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化解外界“中国谜题论”

一个国家在国外的形象塑造是国际政治中的重要议题，这不仅由于政府传递准确信息的重要性使然，而且也考虑到大众舆论对国家的外交政策影响越来越大。随着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如何增进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客观理解、化解“中国谜题论”，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课题。

“中国谜题论”的表现

随着中国的发展，外界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有关中国议题的讨论几乎可以见著于很多国家的媒体与学术会议。在美国华盛顿的智库里这一点更为明显，几乎每天都有关于中国的议题被讨论。但与此同时，也会发现疑问远比答案多。比如，为什么中国那么重要？中国的经济到底怎么样？中国的未来战略目标是什么？中国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超级大国吗？美国应该视中国的发展为机会还是挑战？① 在这方面，美国广有影响的《外交政策》杂志最近刊发了一篇题为《没人了解中国》的文章最具代表性。② 可以说“中国迷题论”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突出的现象。中国之所以被热议，主要由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测算，2013年至2016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平均为31.6%，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率的总和。③ 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过去40年已经使得中国5亿人脱贫。目前中国正在致力于实现2020年前全面脱贫工作。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级国家，其巨大的消费能力与市场价值也是很多国家经济发展不得不考虑的。同时，中国在解决国际与地区问题上的作用日益凸显，比如伊朗核问题、朝核问题、反恐问题等。

伴随“中国迷题论”的往往是对中国的误解。误解包括以下几方面：其一，认为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权。这种观点认为中国随着自身综合国力的发展，目前已经改变了邓小平时代在外交上奉行的“韬光养晦”政策，正在积极谋求国际领导地位，目标在于取代美国。中国在南海等问题上维护主权的正当行为被作为这方面的证据。中国领导人指出的“中美两国应该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太平洋足够宽广，足以容得下中美两国”的良好呼吁也被西方国家拿来作为中国希望与美国争夺霸权的证据。2017年12月18日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甚至直接把中国列为“美国的战略对手（rival）”④ ；其二，认为中国正在输出政治模式与中国方案。⑤ 实际上，自从去年年底以来有关中国评论的负面观点可以说与此密切相关；其三，认为中国正在改变二战后形成的国际机制，特别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本来是追求与世界、特别是周边国家共同发展的倡议，结果被西方国家的部分舆论解读为中国正在借此改变二战后形成的国际机制。以日本的舆论反应为例，日本认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具有浓厚的地缘政治色彩，是地缘战略工具。“‘一带一路’的提出意在整合东亚地缘板块，提高政治影响力”。⑥ “中国的‘一带一路’被日本视为战略挑战，（认为其）将进一步削弱日本在亚洲地区的影响”。⑦ 日本甚至将其上升到国际秩序之争的高度。“日本认为‘一带一路’构想与‘亚投行’，无论有意与否都挑战了目前的国际经济秩序”。⑧ “随着‘一带一路’的实施，美日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将受到削弱，并威胁到日本的国家利益”。⑨对于日本的这种心态，中国社科院的一个调研组2015年经过对日本实地调研后得出结论：“日本对于‘一带一路’倡议总体上是官方很犹疑、学界不了解。中方有必要促进日方对其的了解”。⑩ 这也表明外界对华的种种错误解读除了由于他们是从地缘政治的老观点看待问题外，我们如何去化解西方所存在的“中国谜题论”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如何化解“中国谜题论”

随着中国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华民族前所未有地接近于民族复兴，可以说世界也前所未有地渴望了解中国。

其一，化解“谜题论”，首先要“破题”，既从讲好中国故事入手化解。首先，根据新时代当前的国际舆论现状，我们应充分利用国际学术会议介绍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每个国家都会向其他国家介绍自己的政策、讲清自己国家的发展模式及发展道路，这其中行之有效的一个办法就是利用国际学术会议作为抓手。以韩国为例，为了宣传自己的对朝政策，几乎每一届新政府上台后都会在有关国家的首都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在这些学术会议上，会请相关的专家与会。会议的议程通常是韩国相关政府部门的领导先介绍本国的对朝政策，然后接受提问，接着转入学术讨论。由于标榜学术独立与学术自由，这种做法的好处是把自己的宣传寓于西方国家易于接受的方式，润物细无声。反之，如果就是开一个情况介绍会，那么西方国家不仅不会接受，反而会心生反感，即使正确的客观的东西，他们也会带着有色眼镜刻意曲解。

如果以此为出发点，比如在中国召开两会之后，我们也完全可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类似于“两会后的中国与中美关系”的学术研讨会，当然在其他国家也可以召开类似的国际学术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先由我们相关部门的领导介绍中国两会的情况，然后再由中外学者进行学术讨论。这种效果远远不是仅仅派个代表团进行讲解所能比拟的。

其二，化解“中国谜题论”，不应该自说自话，而应该鼓励中国智库、中国学者与中国官员多走出来，通过亲身实践去讲解中国故事。智库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在国际话语权争夺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国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对世界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智库建设，在经费投入、规章制度建设、政策咨询参与等有了新的提升。考虑到智库在西方国家决策与舆论引导中的重要影响力，通过智库与学术交流介绍中国、帮助西方国家认识一个客观的中国十分重要。总体上看，尽管在新时期加强智库建设的背景下我国在对外学术交流上有新的提升，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较为落后，与客观介绍我国的实际需要也有较大差距。以笔者在美国华盛顿做访问学者的经历为例，身边印度、日本、韩国等国的访问学者比比皆是。相比而言，中国学者在美国智库里工作或者访学的凤毛麟角，几乎是个位数。所以常常看到的一个比较奇怪的情况就是来自多个国家讨论中国的会议上，却听不到中国学者的声音。

这就要求在制度上要更加灵活，鼓励学者多出去进行交流。不少部门以及学者本人在交流时还存在担心说错话的情况，实际上学者的研究基于客观分析，和宣传虽然有关系但又保持一定的距离。学者如果说的和政府基调略有差距，可以完全说是代表学者自己的观点。更何况，据笔者观察，中国这么多年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我国学者在传统上比较爱国，真正与国家政策唱反调的学者比例可以说微乎其微。与此同时，也应该多鼓励我们的官员、特别是在对象国使馆的官员多参加对象国的一些学术会议。比如今年在美国国会举办的几次有关中国的“听证会”上，对华误解、故意反华的声音非常高涨。如果有几位我们使馆官员在现场，不仅本身就是对其的震慑，而且在自由发言环节可以进行纠正。奇怪的是在这些可以自由参加的会上，甚至不乏来自其他国家驻美国使馆的官员，但却看不到我们使馆工作人员。随着中国的发展强大，很多会议都希望听到中国官员的声音。实际上，官员走进学术会议，这在西方国家非常普遍。在这方面也应该鼓励官员多说话，应该有一套宽松的激励机制。

其三，中国应该适时考虑成立一个类似于中国财团的非政府机构。实际上，西方国家在标榜社会独立的情况下，对于政府的影响非常敏感，这里面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社会团体往往追求在财政上的非政府化。反过来讲，如果包括智库在内的相关社会团体是由政府资助，那么其独立性先天就会受到质疑，这些团体的观点也会被轻易视为是政府宣传的产物。实际上，西方国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纷纷成立相关财团。比如美国有富布莱特项目、韩国有韩国财团项目、日本有日本财团项目、德国有阿登纳基金会项目等。这些项目在管理层有一个独立于政府的委员会组成，经费接受企业与个人等的捐助，开支完全透明。项目成立后的主要目的是资助国外的相关研究，比如韩国财团主要资助国外的朝鲜半岛问题研究，据笔者观察，在华盛顿80%的半岛问题研究是由韩国财团资助的，同时，韩国财团还资助相关的国际会议与田野调查。

当然，这些财团表面上标榜独立自由，但实际上根本

不是这回事。比如富布莱特项目是由美国国务院间接管理，韩国财团与日本财团分别由韩国外交部与日本外交部间接管理。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财团在形式上实现了相对于政府的独立存在。这就为他们资助在国外的学者与学术活动提供了条件。实际上，这些财团的最根本目的还是要影响对象国政府与舆论。对于中国而言，由于没有这样的机构，那么在对象国举办相关活动就受到很大制约。比如近期在美国热炒的对中国学生联合会的指责，11 其中一个主要的依据就是中国学生联合会受到中国大使馆的资助。外界对孔子学院的指责也是如此，认为是中国政府在资助，所以他们开展的活动必然是在宣传中国。试想下，如果有一个中国财团在资助这些项目，那么也许能有效避免这些问题。其四，化解“中国谜题论”，还需丰富中国故事，让中国故事不再成为“中国谜题”，以此在国际社会中构建客观、全面、生动的中国观。全球化时代，自身在国外的形象归根结底是本国在国外的折射。尤其是信息化时代，国内外在接受信息上几乎是同步的。笔者在华盛顿的感觉是，国内哪怕一个比较热的社会新闻，也能很快登上西方媒体。这告诉我们，向西方介绍中国、改善中国形象，首先要做好国内的事情。依笔者所见，国内近几年有些著名学者动辄“中国领导世界”、“中国已经完全赶超美国”在西方引起了非常不好的效果。这实际上也是西方国家歪曲误解对华战略意图的原因之一 。12其五，鼓励西方学者跳出“西方中心论”，以中国视角来观察中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说过，经济学者要从“黑板经济学”回到“真实的世界”。西方世界站在远处，只用“望远镜”隔着远视镜片遥望中国，看到的永远是远视镜片下的中国，多少还显得有些隔阂，唯有真正走进中国人真实的生活世界，用“显微镜”观察正在发生的变化，才能真正了解真实的中国，才可能会有更为深刻的感触。正如英国学者马丁·沃尔夫所言，一些人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错误预言中国经济，其实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用西方的思考方式解答“中国谜题”。对中国经济的误解，既有偏见，更有知识谱系的不足。在这个意义上，一些海外历史学者倡导的，跳出“西方中心论”，而“以中国为方法”，或许是更值得借鉴的观察中国的方法。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要坚持我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 13 我们永远需要保持谦虚谨慎的心态，保持战略审慎的传统，学习借鉴西方优秀的科技文化与管理经验。为此，中国政府要加强引导，不要让负面舆论成为主流。中国媒体也应有自觉性，不应为了制造轰动效应进行炒作。这不仅对客观介绍中国不利，还可能会在国内形成民粹主义，一定情况下会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形成压力。因为民众如果普遍感觉你非常强大，那么在特定问题上要求“说不”的声音自然就会上升。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