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万里扬帆海上舟

　　在岭南文化的版图上，粤东的潮州地位十分重要。大名鼎鼎的粤菜就由广州菜、潮州菜和东江菜共同组成。《读史方舆纪要》也说：“隋废郡，改置潮州。府介闽粤之间，为门户之地，负山带海，川原饶沃，亦东南之雄郡也。往者，倭寇阑入则警戒东南，奸宄伏藏则张皇西北。郡盖非闲暇之地矣。”自汉代起，潮州就是中原、浙闽等地移民进入岭南的第一站，今天潮州话多有闽南语的音调和中原古音余韵即是明证；至唐初，潮州成为国家对外通商的口岸之一，以潮州为起点的海上贸易得以蓬勃发展，清乾隆《潮州府志》就有“国家承平久，山与海殖百货滋丰，五方商旅莫不辐辏于潮”的记录。

　　历史上，潮州曾辖今潮州、揭阳和汕头等地，行政区域较今天宽广。潮州瓷器和中国海外贸易的研究大家、当代著名潮州籍学者饶宗颐先生曾自豪地指出，古潮州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门户。《广东旧通志》也说：“潮民力耕多为上农夫，余逐海洋之利，往来乍浦、苏松，如履平地……其舶艚船则远达各省，虽盗贼风波不惧也。”仅有清一代，下南洋的潮州人就多达百万，他们中的不少优秀代表已成为当今东南亚各国首屈一指的富商大贾。这座因“潮水往复”之意而得名的岭南古城，借助背靠大陆腹地、面朝南海的地理环境，培养出了名扬世界的“潮商”，成为海上丝路的关键节点。

　　斗鱼记：南国古城“韩”意浓

　　无论何时，只要走进潮州，人们总能深切感受到这座南国古城浓浓的“韩”意：韩江、韩山、韩木、韩山师范学院……无论是穿越城区的河流、巍峨高耸的绿山，还是枝叶茂密的树木，甚至是高等学府，人们都对它们冠以“韩”的名字，以此来纪念唐代大文豪韩愈。在潮州，当人们提及韩愈时，都从不直呼其名，而尊称其为“韩文公”。正如杨万里的《韩山》诗所云：“笑为先生一问天，身前身后两般看。亭前树子关何事，亦得天公赐姓韩。”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1000多年前，时任大唐帝国刑部侍郎的韩愈因为反对唐宪宗崇佛而遭到贬谪。在那个皇命如天的年代里，已经52岁的韩愈也只能离开繁华的长安，来到了遥远的潮州。他于“元和十四年（819）三月二十五日抵潮州……是年十二月去潮”。尽管在潮州仅8个月，但韩愈却一改潮州蒙昧落后的风貌，让潮州成为文风鼎盛的南海名城。清乾隆《潮州府志》称赞说：“自昌黎兴教以来，岭东山川久已爛然有光气。士习民风骎骎日上，无愧海滨邹鲁矣。”现今潮州的报刊也以“韩愈之不幸潮州之大幸”为题，怀念韩愈对潮州的贡献。人们都说，因为韩愈的到来，潮州有了“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的耕读风俗。

　　那么，那短短8个月的时间里，韩愈究竟在潮州做了什么，让潮州人既能为他“江山改名”，又能给他“建庙筑祠”呢？史载，他在潮州做了四件大事，即杀鳄鱼、兴水利、赎奴婢和办教育。我们知道，韩愈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斗骈文，提倡古文风；斗藩镇，维护中央集权；斗佛法，尊崇儒家思想。然而对潮州百姓而言，韩愈最伟大的功绩在于斗鱼。《旧唐书·韩愈传》记载说，潮州的恶溪（后改名韩江）里鳄鱼众多，不时袭扰两岸百姓，人们对此束手无策，并因鳄鱼出没而生计维艰。

　　韩愈来到潮州后，多次到河边勘察，他先礼后兵，先在河中投放一猪一羊祭祀鳄鱼，然后写下祝词劝鳄鱼离开：“鳄鱼有知，其听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今与鳄鱼约：尽三日，其率丑类南徙于海，以避天子命使。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刺史则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必尽乃止。其无悔。”听韩愈口吻，似乎是与鳄鱼商议，其实是以天子之命、中央之威下逐客令。斗鱼的结果自然大快人心：“是夕，暴风震电起溪中，数日水尽涸，从六十里，自是潮无鳄鱼之患。”事实上，仅凭一猪一羊一篇祭文就能解决长期存在的鳄鱼之患是不可能的。但人们却情愿相信，韩愈个人的巨大影响力和他所带来的中央政权的威慑力，能扫除长久盘踞在潮州上空的落后与蒙昧之风。

　　由潮州市中心过韩江向东，一座占地颇为辽阔的山体兀然而立。山顶有三峰，远望犹如笔架，韩愈在潮州期间不时登临，后来当地老百姓将这笔架山改称为韩山。宋咸平二年（999），潮州通判陈尧佐率先在此建韩愈祠；随后大文豪苏东坡也前来为韩愈“打卡”，写下了著名的《潮州韩文公庙碑》。碑文中写道：“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随着庙宇祭祀的延续，韩愈作为神灵的地位日益巩固，除了祈雨抗旱护佑生灵，韩文公庙还衍生出祈求生子的功能。清代前期檀萃在《楚庭稗珠录》记述说：“潮妇求子必于文公庙，庙祀处处有之，有求无不应者……直视公为多子母矣！”从唐代的斗鱼“猛士”，到宋代的“雨神”，再到清代有求必应的“送子观音”，韩愈在潮州人心中早已由人到神，早已化作呵护潮州的精神力量，也难怪这南国古城“韩”意浓。

　　潮州瓷：舟帆日日蔽江来

　　除了浓浓的“韩”意，潮州街头最容易看到的就是陶瓷元素了。在潮州，栉次鳞比的陶瓷品商店，大大小小的陶瓷公司和工厂，各种类型的陶瓷学校、陶瓷研究机构等都为这座粤东古城增加了独特的城市韵味。

　　在这里，专业的民间大型陶瓷博物馆就有3处：颐陶轩潮州窑博物馆侧重潮州外销瓷的历史，学术气息浓厚；潮安嵌瓷博物馆关注“屋顶上的艺术”，以展示宗祠、庙堂、亭台、楼阁和屋檐照壁之上的嵌瓷为主；枫溪区的中国瓷都陈列馆则收藏古代潮州瓷的精品，更着重再现当代潮州瓷的艺术水准。中国是陶瓷的故乡，长期以来形成了许多著名的瓷都。但当汝窑、定窑、上林窑已成为历史名词的时候，当陶瓷早已不是景德镇、龙泉等地支柱产业的时候，潮州却依然继续着陶瓷的大规模生产和经营。201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陶瓷业仍是潮州的第一支柱产业，潮州更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的陶瓷产区，陶瓷业务年收入超亿元的企业就有150多家。

　　潮州成为瓷都绝非偶然。首先，潮州烧制青白瓷的陶土资源非常丰富，在市区的笔架山、湘桥和枫溪地区都有广泛分布。其次，潮州陶瓷烧制的历史悠久，唐代时就已经形成了北郊上埔、南郊洪厝埔和西郊风扇三处大型瓷场。此外，潮州地理位置优越，达江通海，又是古代中国南北航线的中段港，这为陶瓷的出口打下良好基础。《潮州府志》说：“县境滨海，潮汐入港，支析成川。招收山临河，渡长数十里，南为钱澳、为广澳，北为马耳、为磊口，皆通海。磊口，海洋之门也。其外为牛田洋，澄、揭之水皆汇于此，有海门所，为扼要处。”那时候的韩江及其支流上一定也是“陶舍重重倚岸开，帆影日日蔽江来”。

　　20世纪中期，泰国出土了属于唐代潮州窑产的“青釉碗”。与此同时，在潮州笔架山窑的考古发掘中，人们发现了一些深目高鼻的洋人造像瓷和短腿垂耳的哈巴狗瓷像，这些瓷器以白瓷为主，属于北宋时期。唐宋之际，正是海上丝路勃兴之时，笔架山窑的文物无疑属于海外订货。到了明代，临近汕头港的枫溪镇瓷业迅猛发展，成为当时各州府县镇官方用瓷的重要来源。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的《西厢陶工碑》记载说：“西厢下社民以造陶营生，凡上司府县各衙家伙并春秋二祭军务考校等项瓷器一概答应。”

　　与国内其他瓷都在近代极速衰落不同，潮州陶瓷业逆势上扬，成为近代中国陶瓷业发展中的奇葩。清代中后期，尤其是1860年《天津条约》签订后，汕头成为通商口岸，为潮州打开一扇对外的大窗户，一时间水陆运输极为便利的枫溪镇一跃成为潮州大宗瓷器的产地。文献记载说：“该区人民业此者，约占十之七八，全潮人民，日常用具之瓷器，多采办该厂出品，其余大部分倾销南洋。”到了民国时期，潮州陶瓷业继续发展，所产瓷器“除销行当地外，运销出口尤多，计之广东南路一带，闽、浙、京、沪各地，又至香港、暹罗、安南、南洋群岛等处”。尽管时代变迁，瓷器也从“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世界瓷器产地和市场也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潮州的陶瓷产业却在坚守与创新中屹立不倒。除了日用陶瓷、艺术陶瓷、卫浴陶瓷年产销量分别占全国的25％、25％和40％，出口量分别占全国的30％、40％和55％，均居全国首位之外；潮州新兴的电子陶瓷基片、光通信用陶瓷等的年产销量与出口量分别占全球份额的30％和35％，稳居世界第一位。

　　潮州商：万里扬帆海上舟

　　从颐陶轩潮州窑博物馆出来，沿北太平路向北走三五分钟就是东西走向的上水门街。这一路房屋错落有致，高楼大厦为数不多。上水门街五号有一座叫“梨园公所”的古色古香宅院，公所坐北朝南，面阔三间，为斗拱抬梁式木结构建筑。室内青石雕梁，原木为柱为栏为门为窗，天井、中庭、后包等自然分布于纵深三进院落之中，显得疏朗有致，古韵盎然。这里原是潮州著名的戏院，是潮汕地区各种戏班和潮音艺人集会之所，现在辟为茶社，专营正宗的岭南名茶凤凰单丛。无论是鸟鸣风清的清晨，还是华灯初上的傍晚，前来饮茶的人都络绎不绝。三五好友，斗室品茶，运筹帷幄之内，决胜千里之外，正是潮州人尤其是很多潮商的重要生活方式。提起潮商，可谓无人不知。在今天的东南亚经济版图中，这个华人群体的实力不可小觑。以长江实业李嘉诚、正大实业谢国民、盘古银行陈有汉为代表的当代潮商总财富估值高达800多亿美元。无论是泰国、马来西亚还是印度尼西亚、柬埔寨，潮商都牢牢掌握着所在国的经济与金融命脉，成为影响上述国家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美国知名传记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其《龙行天下》一书中评价潮商说：“潮州人在文化上十分独特。他们操纵着地球上最有钱、最强大的地下网络，是世界上最早的跨国公司之一，组织严密且向心力强。”

　　追溯潮商的历史，我们就不得不再次提及潮州的区位优势。清代学者蓝鼎元在其《潮州海防图说》说：“潮州东南都是海，东接福建漳州，西连惠州广州。春夏之交，南风盛发，潮商扬帆北上可以到宁波上海乃至天津北京。秋冬以后，北风劲烈，顺流南下，则能到海南三亚、越南河内以及泰国、菲律宾、日本等地。”可惜明清两朝实行“海禁”，潮州优势长期无法发挥。

　　至清乾隆年间，朝廷网开一面，准许商民前往暹罗（泰国）采购大米。得天时地利的潮州人迅速发展出一支远洋船队。船队以“翘首高弦，备大桅樯三具”的红漆大帆船为主，往往结队而行，浩浩荡荡行驶在南洋之上。除了采购大米，也兼购南洋的象牙、珠宝、犀牛角、肉桂、胡椒、暹绸等物产；输出南洋的当然包括潮州的陶瓷、刺绣、雕刻、菜籽等，还有从北方转运而来的人参、鹿茸、丝绸、茶叶等。宋元之后沉寂了三四百年的海上丝路，在潮商的努力下终于又繁荣了起来。

　　除了饮茶，潮州地区还有登高和放风筝的习俗。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潮州人登笔架山远眺抒怀，于平旷之处放飞“风禽”。与其他省区一样，潮州也有着漫长的农业历史；但潮州人在登高与风筝放飞中看到了更远的地方，摸索到了借风而飞的技巧，进而勇敢地跨洋而出，挣脱了土地贫瘠有限的羁绊，在辽阔的海洋上寻找出新的生存空间。对奋勇前行的潮商，还是明代潮州诗人林春彦总结得好：“万里扬帆海上舟，伴云沃日信安流。雁声不过沧溟去，知道南天最尽头。”

　　刘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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