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国和中东欧16国之间的“16+1合作”机制诞生。在“16+1合作”的框架下，中国与中东欧合作已经实现了国家领导人会晤机制，成立了“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和“中国-中东欧研究院”（中国首家在欧洲独立注册的智库），实施了“贝尔格莱德-布达佩斯高速铁路”等多个基建项目。短短6年时间，“16+1合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然而，欧盟对“16+1”合作的态度一直以消极为主。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凯瑟琳阿仕顿在“16+1合作”成立之后发表声明，间接警告中国和中东欧国家不要结盟，并强调欧盟应该在对外事务中发出一个声音。
2017年8月，德国外交部长加布里尔发表言论要求中国“不要分裂欧洲”，将矛头指向“16+1合作”。欧盟还推出了一些反制措施，“16+1合作”的旗舰项目“贝尔格莱德-布达佩斯高速铁路”项目就曾受到欧盟委员会的调查。
那么，欧盟质疑“16+1合作”机制到底是因为什么？
首先，欧盟认为“16+1合作”项目可能违反欧盟法律，降低欧盟标准，超越欧盟权能，对中国同中东欧16国之间的金融与交通基建工程合作经常说三道四，认为同欧盟法律存在冲突。其次，欧盟担忧“16+1合作”可能会分化欧洲。随着中国与中东欧16国之间的合作不断深化，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上升，欧盟认为这不利于其在对华事务中发出一个声音。欧盟甚至提出“16+1合作”机制可能演化为规范性质的联盟，继而挑战欧洲价值观与原则。第三，西欧国家（尤其以德国为代表）在中东欧地区的利益受到挑战。德国、法国、英国一直把中东欧视为“后院”，在中东欧国家有大量投资，中国资本进入中东欧市场，一定程度上与西欧国家形成竞争关系。最后，欧盟担忧“16+1合作”框架引进的是中国资本，输出的却是欧洲核心技术。维谢格拉德四国集团（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工业基础雄厚，而这几国又都是“16+1合作”框架内的重点合作对象，欧盟因此担忧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让技术外流。
欧盟利用“16+1合作”机制鼓吹“中国分裂欧洲”，除了政治经济的客观原因，历史文化原因也值得考察。
英文中专门有一个词Sinophobia用来描述反华情绪，见诸于21世纪的英文媒体和互联网世界。时光倒流300年，17世纪的欧洲大陆流行的英文单词却是Sinophilia，表示亲华。1697年，德国科学家、哲学家莱布尼茨发表著作《中国近事》，仰慕中国儒学的莱布尼茨旨在通过此书推动中西方互相交流学习。从16世纪到启蒙时代，在莱布尼茨、伏尔泰、沃尔夫等欧洲学者的笔下，中国是道德、艺术以及文明发达的国度。这段历史时期中国在欧洲大陆的形象正面积极，主导的情绪是亲华。然而到了18世纪，欧洲的对华态度由亲华Sinophilia逐渐转向反华Sinophobia，中国被欧洲人视为僵化落后的国度。究其内部原因，18世纪的欧洲大陆兴起帝国主义与殖民扩张，Sinophobia作为意识形态迎合了帝国的殖民战略。
历史上欧洲亲华和反华的态度转变固然与历史背景下中国国情的变化分不开，但考察其内部原因，维护西方自身利益，是核心因素。21世纪的今天，“16+1合作”机制依然进入这些欧洲国家的政治博弈场，反映的是老欧洲固有的零和思维。
今天的欧洲，英国脱欧、德国陷入组阁危机、恐袭频发、难民危机、民粹主义和右翼政党势力抬头等等，无一不在加深欧洲一体化的困境。事实上，“16+1”合作机制不仅符合中东欧16国的发展需求，也是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有益补充，可以为困境中的欧洲注入新的发展动力。用事实说服欧洲，我们需要一点时间和韧性。
刘仪
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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