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者单霁翔

　　到2020年，紫禁城即将600岁。这座历经沧桑的宫城，在单霁翔手里“待了”6年之后，愈发充满活力

　　单霁翔：故宫博物院院长

　　“故宫里有200多只野猫，白天看着懒洋洋的，员工一下班，它们就开始站岗、放哨、巡逻。院儿里没有老鼠，它们功不可没。”

　　“故宫实行全网购票以来，我发现在网购方面，只有中国是第一世界，其他国家都是第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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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的讲台上，单霁翔做了题为“坚定文化自信：做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守望者”的演讲。幻灯片由一张张纪实性颇强的照片构成，整体风格朴素，甚至有些粗糙。但单霁翔的演讲，却让清华师生在120多分钟里集体轰笑了130多次。

　　演讲开始前，苏世民书院的常务副院长潘庆中先上台“热场”。“单老师是清华校友，著名的专家，也是‘网红’。”说到此处，台下发出稀稀拉拉的笑声。坐在前排正中间的单霁翔双手交叉着搭在有些发福的肚子上，脸上原本有些严肃的表情继续严肃着。

　　这一表情是单霁翔的标配，即使逗得台下捧腹大笑，他也面不改色。“单式幽默”让人印象深刻，甚至有人开玩笑说，他是被院长一职耽误了的“段子手”。

　　不止是语言，单霁翔的活力也体现在行动上。虽已年过花甲，但他走路极快，秘书周高亮是个大个子，要跟上他也有些吃力。

　　自2012年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以来，为了让故宫拥有良好的“新陈代谢”，单霁翔带领故宫员工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到2020年，紫禁城即将600岁，这座历经沧桑的宫城，在单霁翔手里“待了”6年之后，愈发充满活力。

　　一场管理革命

　　2012年，58岁的单霁翔接到调令。他曾以为国家文物局局长是他的“最后一站”，万万没想到，最后一个岗位是来故宫“看门儿”。

　　接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之后，办公室给了单霁翔一份介绍故宫的资料，他需要把内容背下来，以备接待来访的贵宾。“故宫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古代宫殿建筑群，是世界上收藏中国文化藏品最多的宝库，是全世界参观人数最多的博物馆。”单霁翔回忆，资料里用的都是“高大上的话语”。

　　到岗后，单霁翔走访了故宫30多个部处，利用节假日拜访和请教著名学者、文物专家和历任院领导，并用了5个多月走遍故宫9371个房间。

　　进一步了解故宫之后，那些世界之最，单霁翔“感受不到了”。故宫馆址宏大，但70%的区域竖起了“非开放区，观众止步”的牌子；故宫藏品多，但“90%的藏品都沉睡在库房里，谁都看不见”；故宫观众多，但80%的观众进了故宫就看看皇帝上朝、睡觉、结婚的地方，然后到御花园就径直出宫门了，“观众没把你当一座博物馆”。

　　“究竟什么是最重要的？那些世界之最吗？”单霁翔自问自答，“其实真正重要的是故宫这座文化机构究竟能给人们奉献什么。”但要真正做到一切工作“不以自己管理方便为中心，而以观众方便为中心”，对故宫来说，无异于“一场管理革命”。

　　“革命”从“装点门面”开始。之前端门广场上有很多“太监展、宫女展、刑具展”，20块一张门票，观众看完就骂故宫。“其实不是故宫办的。”单霁翔说。

　　那排房子被收回之后，故宫设置了30个售票窗口，并购置了很多快速售票的设备，以保证观众到故宫30分钟内能买到票。

　　6年前，观众进故宫之前要休息，“最好的座位是端门广场的树坑”。此后，故宫在端门广场先后安置了200把椅子、56组树凳。有员工提醒单霁翔：“咱们国家正好56个民族，这儿56棵树，一棵树起一个名字多好啊。”“千万不能这么搞，要死一棵咋整啊。”单霁翔一脸严肃，“要做就做有用的事。”

　　去年初，员工告诉单霁翔，“现在有11000名观众可以‘坐下了’”。“这个数字是假的。”单霁翔告诉对方，“你们去看吧，夏天太阳直射的地方没人坐，冬天没有太阳的地方人们不爱坐。”单霁翔认为，故宫博物院不仅要关注文化遗产保护，更应关注观众的需求，注重公益性和人性化的细节设计，让观众有尊严。

　　午门是故宫博物院的正门，以前，三个门洞中，中间的门洞专为接待贵宾车队所用，因而时常紧闭，而两侧的门洞则每天排满了观众。单霁翔觉得这“很不合理”。他打算把三个门洞都向观众开放，但有关部门反对，“贵宾开车进故宫是几十年的礼遇，不能换了一个院长，礼遇都不要了。”

　　“那日本皇居、英国白金汉宫、法国凡尔赛宫，这些帝王曾经的居所今天也都对公众开放，那些地方车队就不能开进去。”单霁翔认为，“这关涉文化尊严，还有每位观众的权益。”

　　僵持阶段，故宫在2013年初发布公告，“故宫开放区内不允许机动车再驶入”。这一规定，“最受影响的其实是我们自己”，故宫员工包括单霁翔也必须遵守。

　　2013年4月，时任法国总统奥朗德参访故宫，成为近几十年来第一位步行进入故宫的贵宾。

　　“穿过长长的门洞，我给他讲午门的故事，”单霁翔观察奥朗德的表情，“他会终生难忘的。”

　　这一年，单霁翔作为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提交了《关于机动车辆不再穿行故宫博物院开放区域的提案》，并从故宫、来宾、观众等多个角度分析这一提案对文化尊严、观众安全、文物安全以及来宾参观体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案最终获得通过并落实。

　　当了15年全国政协委员，单霁翔撰写了200多件提案，他粗粗算了一下，“有近300名全国政协委员、9000多人次”为他撰写的提案联名。每次写好提案，单霁翔“都要把联名签字的格子签满才肯提交”。有人问他原因，他回答：“人多力量大嘛！”

　　作为全世界接待观众最多的博物馆，故宫每年1600万的观众也给了单霁翔不得不改革的力量。

　　单霁翔回忆，8年前故宫也曾试过限流，“第一天就失败了”。当天下午2点多，8万张票卖完后，故宫关闭售票窗口，并用大喇叭作了广播。已经排在售票窗口前的几百名观众不停敲击窗户，喊着口号要进故宫。公安局知道后很敏感，“故宫距中南海不到200米”，赶紧通知故宫处理。结果没卖票，故宫把观众全放进去了。“之后没人再提限流的事儿。”单霁翔说。

　　从2002年到2012年，故宫每年的观众数量从700万猛增到1500万。单霁翔自嘲：“不幸的是，我就是这一年到故宫工作的。”

　　2013年起，故宫的年观众人数达到1600万。每年的暑假、五一和十一假期，故宫都过得比较煎熬，“尤其10月2号，人最多”。“故宫每天8万观众就饱和了，18万就一切都崩溃了。”单霁翔记得，那些一天接待十七八万人的日子里，工作人员每天都站在保和殿下面，大声喊“请大家注意脚下，不要推嚷”。

　　面对这样的场面，单霁翔忧心忡忡。为了观众安全，故宫下决心要限流。

　　真正实施限流之前，故宫做了一年半的宣传工作，采取了各种措施削峰填谷。故宫通过给旅游团淡季优惠，在淡季设立教师、医务人员、环卫工人、大学生、志愿者等群体的免费日等措施，让之前“48天超过8万观众的日子”成为历史。

　　2015年6月13日，故宫宣布“每天只接待8万观众”，并挺住了当年的暑假和十一长假，让限流得以常态化。

　　“观众限流、削峰填谷这事儿做得挺漂亮。”北大文物与博物馆学教授宋向光说，“在故宫与社会互动一些很难的问题上，单院（长）能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

　　完成这场管理革命，不轻松的不止单霁翔，还有故宫上千名员工。单霁翔平时对员工要求细致、严格，2013年底，在故宫的年终总结会上，他对员工提出要求：“建议大家节假日认真休息，无论自己还是部门员工，都不要去看望在职的各级领导，可以看望贫困家庭，看望专家学者和离退休员工。”

　　“他们有时候都说，院长什么时候出差啊，出差我们歇两天。”单霁翔说，“但看到工作成果和公众的反馈，大家也会觉得值得。”

　　文物的尊严

　　要让故宫充分发挥博物馆的价值，单霁翔选择站在公众的立场，也站在“物”的立场。

　　专门建立雕塑馆之前，故宫的1万多件雕塑大多“沉睡”在库房里，体量较大的雕塑“保管条件更不好”。其中有一尊3.5米高的北齐时期的菩萨，过去几十年都立在墙根儿底下。单霁翔路过时总说：“你瞧，咱们这菩萨脸色都不好。”

　　单霁翔第一次进库房时，被躺在台阶底下的兵马俑吓了一跳。眼看兵马俑被一堆海绵围着，他正色道：“这不行，我们得赶快保养。文物必须有尊严。”

　　随着雕塑馆、古建馆等专馆的设立，午门及东西雁翅楼展厅的开辟，越来越多的文物得以妥善安置和展出。

　　文物的尊严除了科学的保管和陈列，还体现在修复的过程中。

　　2016年初，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让更多人了解文物“治病疗伤”的漫长过程和修复师日复一日专注投入的匠人精神，获得了不错的社会反响，很多年轻人成为其拥趸。单霁翔很感动，“我原以为孩子们喜欢看那些打打闹闹、蹦蹦跳跳、拥拥抱抱的片子。”

　　受此影响，“来故宫应聘的人数最多的一年有18000名。”单霁翔说。即便如此，到清华、北大等高校演讲时，他依然会有意无意地向台下的同学抛出橄榄枝。“去年，故宫的7名博士后出站，有6名选择留在故宫。”说到此处，他目光注视着台下，并重复两遍，“请大家注意这一点。”

　　单霁翔希望通过大量储备人才，让那些亟待修复的文物少一些“无奈的等待”。“但我们知道，文物修复和科学修复还有很大的距离。”他分析，一件藏品损坏了，会直接送到文物修复部门，但这中间存在一个很大的不科学性。“就像人生了病，医院不会一上来就给病人打针吃药，应该是先做检查、分析。”

　　2016年底，故宫文物医院挂牌成立。这是一个专门检查、分析文物的医院，为文物修复师进行科学修复提供依据。

　　同年底，故宫公布馆藏数量为1862690件（套）。“全国有4870座博物馆，定为珍贵文物的共401万件，其中有168万件在故宫，约占全国珍贵文物的42%。”单霁翔说，“一般的博物馆，珍贵文物占总藏品的5%～10%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故宫的占比是93.2%。”

　　关于故宫的藏品，民间隐约流传着一种说法：北京故宫是“壳”，台北故宫是“瓤”。“其实很多人都受骗了，最典型的就是李敖先生。”单霁翔说，李敖看了北京故宫的库房和很多藏品之后，直言“我受骗了”。

　　“抗战时期，故宫关门6年半，整理了长长的‘留平文物清单’，共有118.9万件文物没有南迁。更何况故宫1200栋古建筑一栋都没有南迁。”冷不丁的幽默之后，单霁翔继续说道，“南迁的13491箱文物只占故宫文物的少部分，而运到台湾的只是南迁文物中的2972箱，占南迁文物的22%。”

　　台北故宫1965年建院后，“将文物全世界巡展，说好东西都在台北故宫”，这在单霁翔看来是“绝对不正确的”。

　　故宫要正名，需要办更多的好展览。

　　“以前，我们的博物馆基本上就是文物收藏研究机构、事业单位。对于社会发展和社会需求，有时候博物馆人不是很敏感。”宋向光说，“单院（长）能积极回应公众对故宫的关切，让大家对故宫博物院的认识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旅游景点，而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有好多古代宝贝的地方。”

　　2015年，故宫建院90周年时推出石渠宝笈特展，《清明上河图》《伯远帖》《游春图》《听琴图》《洛神赋图》等283件珍贵书画藏品首次集中展出，大批观众奔涌看展的场面被媒体描述为“故宫跑”。一位70岁的老人向单霁翔诉苦：“我7点就来了，本来排在最前面，大家一跑起来，我穿一双球鞋也跑不过。办个展览怎么像运动会一样？”单霁翔赶紧承认错误：“对不起，我们赶快研究怎么办好‘运动会’。”

　　很快，故宫做了20个牌子，早上7点，工作人员就在广场上把牌子竖起来，观众按顺序排成1、2、3组，依次分组入场观展，“这样大家都不用跑”。

　　石渠宝笈特展的火爆在《清明上河图》展出的最后一天集中爆发。当天下午3点，离故宫闭馆还有两小时，武英殿外依然排着长队。观众情绪开始波动，围着单霁翔问“能否晚一点闭馆”。

　　“当时我很感动，保证说最后一个观众看完再闭馆。”单霁翔没想到豪言壮语说出去，“后果就很惨”。晚上8点，观众渴了，但故宫从来不晚上开馆，卖水的都下班了。单霁翔赶快叫食堂烧水，给观众端了2500杯茶过去。夜里12点，单霁翔再去看观众，问“有没有喝到茶”。“喝茶了，可是饿了。”听到人群里传来的声音，“我们把所有的800盒泡面全部拿了出来，一人一盒够了”。

　　这一晚，单霁翔和上百名员工一起加班到次日凌晨。最后一位观众在凌晨3：45离开。

　　石渠宝笈特展两个展期共接待观众约17万人次，是2015年中国最受瞩目的文化事件。此后，单霁翔表示，故宫办好展览必须常态化，“不能抽风似的，今年办一个，过两年不办了”。

　　近几年，故宫的大展越来越多，得到不少好评。

　　“最近展出的‘明代正统、景泰、天顺御窑瓷器展’，有很高的专业水准，背后的研究实力是强大的支撑。”宋向光告诉《中国慈善家》，“这个展览是故宫陶瓷研究所的先生们，在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展出的完整器物和窑址、考古发现的一些标本，体现了古代器物学研究的水准，也结合了现代考古学研究，所以更具有科学性。”

　　“像故宫这样承载着国家和民族记忆的博物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光是展文物，如何展现中国文化的精髓、形成过程、历史上的作用，以及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关系和互动？”作为专家学者，宋向光问得更多的是这些问题。

　　把故宫完整地交给下一个600年

　　单霁翔对四合院的特殊情感，源于“对成长空间的眷念”。他在北京四合院里“学会了说第一句话，走第一步路”，也是在四合院里，“骑着自行车接回了自己的新娘”。住在四合院的时光，甚至成为单霁翔对城市记忆“最柔软的地方”。

　　少年时代，单霁翔曾和小伙伴们一起登上景山，四下成片的四合院灰色坡屋顶，衬着故宫红墙黄瓦的古建筑群，是单霁翔心中“真正意义的古都北京”。

　　随着城市化建设，老北京的四合院被大量拆除。单霁翔离开四合院的居住环境已经很久，现在守护故宫，他想把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四合院”完整地交给下一个600年。

　　他用脚步去丈量这座宫城的各个角落，为此穿破了20多双北京“懒汉”布鞋。他和秘书周高亮每进一间屋子，必做好标注并留下影像资料，以便了解“故宫的空间利用潜力和存在的危险”。

　　大量的调查研究之后，单霁翔启动“平安故宫”工程，并升级了从2002年开始的故宫整体修缮工程。“升级”二字说来容易，实际运作却处处掣肘，困难重重。一方面，由于体制保障、人才培养、材料供应等现实困境，故宫官式古建修缮工作面临“人走艺亡”的严峻局面。一方面，要真正做到梁思成等人提倡的“修旧如旧，最大限度地保存历史信息”，资金方面也面临重大困境。

　　为了争取政策和资金支持，单霁翔在多个场合不遗余力地表达故宫官式古建筑科学修缮的重要价值。

　　在2015年底的一次全国政协座谈会上，单霁翔道出了这些困境，得到时任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的重视。俞正声向国务院反映，为故宫争取到“特事特办的原则并逐项加以落实”。半年后回到政协，单霁翔代表故宫向俞正声鞠躬致谢。

　　2016年全国两会结束之后，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邀请单霁翔到香港做专题报告。那场报告，单霁翔重点介绍了故宫的古建修缮和“平安故宫”工程，并提到“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还需筹措8000万元。“我讲完后，没想到一位先生说：‘这8000万我提供吧！’”单霁翔告诉《中国慈善家》，“原来是世茂集团董事局主席许荣茂先生，我当时并不认识他，竟获得了赞助，非常感动，万分感谢。”

　　除此之外，在陈启宗、王石、杨钊等企业家的支持下，故宫还获得了香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1亿元、万科公益基金会6000万元、旭日慈善基金有限公司3000万元的资助，分别用于故宫古建修缮养心殿、奉先殿、雨花阁的研究性保护项目。

　　有了政策和资金的支持，故宫得以顺利将“古建筑修缮工程”升级为“古建筑保护研究”。

　　乾隆花园最北边的倦勤斋，墙上的通景画由画家郎世宁和其徒弟所作。修缮时，工作人员把画落下来才发现，通景画所用褙纸由桑树皮制成，是乾隆时期的高丽纸，但其制作工艺早已失传。故宫的专家为此跑到安徽泾县的群山中寻找造纸的桑树皮和手艺人，“经过上百次的研发才（做到）和原来的品质一样。”单霁翔说，“画重新回到墙上之后，故事被掩盖了。”

　　“替代品很多，为什么要这么复杂？”有人发出疑问。

　　“为了最大限度保留历史信息，不改变文物的原状。”单霁翔说，“两三百年之后，如果人们再修倦勤斋，就知道所需的材料、技术和工艺。我们要为未来保护今天。”

　　“单院（长）对故宫的整体保护和修缮，能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新规划保护方案。”宋向光说，“这一点挺重要的。”

　　“博物馆要更好地发展，需要吸收社会各界力量的参与。”宋向光说，“英国的博物馆是在其《慈善法》的框架下运作的。美国的博物馆基本都是靠社会各界，出钱出力出智慧，一起把博物馆办好。”

　　随着一栋栋古建筑被修好，故宫的开放区从过去的30%，增加到2015年的60%，去年达到了80%。单霁翔希望两年以后，故宫开放区能达到85.02%。为了让“连轴转”的紫禁城和文物藏品获得难得的“喘息”时间，他逐步推进故宫周一全天闭馆成为常态。

　　为了继续给故宫“减负”，单霁翔计划率领故宫750名员工和830辆私家车搬出紫禁城。“故宫博物院不能当私人停车场，这是底线。”单霁翔说，“会得罪很多人哈，但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

　　知乎上，有一位网友评价：“在今天，不会有人比单霁翔更适合担任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他给出解释：单霁翔写过一系列专著，从中可以看出一定的学术水平。单霁翔曾担任过北京市文物局局长、房山区委书记和规划委员会党组书记，还担任了10年的国家文物局局长，说明他可能熟悉文物行业的专业规则和文物事业的整体脉络，了解政府管理和政治规则。

　　当了6年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却形容这是一个“有今天没明天的岗位”。“你做好了9999件事，有一件事没做好，着火了，小偷进来了，就必须下台。”他总结，“这就叫‘一失万无’，所以一代代故宫人传承下来的就是两个字：责任。”

　　在日常的行走中，对诸多房屋和院落的考察体验中，与“故宫人”的交谈中，单霁翔体味—“故宫是一个活态的生命体”。

　　“这是一个有生命的空间，它不是死的，每一块瓦、每一块砖都是历史的积淀。”单霁翔说，“就像树木有年轮一样，建筑也有年轮，只是看不到这个年轮，你可能就认为它静止了。”

　　撰文/张玲 图片/由故宫博物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