说起就让人肃然起敬的职称相比，或许不值一提。就在前几天，有事到一位朋友的办公室，正好朋友的一位同事神采飞扬地来发红蛋，原来，他儿子“双喜临门”，一是喜得贵子，二是晋级副教授职称。他儿子研究生毕业后留校，谈恋爱，结婚，生儿子的同时，还评上了副教授。于是人们说，如此年轻有为，实在让人叹服。但这位同事一走，人们又叹息说，现在的职称也太不值钱了。

　　确实，现在职称已经泛滥成灾，各行各业都有职称，中级不稀奇，高级满天飞。大学里随便撞见个人就是教授。前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曾在一次讲话中说：“八十年代初教授、副教授那就了不得了，含金量非常高。现在，很多学校教授比副教授多，副教授比讲师多。这种情况的出现，使教授职称的含金量大大降低了。”换言之，是不值钱了。至于文凭，当然更甚，所谓“博士一礼堂，硕士一操场”，是各高校差不多都有的风景。

　　有人说，“物以稀为贵”无论什么时候都是硬道理。确实，现在许多东西“不值钱”，无非是因为都可以“批量”生产了。当满汉全席都吃腻了的时候，鸡鸭鱼蛋还会值钱吗？崔健在一首歌中唱道，“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其实，世界变化确实太快，但我们也并非就不明白。一方面，我们把越来越多的东西，“太快”地从“值钱”变成了不值钱，一方面又仍要把不值钱的当作是“值钱”的，对于这样的悖论，我们只是无解而已，或者说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原载2014年3月1日《联谊报·钱塘听潮》】

　　钱夙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