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博士与丝路古文字

　　语言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大门，多会一种语言就多了一扇看世界的窗户。来德国学习之前，我根本未曾想到，自己会沉迷于那些曾盛传于丝绸之路如今却消身匿迹的死语言中，不可自拔。

　　中古伊朗语系中的很多语言在3～5世纪时已在本土灭绝，在新疆、敦煌等地发现的文书中，已确认的语言有大夏语、和阗语、吐火罗语、粟特语、帕提亚语、佉卢文等用多种语言。我所研究的中古伊朗语系就包括帕提亚语、粟特语、大夏语、中古波斯语等死语言。这些语言曾流传于丝绸之路，随着中亚商人、传教士慢慢传入中国，曾在西域地区被广泛使用。

　　我最初的研究兴趣是西北民族史方面，但在阅读文献的过程中碰到了许多专有名词，例如地名、人名等，这些名字有可能是蒙古语（阿尔泰语系）、突厥语（察合台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亦或是印欧语系的某个词的转音。若没有基本的语言常识，就会经常出糗，很可能连断句都会错。如“喀什噶尔”实际上是一个词，但很多人会把它分成“喀什”和“噶尔”两个词；再如变音，龟兹不是（guī zī）是（qīu cí），冒顿不是（mào dùn）而是（mò dú）；更重要的是，如果不能从最初的文字中准确地翻译和理解，在后期的研究中便会一头雾水。

　　因为国内鲜少有人研究中古伊朗语，所以博士期间来德国学习后，我给自己定下了具体学习的目标：试读用帕提亚语、粟特语文字书写的文书，并对保存较完整的粟特语文本展开研究，进而复原当年西北地区及丝绸之路的历史。

　　“亲妈”难辨

　　然而，现实往往跟想象有着天壤之别。很快我便发现，从母语是中文的汉藏语系跨度到伊朗语系是非常艰难的，两者之间有着不同的发音体系与语法结构。把当初学英语的难度系数扩大20倍，大概就是我学这些死语言的感受了。好歹英语中“主谓宾”“主系表”的结构跟汉语是一样的，对着中文翻译也能找到对应的英语单词。可是这些死语言有的是动词放最前面，有的是动词放最后面，最“可恶”的是还有时态、格数的变化，有的变完基本连“亲妈”都不认识了。所以即使手头有英文版的翻译比对着看，我也经常不知道如何对应起来。同时，它们的发音也及其奇怪，即使用国际通用的音标也很难转写，所以就出现了在发音时加入部分希腊字母补充发音的情况，甚至有些字母根据词中位置的不同还有不同的发音。第一个月上课的时候，我经常张开嘴“呃呃呃”了半天，也想不明白到底该发哪个音。先前被夸赞的语言特长，此时已荡然无存。

　　难上加难的是，它们都是死语言，几百年没人用了，也无从找到丰富的讲解材料来辅助学习。而教授的授课方法又那么干脆直接，经常打得我措手不及。记得第一次上帕提亚语课时，当我还在纠结发音和语法时，教授竟然叫我当场翻译一段帕提亚语文本。我扫了一遍要试读的片段，它们就那样傲娇地横在那里，没有一丝亲切。虽然我已经提前学会了基本的发音规则，但要想正确地拼读和翻译依然非常困难。

　　“aum gryw 嗯，wxybyy brmyd c ndr，嗯，wd bxrwsyd……”我磕磕巴巴念了一会儿后，大概是没有几个音是对的，教授便开始领读。读完两句后，他又停下来让我翻译。我只好硬着头皮，将勉强会的几个代词、介词还有高频词翻译出来，再不断在脑海里将以前碎片化的知识拼凑起来，试图翻译出一句完整的话。“我的灵魂在哭，在受伤时发出声……”还没说完，教授便瞪着他那双蓝得透彻的眼睛，然后狡黠地一转，故意拉长语调“very good！”继而爽朗地笑起来，引得大家也跟着笑出声来。接着他将我故意略去的那些不认识的形容词、名词添加了进去，赞美诗的精髓便一下跃然纸上。就这样，我在磕磕巴巴的发音、脑洞大开的猜想加导师的正音和帮忙下艰难地度过了此生难忘的一课。

　　帕提亚语是我第一个入门的死语言，接着，我开始接触粟特佛教文书和粟特基督教文书。虽然都是粟特语，但两者有明显的差别。居住在中国敦煌地区的粟特人，用自己的语言翻译了当时流行于中国的佛教文书，这种语言与粟特本国通行的语言并不完全一样，因此我必须搞清楚同一种语言之下的两种体系，要明白两者之间的差异，例如某个词汇只出现在敦煌地区，却从未在其他地区的文本中出现等情况。

　　复原丝路

　　中古伊朗语系中的很多语言在3～5世纪时在本土基本已经灭绝，但在中西的交通要道、重要的贸易走廊“丝绸之路”上，却被沿用了更长的时间。研究这些死语言，有助于我们了解、复原当年西北地区神秘的历史。

　　当我利用自己独特的语言优势，读懂了大部分人都读不懂的文献时，就好像是用钥匙打开了一个秘密宝盒。在一次翻译粟特语文书时，我看到了一位妇女央求另外一位男士带她从敦煌地区回到中亚，并阐述了自己丈夫和女儿先行离开的情况以及当前自己无助的状态。那一刻，我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女人拽着男人衣服不放的生动画面，同时，更多的问号从我脑海里冒了出来：这些操粟特语的中亚人为何来到敦煌地区？以何为生？当时的通关政策如何实施？移民如何管理？……一系列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文字是文明的一种表现形式，更是对文明的表达和铭记。在学习中古伊朗语之前，我一直认为现代波斯文和中古波斯语不会有多大的区别，就像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一样。和身边的伊朗同学接触久了，我才知道，两者的区别不是一般的大，懂现代波斯语人的也许压根儿不了解中古波斯语是什么。如果不特地学习，他们对自己的文化与历史都不能深入地了解。

　　同样有意思的是，我身边钻研古文字的意大利人极多。一次聊天时，有人说有个同学懂中古波斯语、拉丁语、希腊语等许多高深的语言，非常厉害。得知他是意大利人后，教授立刻表示理解。他告诉我们，意大利拥有悠久的历史，不仅古罗马帝国横扫欧亚，近代以来也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意大利语对西欧其他语言有过深刻的影响，其本身也保留了很多拉丁词汇的语言，对这些语言的研究，更大意义上是对璀璨文化的铭记与继承。

　　19世纪以后，西方人以自己的历史经验确立了世界史的研究标准，认为亚洲、非洲尽管存在过先进的、璀璨的文明，但这些民族和文明“迷路了”，只有欧美的发展道路才是正确的。这种“西方中心主义”不但受到几乎所有欧洲思想家的认可，也深刻地影响了亚洲追求进步的先驱，让他们也接受了“欧洲的文明就是进步的文明”这个前提。

　　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经久不衰、博大精深，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应变能力。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也曾表示，在近六千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二十六种文化形态，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便是中国传统文化。如今，得益于国家的日益强大，我们开始有机会更深刻地了解脚下这片热土。通过遗留的文字解开千年前的待解之谜，复原珍贵的历史，从中汲取精华，让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更加光彩夺目，这就是我们研究死语言最大的意义。

　　文/柴小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