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对外出版业发展的思考

  • 来源:对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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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18-05-23 14:29

党的十九大做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政治判断,明确“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讲好中国故事,提高国家软实力,既是新时代对外出版业的神圣使命,也是新时代对外出版业的发展指向。

一、新时代对外出版业要坚定文化自信

十九大报告提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出版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担负着文化传承、国际传播、对外交流的职责。对外出版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应坚定文化自信,履行文化责任,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中华民族从未像新时代这样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随着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也不断提升。中华文化逐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心,我国也由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迈进。可以说,中华文化的强大吸引力,既是对外出版业在新时代增强文化自信的最厚重基础,也为对外出版业的大发展提供了最佳窗口期。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华文化“走出去”。十八大以来,《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使对外出版业呈现出繁荣上升趋势,“走出去”的力度、数量和规模不断上升。可以说,强有力的国家政策引导和资金扶持,既为对外出版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保障,也是对外出版业大发展的后盾和动力。

对外出版业成绩显著。十八大以来,对外出版业取得了巨大成绩,既讲好了中国故事,又提升了文化自信。2012年至2016年,我国实现版权输出五万多种,版权引进输出比由2012年的1.88∶1缩小到2016年的1.55∶1。其中,图书版权输出由2012年的7568种增长到2016年的8328种。出版“走出去”渠道平台更加多元,我国出版企业在海外设立各类分支机构400多家,与70多个国家的500多家出版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走出去”海外布局初具规模。在法兰克福书展、美国书展、伦敦书展、东京国际书展等国际重要书展上,越来越多的“中国身影”向世界展现中国的魅力。

二、新时代对外出版业要定位提升空间

新时代,对外出版业既要增强文化自信,又要认识改进空间,才能真正实现创造性转化及创新性发展,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高国家软实力。目前,我国对外出版业在深入度、涵盖面、国际化、感染力等方面还需要加强,从“走出去”到“走进去”还有诸多方面需要提升。对外出版业文化深入度不够。目前,对外出版物最多的内容是中国古代文化、历史、医药、武术、艺术类,而展示当代中国的出版物很少。出版“走出去”应该传播当代中国气派、当代中国精神、当代中国价值、当代中国故事,尤其是打造对外传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品力作。图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在海外以多语种出版以来,已经发行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发行量650多万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出版发行以来,一直受到国际社会持续关注,这很好地证明了世界期待传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品力作。

对外出版业海外覆盖面不均。目前,对外出版物“走出去”主要集中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欧美发达国家,非洲、拉丁美洲、南亚、西亚、中亚等160多个国家则没有列入出版“走出去”重点,而这些地区恰恰是中国海外投资、外派劳务等最为集中的地区,亟需加强出版“走出去”。五洲传播出版社“that’s”多文版数字出版内容与服务平台进展顺利,尤其是阿拉伯语平台已产生重大突破,为埃及第三大电信运营商ET定制的阿语APP已正式上线,用户超过10万。2017年11月,在沙迦书展举行了“that’s” 阿语平台阿联酋首发,取得较大成功,探索出了“中国文化+中国制造走出去”的新模式。

对外出版业专业化、国际化不强。目前,对外出版业发力点往往集中在国际参展、版权输出和发行销售环节,而对出版物创意预售、IP开发和国际规则制定等方面着力相对较少,尤其在出版项目顶层设计方面国际化、专业化不够,在加强同大型国际出版集团合作方面需要进一步开拓。比如,我国出版机构参加法兰克福书展、美国书展、伦敦书展等大型国际书展日益频繁,但行业参与话语权和国际规则制定话语权仍不足。

对外出版业海外“走进去”不深。目前,对外出版业翻译问题仍较为突出,如图书内容翻译生硬、原意走样,甚至出现政治错误,图书翻译艺术性不够,不容易被外国读者接受,缺少专业、稳定的翻译队伍等。另外,出版物往往涉及大量文化背景知识,使得国外读者在阅读中存在“消化不良”问题。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刘慈欣获雨果奖、曹文轩获国际安徒生奖,其中的重要经验就是翻译的成功转化。可见,对外出版业让国外读者从“看得见”到“读得懂”还需要加强。

三、新时代对外出版业要坚持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既是新时代对外出版业坚守的文化方针,也是新时代对外出版业着力的发展路径。内容创新创造是对外出版业发展的基础。过去讲内容为王,在新时代,内容创新创造仍然是对外出版业发展的基础。

一是立足原创,讲好中国故事。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华文化让世界着迷,中国元素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文学、影视娱乐、时尚流行的热门题材,这为外向型出版物的选题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创作空间。在出版内容的叙述方式上,应尽量避免高谈阔论和咬文嚼字式的描写,以故事驱动,用见微知著式的叙事打动人心。例如,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坚持把内容创新作为立社之本,通过调整出版结构,大幅压缩了引进版权和公共版权图书,聚焦于原创图书出版。近年,其策划出版的《伟大也要有人懂:少年读马克思》《伟大也要有人懂:一起来读毛泽东》,因内容富有感染力和故事性,成功输出美国、荷兰,进入欧美出版主流市场,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影响。而对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而言,“走出去”也不是简单的版权输出,而是嵌入国际化背景,切实推进当代中国文化和价值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走出去”。

二是合作传播,讲好世界故事。以“借船出海”为特色的合作传播是对外出版业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有效途径。通过合作出版既可以共享、共赢,实现本土化运作,也可以进行出版内容、技术优化配置,实现低成本运营。出版单位可以与国际出版机构共同策划选题、开展联合营销宣传,使出版物真正进入国际主流市场。近期,可重点遴选“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国家的出版社,与其开展出版合作,共同讲好世界故事。2017年10月,五洲传播出版社与圣智学习集团出版英文国际版“中国创造”丛书,成功在全球范围内发行,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在高速铁路、太空领域等最具代表性的创新成就和辉煌成果,客观呈现了十八大以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受到国际关注和好评。安徽出版集团与波兰马尔沙维克出版社共同推出《故宫博物馆馆藏大系》英文版,也受到中波两国政府相关部门的充分肯定。

三是放眼国际,讲好当代中国故事。中国5000年的悠久历史和改革开放40年的生动实践,都是出版“走出去”的独特资源。一方面,由熟悉海外市场的策划与编辑团队,甚至是海外本土化团队,一起策划、约稿、编辑,为国外读者量身定制内容。另一方面,从专家的视角按国际表达方式来叙述故事,更容易进入国外读者视野。中国出版集团就把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和中国道路的学术表达,作为该集团国际出版的最大特色。出版集团通过现代视角输出传统文化图书900种,达17个语种、22个国家和地区。通过吴敬琏、厉以宁、铁凝、贾平凹等名家讲当代中国故事,《中国道路与新城镇化》《推拿》等经兰登书屋、阿歇特等著名出版公司进入国际主流渠道,《重启改革议程》输出英语、土语版权,《山楂树之恋》输出20个语种。

平台创新创造是对外出版业发展的关键。新时代,对外出版业应充分利用好海外机构、国际书展和翻译平台,通过平台创新可以交流信息、寻找商机、推进合作,通过渠道创新可以了解需求、直面市场、拓展业务。一是建立海外机构,实现出版本土化运作。对外出版单位应结合自身实际,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特点,寻找当地合作伙伴。在地域布局上应以发展中国家为基础,以发达国家、周边国家和地区为重点,建立覆盖广泛、重点突出、层次分明的出版“走出去”新格局。近年来,出版企业海外并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2014年,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美国出版国际公司(PIL)的童书资产,8000万美元的价格创下了中国出版企业海外并购的最高交易额。2016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创办以色列分社,北京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战略投资法国菲利普·毕基埃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成立智利分社。2017年,浙江少儿社在英国成立欧洲公司,人民文学出版社、中译出版社、大百

科全书出版社、五洲传播出版社、外文社等多家出版社则通过与海外伙伴成立国际编辑部等形式开拓市场。

二是利用国际书展,大力推动出版“走出去”。国际书展是出版“走出去”的重要服务平台,通过法兰克福书展、伦敦书展、美国BEA书展等多个国际重要书展,出版单位可以在版权输出、合作出版、产品营销、品牌宣传等方面取得实效。除了利用海外的书展平台,还应建设好自有的交流平台。如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承办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参展规模上仅次于法兰克福书展,已经排名世界第二。除了书展以外,还有动漫展、文化展等多种形式的展会都会有海外出版企业参加,这些展会都可以作为了解海外市场,以及与海外同行交流合作,寻求合作契机的重要平台。

三是创新翻译平台,搭建出版“走出去”直通道。通过创新翻译平台,既可以提高翻译水平,又可以实现长效发展。2017年11月27日,中国外文局举办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国际合作翻译出版签约仪式。意大利、波兰、乌克兰、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肯尼亚、塔吉克斯坦、越南、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柬埔寨、老挝、蒙古国、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阿富汗等16个国家的当地知名出版机构同外文出版社共同签署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国际合作翻译出版备忘录。中国出版集团则创办牛津大学翻译出版中心,集20余位翻译人才,有组织地翻译中国图书,在伦敦书展年度发布。中国对外翻译公司开发“译云”作为全球领先的互联网翻译出版平台,覆盖32个语种,日均访问量达1亿人次。

融媒体创新创造是对外出版业发展的捷径。新时代,融媒体是加速出版“走出去”,帮助对外出版业实现“弯道超车”的捷径。

一是积极开发融媒体平台,抢占国际主流阅读市场。随着大数据、云计算、智能物联网、VR、AR等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与突破,对外出版业应积极开发融媒体平台,充分利用最新技术,在输出国形成现象级传播,增加出版“走出去”的影响力。人民日报社全媒体矩阵已发展成为媒体融合的排头兵,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认定为“全国报刊媒体融合创新案例30佳”,其融合创新路径值得深入研究。既可以搭建融合媒体运营平台,建立海外本土化的数字综合服务体系,也可以通过创新驱动全媒体形式“走出去”,全面提升融媒体出版产品的核心价值和出版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是致力对外数字出版,积极拓展国际阅读空间。相对于书报刊等纸介质产品,数字出版产品容量大、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数字出版是新兴媒体出版“走出去”的最主要形式,数字出版的最大优势在于可以直接面向全球用户,扩展国际阅读空间。出版单位除了出版电子书外,还可以加入声音、视频,不断打造对外数字出版新产品。鼓励和扶持数字出版重点企业和产业基地“走出去”,搭建数字出版“走出去”内容平台,通过加快研发数字、网络出版核心技术等新媒体出版建设,全面提升我国数字出版国际竞争力,占据国际竞争制高点。

三是探索国际数字服务,提高出版国际竞争力。出版国际数字服务平台集约化强、综合服务能力强,在输出产品的时候,价格就会更高,相应国际竞争力也更强。同方知网的学术期刊生意早已做到了世界各地,尤其是欧美地区,挖掘了纸质期刊订户以外的客户群。龙源数字期刊公司则借助互联网海量存储、快捷搜索、跨越时空等特点,为我国综合性文化期刊在国外找到了新的规模用户。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推出的“易阅通”国际数字资源交易与服务平台,则聚合国内外数字资源130多万种,通过打通国际营销渠道,为海外机构客户提供了荐购、阅读、管理、整合一站式综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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