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的路》愤怒的教育

　　第六届南锣鼓巷戏剧节《愤怒的路》

　　时间：2015.5.27-5.30

　　地点：蓬蒿剧场

　　编剧：爱德华·邦德

　　导演/艺术总监：克里斯·库珀

　　出品：“大伯明翰”教育戏剧剧场

　　在《愤怒的路》开场之前，导演先做了一些说明。这是“大伯明翰”教育剧场创作的第十部教育戏剧，演出对象本是14到18岁之间的孩子。观众在导演的引导下，观察这个简单朴素的舞台，思考这个看似平常的环境想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各式各样的玩具、大纸箱、垃圾袋、摆在一旁的椅子：也许一个人准备收拾他的玩具，或是童年；整体格调灰暗的室内、一个颜色鲜亮的门：大概意味着即将出现的闯入者……观众们积极的反应让导演很满意，因为对境遇的关注正是这出戏，以及爱德华·邦德大部分作品的出发点，即把观众拉入某种极端处境之中，发现一种高于现实的“真实”。而“真实”，正像许多其他形而上概念一样，只存在在特定解释者的思想和话语中，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要理解邦德的“真实”，需要从他的戏剧境遇中开始思考。

　　开场，年轻的光头男人在收拾玩具。过了一会儿，上了年纪的另一个光头男人表情沉重地进了门。能够看出，他们是一对父子。二人的“交流”就此开始了。儿子不断地对父亲说话，父亲却始终沉默，只有在愤怒的时候才会用敲桌子的方式表达一些意思，而每当这时，儿子都会愤怒地责备他在说谎。儿子的喋喋不休透露出了这样的信息：父亲在年轻时干了一件错事，这件事促使母亲抛下丈夫和六岁的儿子出走了，父亲从此失语。而这件使家庭分崩离析的事，具体情形却不甚清楚，儿子只能从母亲的只言片语中猜测出轮廓：父亲从情妇家跑了出来，开上他的出租车，情妇跑到车前试图拦住他，他却不顾一切地冲了出去撞死了她。十几年来，每年到了这件事发生的日子，父亲就会情绪不好，对儿子态度冷淡，而儿子始终想弄清那件事的细节。父亲的回避、冷漠让儿子想要离开这个家、离开那些本不应该由他担负的错误和责任，但他又始终放不下那件事，想要了解清楚。最终，在他的逼问和想象，以及父亲暴躁的敲桌子声中，他“看清”了这件事——他的父亲不仅杀死了情妇，还从他与情妇生下的婴儿身上碾了过去，并且逃走了。这一恐怖的图景让他和父亲都崩溃了，父亲用绷带严严实实地缠住自己的脑袋、呕出刚刚吃下的薯条，发出一声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吼叫。

　　看完这出戏，我无法想象这是一部给14到18岁孩子看的教育戏剧。虽然“少儿不宜”的界限可能是模棱两可的，但这样一出充满暴力和黑暗元素的作品，究竟想向孩子们传达什么呢？在剧中，儿子曾经向父亲指出：人都是在死之前说出最后一句话，你却在说出最后一句话之后继续生活。他也曾经质问父亲：我甚至在想，你的脑子里是不是一点声音也没有了？！这似乎给了我们某种启示，即我们需要不断说话才能正常生活，要活下去就要继续思考。然而当不幸的、无法挽回的事情发生了，说话和思考就成了可怕的负累，让我们无法正常地生活下去。但这样一种境遇可以给孩子们怎样的启示呢？家庭的牵绊、交流的障碍，不能逾越的代沟，如创作者所言，现代生活中的孩子们都有所体验，面对这些问题，他们需要做出选择。但是，这出戏呈现出来的却是能渗透一切的绝望，我无法看到行动的动力。事实上，我一直无法想象戏剧作为教育手段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形态。如果教育戏剧是为了传达某种思想观念，那么我认为，戏剧的形式就是多余的，传统的教育形式并不缺乏表达能力和适当的方式；如果教育戏剧想要提供一种具体观念之外的东西，那么似乎这种题材就过于复杂沉重，让人不得不沉浸于对内容的思考，而非对形式的体验。况且，无论是观念还是形式，创作者的呈现都是很个人化的，如果观众产生了共鸣，这种个人化的剧场幻象就会造成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暗示，这样一来，所谓教育戏剧，就无法造成真正的理性思考，反而成了一种更快捷有效的意识形态灌输工具。

　　杀死婴儿，这种令人不忍想象的暴力在邦德的成名作《得救》中也同样出现过。他认为，如果对暴力避而不谈是很难描写这个世界的，因为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主题，我们每天都在面对各种各样的暴力。在这样一个无法回避的境遇中我们如何面对“我们是谁，我们如何生活”这样的问题，才是最值得我们思考的。然而在这样的境遇中成长起来的孩子，是否应当以如《愤怒的路》这样的作品传达出的情绪和思考方式来理解境遇、并做出自己的选择呢？这些问题或许不能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文/一颗流 剧照/顾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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