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妻子饭后问我：“为什么你爸爸去深圳那么早，却没有把事业做得很好？”
退休前，我的爸爸是一家机械公司研究所的所长，在深圳退休工资不算高，收入不如在民企做经理的我妈妈。
我告诉妻子，在我初中升高中的那一年，爸爸曾当过公司发展部主任。当年很多在内地无法运作的项目都在深圳特区进行，发展部则是谈商务合作的部门，毫无疑问是个肥差。爸爸走马上任，做了半年，发现自己有两大不适应：第一是平时总是需要出差，第二是在家的时候应酬多，很多人过来拜访送礼。
作为孩子，我不知道爸爸是再三思量还是轻轻松松地做了这个对他的事业发展非常重要的决定——他向公司提出换岗，成了公司研究所的所长。从此他不再出差。那个学期的晚上，我们家关上大灯，不开电视，拉上窗帘，躲开所有希望来坐一会儿的同事。我在客厅借着应急灯的灯光看书，而他们则在阳台上小声聊天，偶尔过来摸摸我的头和背，送来一碗水果。那是我童年里最温暖的记忆。
“年龄越大，我就越了解爸爸的牺牲有多大，越知道爸爸能为这个家付出些什么。这让我们家人这么多年来，虽然有很多冲突，但是一直很幸福。”
一直到晚上临睡的时候，妻子才突然说：“我想起自己家里的很多事，突然明白原来在我的家里，缺的就是这些没用的付出。”
说完这句话，妻子哭了。
高度在很多时候可以转化为宽度、温度，效果却不会马上显现。信任会存入账户里，在很多年后酿成美酒。
一件事情有用没用，也许只有时间与生命知道。
（摘自《你的生命有什么可能》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子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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