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一片繁华海上头

　　1275～1292年的17年间，意大利威尼斯的年轻商人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开启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大约700多年后，一批批贫穷困厄的中国温州人先后来到威尼斯南部不远的普拉托谋生。此地位于亚平宁半岛中西部，距文艺复兴之城佛罗伦萨十多千米。与当年手持教皇的手信与礼品的马可·波罗不同，这些温州人不但两手空空，大都还背负着偷渡者的身份，除了一身的勇气和智慧别无他物。但仅仅30多年时间，在普拉托注册的温州人企业就达7000多家，几乎覆盖了普拉托曾引以为傲的纺织业和零售业。如今，约有6万温州人常年定居在这座城市，相当于其总人口的25%。如果说，700年前马可·波罗的东方之旅，打开了西方认识中国的第一扇窗；那么温州人的意大利谋生，就让西方世界见识了普通中国人的坚韧、勤奋和聪慧。

　　事实上，普拉托只是温商纵横世界的一个缩影。2016年底的数据显示，近70万温州人在世界131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商业与贸易，创造了远远大于温州本土的经济规模。有人说：“只要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没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去开拓市场。”从中国商业史来看，温商是继徽商、晋商之后又一个具有独特地域性格的商人群体。与古徽州、山西相似，温州亦地域狭小，七山二水一分田，可供耕种的土地极为有限，难以支撑庞大的人口消费。不同的是，温州滨海，《读史方舆纪要》说：“府东界巨海，西际重山，利兼水陆，推为沃壤。”良好的区域位置，确保温州较早加入了海上丝绸之路的俱乐部，又有南宋永嘉学派“农商一体、义利并举”思想的浸淫，一有机会，“扬帆出海、商行天下”便立刻成为温州人的内心选择。

　　与海争田，海塘修筑与温州精神

　　初来温州的人，最容易被两样东西吸引，一是拗口难懂的方言，二是水乡特色的地名，如上吕浦、下吕浦、上陡门、下陡门等，叫桥的有藤桥、桥头、桥下、桥墩等，叫溪的有瑶溪、灵溪、东溪、西溪、溪下等，叫塘的有上塘、塘下、南塘、下塘、花柳塘等。温州滨海，人水关系、人海关系重要而现实，地名则从侧面反映了这一点。历史地理学家吴松弟研究发现：“温州平原的成陆，自西晋这一区域的人口增多以后便始终与海塘建设相伴随，这种海塘往往兼具抵御海潮、蓄水灌溉及航运的多种功能。”随着海岸线的东移，大面积土地显露出来，成为人们耕种与收获的希望之田。然而海潮不时袭来，将良田盐碱化，把屋舍桥梁冲毁，成为人们不得不面对的生存问题。为此，温州先民不得不与海争田，开展长达数个世纪的漫长海塘修筑。

　　关于海塘，浙江沿海各地文献中均有记载。其中温州的海塘数量最多，工程最艰巨。《敕修两浙海塘通志》总结说：“（浙江）东西十一郡，杭、嘉、宁、绍、温、台濒临大海”，而“温台山多，土性坚结，所有海塘之处间多”。关于温州海塘修筑的最早历史，文献里多语焉不详，宋代陈傅良说：“州城外，南达瑞安，有石塘百里所，不知起何时？”明代弘治版《温州府志》编撰者蔡芳则说：“盖自开辟时即有此海，自桑田即有此乡，自御海即有此塘。”明代宋濂在《温州横山周公庙碑》中则将温州治海的历史推至西晋：“而郡临海属……地皆濒海，海水沸腾，蛇藤杂居之，民懼其毒，神还自洛，乃白于邑长，随其地形，凿壅塞而疏之，遂使三江东注于海，水性既顺，其土作乂。”时至今日，温州沿海的平阳、瑞安等地仍留有古海塘片段，即便市区也保留有陡门、埭和塘道等古海塘构建的遗存。

　　由于地处偏远，水利工程很少获得朝廷经费支持，温州的海塘修筑必须依靠民间力量，以宋代温州府城外的南塘为例，当年修建时“前太守李公以钱三百万，提举勾公、岳公继以米四百斛，倡民兴之。民亦输钱累至四百三十二万”，民间捐资占了大半。元朝平阳的阴均斗门（今属苍南）修筑时“修缮之费，公私交以为病”，当时平阳州判皮元不得不发动民间力量，甚至邀请当地僧人出面化缘以筹措筑塘资金：“（皮元）闻芦江报恩寺有讲师曰融，梵音精爽，实为众信。侯致尺书，词语恳笃，愿借师力以成。师得书喜曰‘成此非细利也。侯有命，其敢不承’，乃携短疏道侯意劝化。有总管汤士宣捐资为倡，义风所激，壹是乐从。”海塘修筑中对民间力量的倚重，刺激和激发人们依靠自己、相信自己的精神气质。明代温州遭遇严重倭患，沿海地区民众依托海塘修筑卫所城池，或直接利用海塘对抗倭寇，人们“乃依下保山筑塘作斗门，捍海以蓄泄水。城扼县东乡喉楗，间御海上寇盗”。一批源自民间的英雄如蒲壮所后英庙的陈老等在抗倭战争中身先士卒，成为人们祭祀的对象。

　　一般认为，温州地域文化形成于两晋之际，全面崛起于南宋，以永嘉学派的形成为标志。这一时期正是海塘修筑的高峰，通过长时间、大规模的海塘修筑，温州民间力量得以锤炼和壮大，“民办、民营、民有、民享”和“自主、自创、自卫、自力”的民间精神得以滋养，为改革开放之后温州人闯荡世界、商行天下沉淀了难得的文化养分。

　　安澜亭码头，远窥温州古港

　　初夏，夜幕初垂，温州江滨路上散步的人影渐密。徐步向前，呼吸瓯江上拂来的凉风，聆听脚下细草间的虫鸣，不觉间便行至安澜亭码头。暮色里，渡口显得分外安静，驳桥与趸船上冷冷清清。在老温州人的印象里，安澜亭码头曾是繁忙、拥挤、热闹的所在，这里曾是连接市区与瓯北永嘉的主要交通线，清晨至深夜都有等待铁皮渡轮过江的人们。随着瓯江上的大桥越来越多，安澜亭码头逐渐退出人们的生活，倒是码头旁的安澜亭人头攒动，成为人们追忆码头过往历史的小小地标。更久远以前，安澜亭码头地处望江门与水门之间，正是古温州港所在地。

　　从地形上看，温州市区北、西、南三面环山，八百里瓯江从城北东流入海。瓯江之上的江心屿、七都涂和灵昆岛都曾见证过千帆竞发的热闹景象，这一带江面宽阔，港域深广，是河口港和海湾港兼备的天然良港。据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考证，晚唐时温州就已有与日本的直接商务往来。南宋绍兴元年（1131），朝廷正式在温州设立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并修缮码头，新筑驿馆，方便海外番客来温州。宋元之间，来自龙泉、丽水、金华等地的青瓷、茶叶、木材、纸扎、硫磺、麻布、布雨伞等都顺瓯江而下并在安澜亭码头集结，加上温州本地的瓯窑瓷器和漆器等货物，一船船向东出海。或北上宁波，继而前往高丽与日本；或南下泉州，开始南亚乃至中东与欧洲的遥远旅程。

　　1988年4月，温州洞头县出土约50余件古代瓷器。其中一件粉青釉模印菊花纹高足杯引人关注，该杯品相完整，通体施素雅的粉青釉，胎体略显厚重，造型朴素大方又有异域风味。经专家鉴定，其底足略高，似为蒙古人马上饮酒而制，属元代龙泉窑的青瓷上品。从史料记载来看，宋元时温州的海外贸易相当频繁，以造船业为例，北宋元祐五年（1090），温州年造船以六百只为定额，居全国首位。也里可温（基督教）、达失蛮（伊斯兰教）、摩尼教等宗教人士也随商船不时来到温州，南宋诗人徐照《江心寺》留有“两寺今为一，僧多外国人”的记录。此外，温州民间出海贸易的人也不在少数，南宋洪迈在其《夷坚志》中举例说：“温州巨商张愿，世为海贾，往来数十年，未尝失。”从事海淘的人也有不少，“温州人张八居家，客持檀香观音像来货”，当时安澜亭码头一定比现在还要热闹，还要繁华。

　　随着人口的增加和手工技艺的提高，那时的温州出现了一系列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如纸张、漆器、瓷器等，其中“温州作蠲纸，洁白紧滑，大略高丽纸，东南出纸最多，此为一也”，最知名的手工艺品是漆器，开封玄德门的“温州漆器什物铺”前人头攒动，临安城内的“温州漆器铺”“漆器墙”等店铺更是生意兴隆，就连南洋真腊国也畅销“温州之漆器”。有元一朝，温州对外贸易地位更加凸显。至元十四年至二十一年（1277～1284），元世祖忽必烈先后在泉州、庆元、上海、澉浦、广州、温州、杭州七地再设市舶司。漂洋过海的番客更是接踵而至，史称当时的温州“番人荟萃”，真腊人、吕宋人、日本人、高丽人以及大食人都在温州留下了收购茶叶、瓷器、漆器等商品的身影。元贞元年（1295），管理市舶司的永嘉人周达观奉朝廷之命，从温州港出发，出使吴哥王朝，并在那里居住一年多时间，写下著名的《真腊风土记》。

　　明清两代实施“海禁”，瓯江上扬帆的海外商船没了踪迹，但温州在全国海外贸易的地位仍然重要，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全国共设江、浙、闽、粤四处海关，位于定海的浙江海关下设15个海关分口，以管理来往日本的中外商船，其中温州、瑞安、平阳三处分海关赫然在列。到了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增设温州为通商口岸。随后不久，英国人将驻温州领事馆修筑在江心屿之上。这座三层西式洋房采用券柱式外廊，清水墙面，见证了旧时代温州海洋贸易的最后影像。今天，小楼依然保护良好，散步江滨路的人们仍能从安澜码头看到它。

　　海上温州，风水意向与人文坐标

　　从安澜亭码头沿环城东路向南，左边高楼林立，右边则山峰耸立、绿树成荫，从北至南分别有海坛山、华盖山和积谷山依次相连，形成了嘈杂市区的安静角落。传说当年温州城修筑之初，人们将城址选在了瓯江之北，东晋学者郭璞登高相地，在瓯江之南，“见数峰错立，曰松台，曰海坛，曰郭公，曰积谷，谓之斗门，而华盖直其口。瑞安门外三山，曰黄土、巽吉、仁王，则近类斗柄”，于是建议人们利用山形地貌，将城墙修筑在山上，并在城内开凿二十八口水井，象征天上的二十八星宿，以法天象地之势，造就了温州“斗城”的美好风水意向。

　　唐代以前，农业是温州区域经济的主要支撑，生活习俗简单保守，志书上说：“郡四封外皆崇山峻坂，溪流激湍，行者病其险，至郡境则平衍千里，江河环流，沃野气舒，故其民皆安土重迁，乐修其业。”但到宋代，出现了“人多浮侈，不务丰本啬用，嫁娶以财气相高”“滨海之家，多籍鱼言之利”的风俗新变化。因为海上贸易的频繁，宋代温州的城市生活也有新的变化，唐代以来封闭式的里坊制结构逐渐被打破，城市商业化文明与商业化程度不断增强。北宋温州郡守杨蟠在《永宁桥诗》中说：“过时灯火后，萧鼓正喧阗。”南宋温籍太学博士戴栩《江山胜概楼记》曰：“（温州）计其当时，荒凉寂寞，为草莽之区，与今之廛肆派列，阛阓队分者，迥不侔矣。以故市声澒洞彻子夜，晨钟未歇，人与鸟鹊偕起。”华灯初上的夜晚，夜市开张，店铺、酒楼、瓦肆随之喧闹起来，商业店铺纷纷临街开放，热闹非凡，清早的晨钟还没有敲响，人们便已开始在街市上活动，那繁华定与今日温州无异。

　　随着江南的开发和宋王室南迁，温州经济、政治地位实现实质提升，城市人口猛增。晚唐温州刺史张又新的《华盖山》诗云：“愁来始上消归思，见尽江城数百家。”到了北宋，周行己《绝境亭》中的温州已是“下瞰万瓦居，缥缈见楼阁”。再到南宋，徐照《题赵明叔新居》诗里已经出现“十万人家城里住，少闻人有对山门”的盛景。从晚唐数百家到北宋的“万瓦居”，再到南宋的“十万人家”，温州城内人口数量激增程度可见一斑。北宋“嘉佑三年正月（1058），温州火，燔屋万四千间，四者五十人”，一场大火就烧毁了1.4万间房屋。另据《万历温州府志》记载：“府城四面有濠，濠上下岸各有街，彼时一渠两街，河边并无居民，宋绍兴间，居民侵塞，舟楫难通，火患罔备。”由此可见当时温州城区人口居住的密集程度。

　　从宋代开始，温州城市景观得到进一步优化和美化。绍圣年间（1094～1098），知州杨蟠整顿了原有市容，将全市“定为三十六坊，排量均齐，架缔坚密，名立义从，各有攸娶”。城市景观得到较大改善。叶适描述说：“昔之置郡者，环内外城皆河，分画坊巷，横贯旁午，升高望之，如画奕局。”杨蟠曾赋诗《永嘉》记录当时景象：“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水如棋局分街陌，山似屏纬绕画楼。”

　　至今温州城内仍保留着许多古坊的名称，成为追溯海上温州一个又一个的人文坐标。如五马坊与墨池坊留存着大书法家王羲之的文化踪影。明嘉靖《温州府志》载：“王羲之，山阴人，为永嘉郡守，出乘五马，老幼仰慕，为立五马坊。”传说他在温州时曾临池作书，一池清水竟被染黑，留下了“墨池”的美誉。而环城东路至解放北路的康乐坊、中山公园东侧的谢池巷，都与东晋温州郡守谢灵运相关。《宋书》记载，谢灵运“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素所爱好，遂肆意遨游，遍布诸县，动逾旬月”。在温州期间，谢灵运写下了大量山水诗歌，《登池上楼》《登江中孤屿》《夜宿石门》等都经久传唱。现今修缮完毕、开门迎客的温州南塘街也是古风扑面、粉墙黛瓦，明清江南古建风格的屋舍沿温瑞塘河向南一字排开。“捍海而途谓之塘”，南宋醇熙十三年（1186），温州太守沈枢疏浚了温州内海，修筑了从市区南达瑞安七十多里的塘河，并在河坝上铺设石板，形成“南塘驿路”。此后，人们在南塘遍植荷花，形成了“赖有风相送，荷花十里香”的美丽景致。漫步在今天的温州南塘，虽无荷叶田田，但河岸旁垂柳成林、榕树参天，不时飞过的白鹭，长桥上的行人，还有蓝天之上的白云都倒映在清澈的水面之上，彷佛让人看到了当年温州城外老南塘的风采。

　　□刘小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