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适早年与文坛前辈之交游

　　1933年，三十岁的高二适有了第三个孩子，可以想象此际的生活压力。因病更因贫，他不能往上海、北京继续学业，却因为诗词才赋得到机遇，所谓天无绝人之路。这时的国民政府文官长陈树人（1884—1948），同时又是岭南派画家领袖，与高剑父、高奇峰齐名。高剑父在辛亥革命时期即曾为敢死队队长，建奇功而不欲官位，早早就去做了职业画家。陈树人稽迟多年，最终亦归此途。在国民政府高官中，以高位辞职退隐者，首数陈树人。他与高剑父一样，最初参与辛亥革命纯出于理想主义，当理想与现实冲突，他即选择归隐。在延聘高二适时，距其辞职还相距多年，但山林之志早萌心中无疑。这样一位革命元勋，对书画诗词的喜爱似乎超过其职业，他在报纸上刊登广告，以画征诗，高二适投稿，果然得到陈树人欣赏。亦若当年向《甲寅》投稿，文墨生涯本为高二适向往。见到高诗后，陈树人竟主动与高二适联系，邀请他往自己管辖的华侨事务委员会任职。这对高二适不啻雪中送炭。高二适欣然应聘，负责华侨事务委员会的文字起草杂务。与爱才惜才的陈树人相处，应该是愉快的。至1937年，抗日战争风云紧急，国民政府面临内迁，陈树人预料华侨委员会将大量裁员，遂又介绍高二适往立法院为院长孙科担任文案起草之秘书工作，以保障其不致失业。在高二适遗留文字中，甚少提到陈树人，但多年之后，他在为女儿高可可择婿时，一闻“树人”二字即生好感，可见陈树人在其心中印象。从1935年至1949年，高二适一直以公务员为职业，其间虽经十四年抗战之流徙，但一直有稳定工作，这是要感谢陈树人的。

　　高二适投寄给陈树人之作品已难考稽，但此际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情，可见高二适在报刊上发表文字且已有一定影响。1936年4月，高二适在正风文学院读书时的老师金天翮（字松岑），被卷入一场文坛误会。清末民初颇具文采的小说《孽海花》，前六回出于金天翮之手，金之声名，一度与章太炎、唐文治、钱基博同列为江南国学四大贤。《孽海花》是以赛金花为结构主线，但金天翮写出六回发表后不再为续，而由曾朴完成，非因其才窘，实不愿以赛金花妓闻逞才。当赛金花去世之时，热心北京人文史料收集整理的学者张次溪希望金天翮为其写碑文。同时，又请金为齐白石写传。金经过考虑，允齐而拒赛。但外间不谙就里，若让之在《新西京杂记》中即空穴来风地称赛金花墓为“四绝”，即“金松岑的碑文，杨云史的书法，齐白石的篆刻，赛金花的香艳历史”。此事见诸报刊后，高二适立刻给金天翮去信，反对其为赛金花撰写碑文。

　　高二适原信无从寻觅，但金天翮于1937年1月的《卫星》月刊发表《为赛金花墓碣事作答高二适书》，明确披露自己态度。赛金花其人身世复杂，毁誉纷纭，学者作家撰书为文，均非不可，但在1936至1937年间，北平颇有与日本侵略者苟且勾结之辈以赛金花自拟，以掩饰丑行。高二适对社会文化舆论甚为关注，恺切陈词，致金长函公表，误会得释，亦见此文坛老少心志同契。

　　在上海正风文学院读书期间，高二适开始较广泛的社会交往。亦如现代社会之所谓“朋友圈”，因为师生关系、家庭关系、乡党关系逐渐扩大。高二适家庭为乡村塾师，没有什么上层社会联系，倒是“乡谊”给了他一些机会，对他以后的文化生涯发生影响的戈公振和韩国钧，均以乡谊而提携后进，对高二适奖掖有加。而高二适与二位乡贤最初的话题，则都源于自幼从父辈得知的东台诗人吴嘉纪。韩国钧（1857—1942），字紫石，其家乡海安镇原隶泰县，泰县以后改为姜堰，高二适家乡小甸址从东台划分出来也归于姜堰。地域归属变动频仍，均非可料，但二人可谓泰州同乡。韩紫石在清末曾任东北、安徽等地民政官员，入民国后曾任江苏省省长。1925年之后即息影政坛，用心于乡邦文献搜集整理。其刊印之《海陵丛刊》中，即有吴嘉纪所撰《陋轩诗》。

　　《高二适手札·典藏》所收最早作品为致韩紫石札，谈到对紫老收集乡邦文献的敬佩，同时提及自己家藏的东台诗人吴嘉纪所作《陋轩诗》，在南京被某人借去，再难要回。他听说紫老倡导刊印之书有《陋轩诗》，便托多人询问购买，竟无人知道有吴嘉纪其人，更不知有《陋轩诗》。为此，高二适颇感“士不悦学，风雅道衰”。不得已，向老先生投书，请求帮忙代购一部。高二适早年墨迹存留甚少，故此札为寻究高二适早年学术状态的难得资料。

　　此函札用纸，印有“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笺”字样。1935年1月高二适应陈树人之聘至南京任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办事员，始居住南京，1937年又由陈树人介绍至立法院任科员，10月随国民政府西迁四川，与韩国钧音讯断绝，且韩于１９４２年去世，可以推断此两通函札书写时间当在高二适1935年任职南京后不久。韩国钧自1919年起，历经十年，编订《海陵丛刊》，计六十七册，成为研究地方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高二适在信中所述“曩年在乡颇闻公为乡贤丛集著述，泐为专书”，即为此事，赞誉其“甚盛，甚盛”不为虚语。韩国钧为人正直，清正廉洁，居高位而不辍忧国爱民之心，及耄耋而常施奖掖后学之善，为民国时期江苏最有影响的清流大佬。此前1931年，高二适尚在求学求职期间，曾经拜识紫老，韩即以《范伯子诗集》相赠，勉其治学。高二适致韩第二札云：“黄公度诗，适始借到中央研究院一部。”“适前未读过，接尊书，始谋阅之。”显然是韩紫石向高二适推荐诗人黄公度。黄公度即黄遵宪，为清末民初以时尚事物入旧诗的代表人物，声名显赫。然而高二适对黄诗自有看法：“然黄诗别有境界，似不佳。”尽管韩紫老是高二适非常敬仰的前辈，但他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其后还曰：“老人有暇，望古遥集，不如见阅《广陵集》，以其诗甚和平，不似后山之寒怯。”广陵、后山分别指王令、陈师道，两位均是北宋诗人。高二适在此作直言比较，可见他耿介、坦诚的个性一以贯之。从此札也可见当时高二适对后山诗尚未到濡沫以之、寝馈不休之状态。王令诗风豪迈，每作慷慨语，对于年轻人的吸引胜于陈师道。所谓“后山”之“寒怯”，亦如同李白笔下“头戴笠子”且“太瘦生”的杜甫，非在生活磨砺中尝尽艰难苦恨滋味，难悟其含蓄苍茫。以后多年，高二适积学渐深，行路渐久，作诗渐至，旨归于膜拜杜甫，又及于江西诸家，尤其对陈师道心有戚戚，自己诗作亦堪称后山继踨，这中间还有百转回环。若非致紫老手札尚存，此一段学术心路或致湮没。

　　几年之后，高二适流寓重庆，他在《山谷全集》天头题曰“吾先学后山，继学双井，思以一手重振江西”。从此披阅半山诗几无间断。至于晚年，高二适又在半山《绝句》“表里何堪病再来，愁边不复酒相开。一生也作千年调，两脚犹须万里回”旁批云：“六七年四月，吾足疾久未愈，一日读此，忽大哭，此治吾足病耳。”两相对观，三十年风云荏苒，诗人心绪亦若两造。高二适最终以诗歌、书法驰誉神州，对陈师道之深入研寻并体己效法，为其诗作成就之关键。此札亦可证明，最初与高二适议论陈后山者为韩紫石。遗憾的是，数年之后，高二适流寓西南天地间，对杜子美、陈后山体味尤深，出咏每多风节，下笔即探诗肠，再欲与紫老慨谈后山，其人已在河山断裂、家国沉疴中辞世。

　　高二适与吴嘉纪《陋轩诗》之渊源，为其诗学生涯中难忘之事。1928年高二适二十五岁，甫入上海正风文学院，即拜识时任《申报》编辑的戈公振。戈公振为东台人，论乡邦渊源较韩紫石更近。戈公振即以吴嘉纪《陋轩集》相赠。吴嘉纪（1618—1684），字宾贤，号野人，东台安丰人，明末清初著名诗人。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东台从泰州析置出来。故高二适在致韩紫石信中说：“吴陋轩先生者，为吾邑分县后惟一诗家。”青年人对自己喜爱的作家诗人，每多崇拜至于偏爱。高二适为性情中人，亦如此阶段对王令之酷爱。不过，他所崇拜的这位吴嘉纪，虽在诗史上名声不彰，却也自有特色。张謇1902年曾在其画像之后有一段跋语：“往读《陋轩诗》，言煎丁之苦至详，盖先生亦灶民也。盐法之弊沉暗千二百年，唐季、五代不论，历宋、元、明逮于本朝，岂无圣君贤相生于其间？亦岂无贤人君子发为论说？而有行政之权者，相率静听不闻，熟视无睹。是则知有君而不知有民，而又积非成是，足以蔽众人之知识。比年以来，謇倡尽变盐法之议，欲使盐与百物同等，去官价，革丁籍，海内士夫颇有韪之者。会建议于资政院，或有百一之效，亦未可知。要之，士大夫有口当述苦人之苦，有手当救穷人之穷，若陋轩述煎丁苦状，乃无一字不有泪痕者，可云诗不徒作矣。因观先生遗像，发摅己意，题书卷后。盐法如变，更五百年，谁复知人间曾有此世者？呜呼！”高二适晚年书札中有与张謇昔年对晤之述，言及东台“斥卤”之地，即此地普遍淘盐为生。吴嘉纪诗歌切近现实，为生民立命，与一般士大夫之风雅自适颇有不同。高二适以家乡情感而珍惜《陋轩诗》，与韩紫石、戈公振这样有生民情怀的前辈诗人，自然话语投契。

　　高二适与《陋轩诗》可谓因缘不浅，韩紫石是否代为购书，无从知晓，但戈公振所赠之书，他珍爱把读，以后一直带到重庆。在参与“饮河诗社”雅集时，借给蜀中大诗人赵熙（1867—1948）。不料赵熙亦爱此书，竟与高二适前述之某公一样借而不还，还在此书封面上题写乃高二适赠送。赵熙为四川“五老七贤”之一，其人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中进士，光绪二十年为殿试状元。曾官至江西道监察御史等职。其《香宋诗抄》、《香宋词》等流传甚广，后世推为“清末第一词人”，“四川古代最后一名大诗人”。高二适以后又从四川籍诗人曹纕衡处得到这本《陋轩诗》，看见赵熙之墨题后十分生气。尽管赵熙当时已在七十开外，名声影响非高二适可比，但高二适觉得香宋老人就此细事而公然语枉，其心气难以揣摩，遂与其断交。高二适性情耿介昂藏，眼睛容不得沙粒，又爱书如命，向韩紫石请求购书之时，拳拳之情溢于言表，以后竟为此《陋轩集》与诗坛祭酒断交。晚年遭遇“文革”，家中藏书被破门而入之“公家人”席卷而去，其大病一场也就不足为奇。前因赵熙，后因郭沫若，高二适对四川人形成一些不好印象，这在其以后读书批注及与友人书札来往中偶有宣泄。

　　高二适致韩紫石第二通函札后附有一段文字，犹可玩味。起句即问“新年书兴尚浓否”，恳求韩老赐写座右铭，俨然和平盛世，优游于诗书生活。然随后笔锋一转，议论国事：“近来国论庞杂，思想分歧，河清叹谟，殷优曷极。”末句“此中恐惧正与老人同耳”可谓一语双关。语意的跳转显得很突兀。心系国难，关注时局，好像不似高二适厌闻政事宦情的形象。其实高二适秉性传承的正是传统文人忧民忧国的情怀，只不过他更多地以文艺的方式来表现。面对日寇他写下“蹑屣青冥接鹰隼，跼天黄落痛妖夷”之句。1973年闻章士钊到香港谈两岸统一大业，他欣然赋诗“消息传来宙合清”。高二适文崇《史记》，诗宗杜甫，书承“二王”，这些构成了他正直、坦荡、耿介的人生价值取向。他不走仕途而致力于诗词、书法，则定然在自己文字中寄托心性情怀。

　　与韩紫石的文字交往，还可看出高二适当年的一些读书、访书、购书情况及伴随阅读思考而得的文学观念。以诗歌、书法为寻常表达，已经成为年届而立的高二适的习惯，他随信送去自作一诗请教，亦可见与年长自己四十多岁的杖国元勋，已成可为倾吐的文字之交。从乡邦人物、乡邦文献发凡的文化游屐，自有切近心绪的愉悦。高二适在阅读寻访之中，也对苏中苏北一带的文坛人物发生浓厚兴趣。他得知韩紫石已故夫人的墓志铭为李审言所写，对其文字与书法均抱兴趣，在此札中亦请求紫老惠寄拓本。高二适对诗词文章及书法的喜爱濡染，这时已表现得十分充沛。在华侨委员会任职不久，陈树人又介绍他到立法院为院长孙科办理文案。这份差事还是靠笔下文字功夫。倚笔千言立就，对于高二适来说不为难事。工余闲暇，则不断读书写字，不论年辈相若的同事，还是资望高贵的上级长官，以文字为交往前提，使得高二适虽然品秩不高，却保有昂藏清高性情。即在此封给韩紫石的信札中，他还谈及访书的朋友梁寒操，已经可以“交谊”相托。梁寒操（1898—1975），广东高要人，虽然只比高二适年长五岁，却在十几岁时便参加中华革命党，以后在国民革命军及国民政府历任要职，此际为立法院秘书长。虽然地位殊迥，但因为梁寒操也颇热衷诗文书法，故与高二适相交甚惬。以高二适不甘轻易为人下之性情，且入政府部门为公务员之初即声言不入党，显然受章士钊影响较多，他无心在官场政治中求发展，勉力业务之外，即用心于诗文、书法。与梁寒操之交往，亦属性情爱好之趋同。民国时期，没有专业书法家，也无专业诗人，除却一部分在大学教书的文人外，还有许多文人墨客都是先求得一个能够养家活口的职业，然后致力于兴趣爱好。若作家兼书画家黄苗子和山水画家兼诗人陆俨少，均曾以文笔在金融机构为秘书服务。若高二适这样在政府部门做文秘工作的更有多人，如以后与高二适成莫逆之交的陕西安康人汤鹤逸，曾经为黄郛秘书；以后在江苏省文史馆为同事的冯若飞，曾经为张群秘书；书法家曾克耑曾经为叶恭绰、郑韶觉秘书，潘伯鹰则先后出任杨永泰、吴鼎昌、周钟岳、孔祥熙秘书等。在南京与重庆期间，若说高二适的基本交往圈子为一“秘书党”，亦不为过。

　　1936年，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将其在洛阳访得之南明石刻《孔子问礼图》安置于南京考试院内，又以《礼记·大同》一节为韵，以“问礼”为主题征诗，将中选作品编成《问礼诗初集》公开发行。高二适诗作得列其中，高诗为“之”韵。诗中有“为政本不在多言，礼无二本道无岐……以礼治国致一统，雍容揄扬庶可期”等语。从高二适1925年向《甲寅》投稿，撰写应征文章《圣贤英雄异同论》到此篇应征“问礼”诗，可见高二适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之服膺礼赞。这在风起云涌的革命年月是不合时宜的。年届三十的高二适，所作所为颇有老气横秋之感，而对中国文化的深邃认知也正在其中。这个时期，高二适文才翰藻得到诸多老辈欣赏，文字谋生，虽然位处下僚，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民国公务员，薪酬足可养家活口，工余诗酒逍遥，生活是比较愉快的。高二适性情刚正，持身谨严。他的文艺娱乐活动，除却诗歌欣赏与写作，就是书法。南京十里秦淮与上海滩的纸醉金迷，对他没有什么吸引力，虽然只是三十多岁，却在日常生活及待人接物的礼仪规范诸方面，都具有传统文士之老成型范。他这时期的书法也受到民国初期世风之影响，在碑、帖两造之间游弋探寻。写给韩紫石的两通信札，是现在可以把摩欣赏的高二适书法的最早作品，其中可见对碑派书法的吸收，结字均显方正，体式倾向扁平。高二适最早在小甸址入私塾读书，临习之楷模既有欧阳询、虞世南等唐楷经典，也有《龙藏寺碑》这样在碑学大兴之中得到普及的作品。高二适最初的书学道路，是碑、帖兼修的。这符合民国时期书法学习的时代风气，在以后的长期研习体验之中，高二适逐渐得到自己的真切认识，终于以经历了世代磨砺而颠扑不破的书圣王羲之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

　　《高二适诗存》中所收作品，多未标写作年月，其中有《戈公振自捷克来书，赋此奉酬》一首，在现存高诗中，应为最早作品。其云：“当年沪壖记兴居，忽报天涯使者书。同为生民憎泄泄，岂知河决漫徐徐。思归三载宁云晚，问志中年总不如。寄语故人憔悴甚，白门秋雨正萧疏。”戈公振（1890—1935），名绍发，字春霆，是中国现代著名新闻学家、中国新闻史学拓荒者，其著作《中国报学史》，乃从新闻范畴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史的重要文献。戈公振亦毕业于东台县高等小学堂，与高二适有学长之谊。高此诗只能作于1935年之前，他在上海求学期间得以拜识乡先辈，以后在南京得职定居，所云“白门秋雨”之中，得戈公国外来信，因而回忆受其影响。戈公振是具有自由民主精神的新闻记者，其抱负是以新闻为武器“为生民立命”。高二适以后埋首于书斋，但其文字风骨亦有前贤中志士仁人之影响。

　　李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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