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黄马甲”运动及其对法国外交的影响

　　【内容提要】“黄马甲”运动的发生反映了法国社会高福利与经济效率之间的矛盾、国家政治结构的失衡以及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张力，也严重损害了法国的国际形象，将在一定程度上牵制法国积极进取的外交和在欧洲一体化中提供领导力。随着法国政府作出相应的回应，“黄马甲”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这场没有中心、没有组织、没有代表的运动也将慢慢趋于尾声。然而，未来是实现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的良性互动，还是变成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之间的恶性循环，依然考验着法国政府未来的内外政策。

　　【关键词】“黄马甲”运动；法国外交；全球治理；国家治理；全球化

　　【DOI】10.19422/j.cnki.ddsj.2019.01.005

　　2018年11月以来，法国爆发了持续数周的“黄马甲”运动，其规模和暴力程度被认为是自1968年“五月风暴”[1]以来最为严重的抗议运动，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不仅如此，这场以汽车驾驶员必备的黄马甲为标志的运动还迅速传导到部分欧洲国家，引发了类似的示威活动。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大规模抗议运动的导火索是反对政府提高燃油税的政策，而政府增加燃油税的理由是为了促进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和开发可再生的新能源，以落实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长期以来，法国一直在全球治理中追求领导角色，其国内爆发的“黄马甲”运动所呈现出来的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的紧张关系值得关注。

　　“黄马甲”运动背后的三对矛盾

　　“黄马甲”运动看似猝然而起，由互联网上的个体倡议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性的街头抗议运动，但其背后却有着深刻的国内国际原因和矛盾。

　　“黄马甲”运动所反映的第一对矛盾是高福利与经济效率之间的矛盾，这在法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由来已久。大大高于其他欧洲国家的福利水平制约了法国经济的竞争力，增加了企业成本，并使财政支出和政府债务水平居高不下，还形成了民众对福利水平的刚性依赖。法国人因为反对改革而上街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历年来法国政府推动削减福利、提高经济社会效率的改革政策无一不遭遇到民众的抗议。2017年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o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上台以来，凭借着在总统大选中赢得的人气、在国会中占据的绝对优势以及其本人的坚强意志，推进了一系列提振法国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并初步取得成效。从取消针对富裕阶层的社会团结税（ISF，即所谓的“富人税”）、逐步取消居住税到推动《劳动法》和国有铁路改革等，尽管也面临争议和部分群体的抗议，但都已落地实施。法国的经济增速有所提升，财政状况也出现了好转。根据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Insee)2018年3月公布的数据，2017年法国财政赤字降到了GDP的2.6%，是近10年来法国财政赤字首次达到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设定的3%的上限之下。同期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2018-2019年的财政预算也将把赤字维持在3%以下，分别为2.8%和2.9%。[2]成功推动《劳动法》和国有铁路改革等一系列之前法国政府长期想推动但却又屡遭反对的改革，提振了马克龙政府进一步推动福利体系改革的信心。

　　然而，这一系列改革的成效却并未及时体现在民生的改善上，或者更确切地说，改革的民生红利尚未释放出来。尽管经济增速开始提升、政府债务水平有所下降，但已经连续10年没有获得增长的家庭平均可支配收入仍然没有提高，就业率虽有所回升，但25岁以下的年轻人失业率仍居高不下，达20%以上。加之受国际油价上涨的影响，2018年以来，法国的柴油价格和汽油价格已经分别上涨了近23%和15%，提高燃油税政策的出台迅速激起了普通民众的“失去感”，已经逐渐积累的对各项改革措施的不满集中爆发，抗议诉求也从最初的取消提升燃油税，扩展到增加收入、增加退休金、重征“富人税”、恢复一些被取消的公共服务、反对教育改革，甚至提出由公民启动直接公投（RIC）、要求总统下台等政治诉求。尽管大部分法国人对运动中的极端暴力行为表示反对，但支持“黄马甲”运动本身的人数占比却一直在70%以上。法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民众对改革远期效果的信心，而低估了系列改革措施对民众眼前利益的影响和民众对民生福利的敏感。高福利与经济效率这一法国社会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再次突显。

　　“黄马甲”运动反映的第二对矛盾是法国政治结构的失衡。此次“黄马甲”运动呈现出许多与法国传统抗议运动不同的新特点，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传统利益代表机制的失灵，运动呈现出无中心、无组织、无代表的特点。表面上看，这次运动的特点是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广泛动员的。但法国历史学家热拉尔o诺瓦里埃尔（Gérard Noiriel）指出，单单社交媒体不足以让“黄马甲”运动达到如此规模，其根本特点是民众直接行动。[3]在过去的抗议运动中，法国政党和工会通常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既是民众利益诉求的集中代表和与政府间的对话者，同时也是运动的组织力量和制约力量。尽管在“黄马甲”运动中，极右和极左政党都号召支持者参与运动，并提出了政治诉求，但没有一个政党成为整个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在法国力量强大的工会也同样缺位。尽管运动有一些最初的发起者，但并没有出现被普遍接受的代表，以至于当政府提出对话时实际上并不存在可以真正代表整个运动的对话者。最后的结果就是政府直接面对民众及其扩散化甚至相互矛盾的诉求。

　　法国传统利益代表机制的失灵并非是在“黄马甲”运动时才发生的，实际上在2017年总统大选时已经呈现出这一特点。马克龙当选总统及其领导的“前进”运动的崛起正是在法国政治结构的失衡中出现的。这一失衡在大选中体现为传统政党出局、极端政治力量上升、非传统新兴力量胜出和投票率创历史新低。[4]除去极端的暴力行为，“黄马甲”运动的方式实际上正是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中动员方式的一种延伸，而“黄马甲”运动所反映出的也正是2017年总统大选中所没能被释放的不满情绪和没有被解决的问题。

　　在2017年的法国大选中，出现了两大主流政党共和党和社会党都没有进入第二轮投票而提前出局的状况，这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以来尚属首次，并且导致大选后主流政党的分裂和旁落。马克龙领导的“前进”运动虽然在大选后改组为共和国前进党，自诩为新型政党，然而其政治基础、利益代表和整合能力、组织人事建设等都尚处于发展之中，政府也已经历几次改组，共和国前进党能否真正走出一条跨越传统左右的道路尚需经历考验。此外，还有两大群体不能忽视：一是在总统大选的第二轮投票中没有投票（25.44%）和投了白票或废票（11.52%）的选民（双双创下1969年以来的历史新高），[5]他们的诉求并未通过大选得以体现，成了政治光谱中的“盲区”，也构成了“黄马甲”运动当中的主流；二是来自极左和极右的支持者。根据法国资讯电视台（BFMTV）民调显示，有91%的投票给极左翼“不屈法国”的选民和86%的投票给极右翼国民阵线的选民支持“黄马甲”运动。[6]

　　此外，利益代表机制的失灵还体现在传统知识精英作用的缺位上。知识分子在法国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中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利益的表达和社会的引领。然而，一方面，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知识和精英的权威不断被瓦解；另一方面，社会结构和经济状况的变化也使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拉大，“脱离群众”的问题不仅体现在政党上，也体现在知识精英阶层。这些都为民粹主义的滋生提供了社会土壤，也进一步削弱了政府与社会间的缓冲机制。

　　“黄马甲”运动所反映的第三对矛盾是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张力。在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诞生地发生如此规模的抗议政府相关减排政策的运动，具有相当的象征意义。作为应对气候变化和全球治理的旗手的法国，其全球治理政策遭遇到国内政治的挑战。“黄马甲”运动展现了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力量在法国的进一步壮大。这一矛盾同样是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中问题的延伸和加剧。在玛丽娜o勒庞（Marine Le Pen）等持反全球化、反欧盟立场的候选人的推动下，2017年大选议题被引向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欧洲一体化与反欧洲一体化、“祖国与欧洲”这样的非理性的二元对立，反欧盟和反全球化的主张在竞选过程中被大肆宣传。[7]这一趋势反映出，随着法国在全球竞争和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地位的相对下降，法国民众对于国家在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中的收益和代价更为敏感，而极端政党和民粹主义力量则利用这种敏感情绪将法国经济社会问题的原因归咎于欧盟和全球化。这一趋势实际上构成了对马克龙政府内外政策的制约。

　　主张进步主义、支持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马克龙的当选暂时缓解了国际社会对法国走向封闭和民粹的担忧。不仅如此，马克龙在外交上展现出雄心勃勃、积极进取的态势，大有重振法国大国领导地位的势头。在英国“脱欧”、德国新政府“难产”的情况下，马克龙系统地提出了“重启欧洲”的倡议；当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欧洲安全甩手时，马克龙联合德国总理默克尔再度重启欧洲独立防务建设；在特朗普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冲击下，马克龙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尤其是针对特朗普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和多边国际机制的行为，在联合国喊出了著名的“让地球再次伟大”的口号。2018年11月11日，马克龙借第一次世界大战终战100周年之机，举行隆重纪念活动并精心创设了巴黎和平论坛，重申法国对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的承诺，并在演讲中批评国家至上的做法。一时间，法国似乎成了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的旗手。然而巴黎和平论坛过去还不到一周的时间，11月17日就有近30万法国人走上街头，抗议政府以节能减排为由提高燃油税，“生态环境还是人民权利”的二元对立也被非理性地树立起来。极右和极左政党也借机将该议题政治化。极左政党认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代价应该由富人而不是贫穷阶级来负担，主张恢复“富人税”。极右政党则主张“法国优先”，根本不应该以牺牲法国人的利益为代价来解决全球变暖问题。

　　同时必须注意到，“黄马甲”运动是在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在全球兴起的国际背景下发生的。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张力在欧美主要发达国家都变得突出起来。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及“美国优先”口号的提出，近一两年来欧洲国家大选中极端政党和民粹势力的崛起，奥地利自由党、荷兰自由党、法国国民阵线、德国另类选择党、意大利五星运动等都在选举中攻城略地，大有星火燎原之势。[8]尽管主张不一，但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的浪潮给了法国民众感染与鼓舞，形成了民众抗议运动的国际土壤。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举动不啻是对法国政府气候外交努力的沉重打击，特朗普还在“黄马甲”运动发生后公开支持该运动的主张，甚至嘲笑法国政府也应该像美国一样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以至于法国外长让o伊夫o勒德里昂（Jean-Yves Le Drian）公开反击，让特朗普不要干涉法国的内政。

　　“黄马甲”运动背后的三对矛盾是相互作用的。法国社会中高福利与经济效率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这是致使法国在全球化中竞争力下降的重要原因。而当国家实力下降时，其在全球治理中提供公共产品和发挥领导力就会和国内治理的资源所需产生紧张关系。在此背景下，如果国内政治结构和利益调节机制能够较好地发挥作用，便能进行及时地调整；而如果国内政治结构进一步失衡，则会使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加剧国内社会矛盾，最终形成社会危机。

　　“黄马甲”运动对法国外交的影响

　　追求国际地位和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一直是法国外交的核心目标。同时，在战后以来的法国外交中也一直存在着一对基本矛盾，即维护法国独立主权与维持国际（欧洲）合作之间的矛盾。欧洲债务危机以来，随着法国国力和国际地位的进一步下滑，这对基本矛盾更加突出。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中，以马克龙为代表的“开放的独立外交”路线与以勒庞为代表的“封闭的独立外交路线”之争，实质上也是这对基本矛盾在全球化危机和欧洲一体化危机中的再现与强化。[9]“黄马甲”运动的发生说明这对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深化。上述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的紧张关系将对法国外交产生新的影响。

　　第一，马克龙执政以来积极进取的外交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一方面，马克龙已经宣布国家处于“经济和社会紧急状态”，今后一段时期内，法国政府的精力将集中在应对“黄马甲”运动带来的危机上。短期内法国政府需要落实为化解危机所做出的系列承诺，包括增加最低工资、不再对加班征税、减免奖金税、取消养老金增税计划等。法国总理爱德华o菲利普（Edouard Philippe）也不得不缺席在波兰卡托维茨召开的旨在谈判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而从长期而言，法国政府不仅需要调整既定的结构性改革方案，重新考虑改革的利益结构和推进改革的节奏，还需要重建民意基础和政治基础，恢复公众对改革的信心和支持，以及应对反对党的挑战。另一方面，从财政上而言，法国政府不仅没有获得计划通过提高燃油税所增加的税收，近期也不太可能再提出新的增税计划，反而要为一系列加薪和免税措施支出新的大笔预算，这势必影响到法国在外交上的投入和对全球治理的贡献。

　　第二，法国谋求新形势下欧盟领导地位的努力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欧盟的领导力将更加不足。随着英国“脱欧”和默克尔“退休”进程的启动，马克龙原本赢得了一个难得的机会重振法国在欧盟中的领导地位，他也提出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计划。与此同时，法国财政状况也终于好转，好不容易达到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关于赤字的规定，为树立法国在欧盟中的威望提供了良好的机会。然而，“黄马甲”运动发生后，为平息运动和兑现减税承诺，法国政府已经向国会提出了150亿欧元的预算案，这势必再次突破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所设定的3%的赤字限制，损害法国在欧盟中的信誉。法国政府也更难将资源投入到欧洲安全与防务建设等一体化倡议中。

　　在英国“脱欧”进程启动后，人们普遍期待“法德轴心”能重启，带领欧盟走出面临的重重危机。然而“法德轴心”重启的条件，一方面是法国能够通过结构性改革振兴经济、提升国力，以提供领导力，改变“德强法弱”的不平衡局面；另一方面是法、德能够有强势的领导人，在国内获得稳定的支持，并在一体化方面取得共识，以为欧洲一体化注入强有力的领导。随着“黄马甲”运动的发生，法国刚刚有些起色的结构性改革面临暂缓甚至推迟的局面，马克龙也需重新在国内凝聚共识和获取支持，加之默克尔同样面临国内问题，重启“法德轴心”困难重重。

　　同时，马克龙政府及共和国前进党还将面临2019年欧洲议会大选的挑战。马克龙原本计划将“前进”运动在法国崛起的模式复制到欧洲议会大选中，推动在欧盟层面形成新的政治分野。然而，“黄马甲”运动的发生为民粹主义在法国的壮大提供了新的舞台。对于那些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中获益不多甚至利益受损的民众而言，民粹主义提供了新的理由和选择。马克龙政府及共和国前进党能否在较短时间内扭转局面将对共和国前进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的得失产生重大影响。

　　第三，法国也需要修复因“黄马甲”运动而受损的国家形象。“黄马甲”运动中发生在各地特别是巴黎市中心和香舍丽榭大街的打砸抢烧行为严重损害了法国的国际形象，震动国际舆论。而更为深层次的是法国作为应对气候变化最重要的倡导国之一，其民众却因为反对减排政策上街抗议，这将严重影响法国在气候治理和全球治理中的信誉和威望。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是法国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尤其在美国奉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背景下，法国对多边主义的坚守弥足珍贵。这也是法国的价值所在。如何恢复在“黄马甲”运动中受损的国家形象不仅是对法国政府，也是对法国精英和大众的考验。

　　结语

　　法国“黄马甲”运动所反映的高福利与经济效率之间的矛盾、国家政治结构的失衡以及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张力并非是新产生的，这些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是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未能解决问题的延续和集中释放，体现了在新一轮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激烈对撞的浪潮中，主权国家在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之间的两难困境，以及公民权利、国家利益与全球价值之间的激烈碰撞。无论对于法国而言，还是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如何处理好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可以预见，随着法国政府作出相应的回应，“黄马甲”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这场没有中心、没有组织、没有代表的运动也将慢慢趋于尾声。然而，未来是实现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的良性互动，还是变成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之间的恶性循环，依然考验着法国政府未来的内外政策。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外交学系系主任、副教授，复旦大学法国研究中心副主任）

　　[1] 1968年5月，由大学生反对教育制度引发的全国性抗议示威，后期演变成工人、农民参与的全国性大罢工，参与者达1000万人，导致法国全国处于瘫痪状态，引发政治危机，动摇了戴高乐政府的统治地位，并产生了世界性影响。

　　[2] 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Insee)报告，https：//www.insee.fr/fr/statistiques/3375616。

　　[3] Gérard Noiriel， “Les “gilets jaunes” replacent la question sociale au centre du jeupolitique“， Le Monde， 28 Novembre 2018， p.28.

　　[4] 张骥：《法国大选：一场”民心思变“却”无可奈何“的抉择》，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7/0508/c1002-29261016.html。

　　[5] 法国内政部（Ministère de l‘Intérieur）2017年总统大选官方网站数据：http：//elections.interieur.gouv.fr/presidentielle-2017/FE.html。

　　[6] 法国BFMTV电视台民调数据，https：//www.bfmtv.com/politique/75percent-des-francais-approuvent-les-gilets-jaunes-un-soutien-en-hausse-de-5-points-1576345.html。

　　[7] 张骥：《开放的独立外交--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与马克龙政府的外交政策》，载《欧洲研究》，2017年第5期，第115页。

　　[8] 董一凡：《当前欧洲民粹主义的主要特点及发展趋势》，载《当代世界》，2018年第9期，第61-64页。

　　[9] 同[7]，第126-127页。

　　张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