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提高对外评论引导力的思考与建议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在全球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但在西方媒体强大的话语权之下，“中国威胁论”等论调层出不穷。以2017年12月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发布的“锐实力”报告为例，该报告指责中俄大力发展锐实力，借助人文交流、媒体机构扩张等进行渗透，以在目的国提升政治影响力。

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是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按照他的定义，“硬实力”是一国利用其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强迫或收买其他国家的能力，而“软实力”是不通过高压强迫或者利益收买就能够感召、劝服他人的力量，软实力本身无所谓好坏。但是锐实力是操纵欺骗性信息从而达到恶意目的。约瑟夫·奈认为，中俄的信息战挑战是真实存在的，且在加速发展。①

美国等西方大国对锐实力的炒作可以看作是其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的警惕反应，是“中国威胁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新版本，试图丑化我国对外传播的形象，损害我国媒体的公信力。在此形势下，《中国日报》作为中国对外传播矩阵的旗舰媒体，其言论报道则更应提高国际舆论引导能力。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三方面加强国际舆论引导力建设。

第一，言论报道选题要紧扣海外目标受众所关心的热点话题，在新形势下，选题应该更加突出对外角度。据中国日报社国际传播研究室统计，2017年《中国日报》发表的581篇评论稿件被外电转引共计14,710频次，转引量较高的话题包括中美经贸、外交关系、“一带一路”倡议、南海局势、朝鲜半岛局势、中国留美学生失踪案、中国海军发展等。例如，2017年8月14日刊登的评论《美国301条款无法阻挡中国进步》被美联社、《华盛顿邮报》等外媒转引超过1000频次。2017年8月22日刊登的社论《美国驱逐舰撞沉商船是美国自由航行的霸道恶果》被美联社等外媒转引超过2700频次。

结合近几年评论稿的外电转引分析，笔者注意到，朱萍 中国日报社评论部主任助理、主任编辑外电首要关注的就是中国对外交往话题，包括中国的外交、经贸、军事以及中国对国际热点问题的看法；其次是中国国内政治和秩序、中国经济，特别是与他们体制理念不相符的领域。但这并非意味着涉及国内社会、文化话题的评论就可以舍弃不做，毕竟这类话题是外界了解中国社会各方面思想动态的重要窗口，只是在选题策划时应该向外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倾斜。

第二，在新形势下，对外评论应该更加注重运用海外受众能接受的话语体系来阐述我方观点，与此同时，对外评论也要兼顾国内国外两个大局。

尽管这些年西方媒体涉华正面报道有所增加，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片面报道居多，西方媒体已经在海外受众中将中国塑造成了“经济快速发展，政治军事上都具有潜在威胁”的刻板形象。

根据传媒学者的研究，思维定式影响受众态度的形成与改变，可以表现为三种结果：同化评定，即人们从自己原有的思维定式出发，更易接受与自己观点类似的立场；对比评定，当受众自身思维定式稳固，而新闻评论信息与其观点、态度不一致时，受众不仅对信息内容不接受，而且还会形成比过去更加牢固的态度，无法实现传播者的目的；要实现态度改变，新闻传播者可以通过先靠近受众立场、继而以自己的观点影响他们的方式，使受众逐渐改变其原有定势态度，形成新认知。②

无论对内报道还是对外传播，媒体都要牢牢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和舆论导向，但是对外传播与对内报道在评论文章的选题与写作方式上应采取不同的策略。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对外传播中仍然有大量国内话题的对内评论被生搬硬套地直接转换成英文对外评论。但是在当前西方媒体热炒中国锐实力的形势下，如果我们的评论不讲究论证，或者内容比较空洞，读起来像“宣传口号”，就有可能让海外受众对中国的对外报道产生“对比评定”效果，从而认为中国的言论报道都是政治宣传，这样不仅起不到说服作用，反而会导致反感抵触，甚至引发受众对中国正在加速对外意识形态输出的担忧。因此，就对外媒体来讲，牢牢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和舆论导向应该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而不是向海外受众喊口号、讲大而空的道理。

只有积极容纳、贴近国际受众的生活空间和经验范围，扩大与国际公众经验范围的重叠面，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认知差异，才能获得预期的传播效果。③ 在言论报道中尤其需要如此，只有通过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从目标受众能够接受的理念着手，用他们理解的话语体系阐述我方观点，才能更大限度地争取受众对我方观点立场的理解。例如，每年两会之前，外媒通常会批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橡皮图章”“中国的民主并不是真正的民主”。为明辨是非，2018年2月28日《中国日报》刊发美籍制片人安德烈·伏尔切克的文章《中国民主在西方批评声中欣欣向荣》，从希腊“民主”词源入手，指出：民主本质应该是人民当家作主，并不一定按照西方民主模式，关键在于为人民谋福利；而美国由于其民主程序掣肘，才导致控枪困难重重、枪支泛滥，人民生命安全屡屡受到威胁。这篇言论文章正是从西方广为接受的民主理念入手，再摆事实讲道理，进而增加了说服力。

对外传播采取与对内报道不同的评论策略才能取得更好的国际舆论引导效果。但是由于网络新媒体的日益发达以及语言障碍的降低，外界不再只是通过中国的对外媒体了解中国的内政外交，而国内读者也会从中国对外媒体获取大量信息，这就给对外媒体在如何把握好内外两个大局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中国对非援助一直是国内外广为关注的话题。如果只是强调中国对非援助是中非友谊的表现、不求回报，则容易引起国内读者的非议，认为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不应在国内仍有绝对贫困的情况下却在对外援助上慷慨解囊。如果强调中国对非援助改善了中国在非投资环境，援助会带来更多收益，这就为西方媒体渲染“中国在非新殖民论”提供了口实。在这种情况下，对外言论报道必须兼顾内外，既要重申对非援助巩固中非友谊，又要强调对外援助没有妨碍国内的脱贫攻坚。

第三，在新形势下，对外评论应该进一步用多元化的观点提升言论报道的权威性，并且通过加强国际知名撰稿人队伍建设来提升国际舆论引导能力。

在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和舆论导向的前提下，对外评论应该尽可能地给不同观点提供平台。这种言论多元化的好处在于：首先，这是言论自由的一种体现，反映了社会的多元化发展，有助于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其次，更重要的是，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发出有不同角度和不同看法的声音，可以为我方争取更大的国际舆论空间。

以近期《中国日报》就中美贸易争端刊发的评论稿件为例，有文章认为中国应该对美贸易保护主义行为采取强硬反制措施，绝不能让步；也有文章提出特朗普为了中期选举票仓而对中国打贸易牌得不偿失，中美应谈判解决贸易争端；还有系列评论分析美方指责的谬误所在。这种刚柔并济的言论安排既充分体现了中方对于贸易战“不想打，不怕打”的立场，也为中国解决贸易争端的进攻退守提供了舆论支持。

此外，为做好对外评论，应更加注重国际知名撰稿人队伍建设。传播学认为，传播的效果取决于传播来源的知名度、可信度以及动机（与个人利益相关性或保持距离的大小）。因此，传播者的威信越高，动机越纯粹，劝服的效果越好。④

不仅如此，同样的话，不同的人说出来，效果也不一样。心理学家发现，说话者的特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信息是不是被听众所接受。他们各自的成员往往倾向于接受自己党派成员的观点，而认为出自对方党派成员的观点没有什么说服力。因此，不是因为信息本身的重要性，而是说话人本身的特质，决定了听众对这些信息的判断。⑤ 所以在一些中方与西方媒体有对立看法的话题上，由一些外国专家来说公道话，尽量赢得看起来最为中立的第三方的认同，可以起到更好的劝服效果。在新形势下，对外评论更应发挥好“他人讲”的作用，从而减少西方炒作锐实力给中国对外传播带来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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