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总体国家安全观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

　　【内容提要】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国家安全领域的最新思想理论成果。本文尝试从五个方面论述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建立国家总体安全体系的思想主要是对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原理的运用，统筹社会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关系的思想主要是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原理的运用，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思想主要是对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原理的运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的思想主要是对重点论原理的运用，科学统筹内部安全与国际安全则主要是对内因与外因辩证关系原理的运用。

　　【关键词】总体国家安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

　　【DOI】10.19422/j.cnki.ddsj.2019.06.011

　　新时代新形势不仅呼唤新的发展观、改革观，还需要新的安全观。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1]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同志针对中国当前和未来较长一个时期国家安全形势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特点、新趋势，在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安全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观察和思考国家安全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而形成的最新思想理论成就。理解總体国家安全观中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准确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精髓与实质，从而增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开创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普遍联系原理的运用

　　总体国家安全观从政治、经济、军事、信息、科技、资源等11个方面概括了中国国家安全的内容，将影响国家安全的各种因素拓展到更广泛的领域，构建了一个完整、有机的国家安全体系，这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原理的运用。

　　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国家安全环境日益复杂，风险因素明显增多，所涉及的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广泛。在此背景下，只有科学运用普遍联系的原理，观察和分析国家安全问题的方方面面，才能统揽国家安全全局，正确应对和处理复杂多变的国家安全问题。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2]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国家安全现实状况的客观反映，其所涉及的每个领域都有自身的内容和独特属性，但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国家安全的有机整体。因此，应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各个领域之间的有机联系，而不能静止、孤立、片面地看待国家安全问题。“每种现象的一切方面（而历史不断揭示出新的方面），都是相互依存的，彼此有极其密切而不可分割的联系，形成统一的、有规律的世界运动过程。”[3]总体国家安全观概念中的“总体”一词本身即是普遍联系原理的反映。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把国家安全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来把握”“要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实施更为有力的统领和协调”“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的有机统一”等等，[4]均是将普遍联系原理运用到国家安全领域得出的结论。善于运用普遍联系原理分析国家安全形势，可以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国家安全规律，在国家安全工作实践中自觉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正确应对和解决国家安全问题。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原理的运用

　　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要求“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既要善于运用发展成果夯实国家安全的实力基础，又要善于塑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5]国家安全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发展属于经济基础范畴，发展与安全之间的辩证关系本质上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总体国家安全观将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关系统一起来，主要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原理，统筹考虑国家安全问题和社会发展问题，以协调推进国家总体安全与社会经济发展，做到经济发展不停步、国家安全有保障。

　　其一，发展是安全的基础。2014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上海峰会上指出：“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贫瘠的土地上长不成和平的大树，连天的烽火中结不出发展的硕果。对亚洲大多数国家来说，发展就是最大安全，也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总钥匙。”[6]历史和现实都有力地证明，一个国家如果长期得不到充分发展，那么其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当今世界仍然是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以弱肉强食为基本法则的世界，越落后就越容易遭欺凌，国家安全就越没有保障，发展是落后国家摆脱安全困境的根本途径。十月革命后，针对俄国落后于西欧国家的现实，列宁把提高劳动生产率（实质是发展生产力）作为维护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根本任务。尽管在意识形态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根本对立的，但列宁认识到发展是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生存下去的基本条件，因此列宁没有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绝对化，而是主张俄国要积极同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关系：“有一个极大的因素，使我们能够在这种复杂而又十分特殊的情况下存在下去，这一因素就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同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贸易关系。”[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与西方国家建立了紧密的经贸关系，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在发展的基础上，中国获得了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在内的强大国家安全实力，国家安全保障能力大幅提高，夯实了中国国家安全的基础。如今西方国家已经难以动辄对中国挥舞制裁大棒，公然侵害中国的安全利益，即使制裁中国或者搞各种霸凌主义，他们也会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

　　其二，安全是发展的条件。习近平同志指出：“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只有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8]任何国家都难以在国家安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持续发展，也没有国家能够在动荡中实现发展。为了发展而忽视国家安全，即使短期内实现了“发展”，发展的成果也很容易由于国家安全问题的爆发而毁于一旦。苏联解体导致原苏联地区国家的实力长期难以恢复，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很多国家发展水平出现大幅的倒退，均与没有解决好国家安全问题存在密切关系。长期以来，中国致力走和平发展道路，维护世界和平，这既符合世界人民的普遍追求，也符合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无论国家强弱，战争都是国家安全最直接的威胁，尽可能采取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创造和平的环境，就是维护国家安全。美国前总统卡特曾指出，“中国没有将一分钱浪费在战争上，这就是他们在各个方面正走在我们前面的原因”，[9]而美国好战往往会导致美国的经济困境。

　　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原理的运用

　　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将“人民”作为国家安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体现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主要遵循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习近平同志指出：“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10]人民群众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依靠，为了人民利益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目标。

　　一方面，维护国家安全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没有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和支持，国家安全就丧失了根本依靠，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国家安全。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生氣勃勃的人民创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11]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只有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动员起来，引导他们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国家安全工作中，才能汇聚成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力量，排除和战胜各种国家安全威胁，使国家安全得到可靠保障。另一方面，维护国家安全从根本上是为了维护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国家安全说到底是国家利益的安全，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高度一致，维护国家安全就是为了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国家安全工作的好坏要以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判断标准。人民的生命财产是人民根本利益的核心，保证人民安居乐业、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国家安全工作的最主要目标。

　　重点论原理的运用

　　总体国家安全观从中国和世界的实际出发，强调中国的国家安全必须以政治安全为根本，“要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第一位”。[12]这主要是依据马克思主义重点论原理而得出的科学结论。

　　国家安全包括诸多领域，但政治安全是根本，是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政治安全涉及主权、政权、制度等构成国家基本要素的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国家安全的其他各个方面是否有保障，最终要体现到其对维护政治安全是否有积极作用上。拥有政治安全，才可能拥有其他安全，没有政治安全，其他方面的安全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旧中国由于没有基本的政治安全，国家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军阀之间长期混战，统治阶级在政治上要么被列强控制，要么依附于列强，国家被迫接受各种不平等条约，经济、文化乃至领土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使中国逐渐走向富强。经过数十年的奋力拼搏和砥砺前行，中国已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独立的重要力量，中国的国家安全形势也得到了根本改善。正因为如此，国内外敌对势力才将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视为分化、瓦解、遏制中国的主要方式，妄图破坏中国的政治安全，进而从根本上破坏中国的国家安全。

　　强调政治安全的根本性，也就抓住了国家安全问题的关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既是中国维护政治安全的核心目标，同时也是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要求。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国家安全工作才有主心骨，才能凝聚各方面力量，保障国家的内部稳定和应对外部各种安全威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时，曾指出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导致公社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苏联的解体也是苏联共产党放弃领导权的必然结果。巴黎公社失败和苏联解体从反面说明了党的领导在国家安全中的特殊重要性。

　　意识形态与政治安全密切相关。在和平时期，抓好意识形态工作至关重要。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指出“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因此“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13]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外敌对势力从来没有停止对中国政治安全的破坏活动，而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一直是其重要的手段。改革开放以来，中西方交流频繁，国内各群体的利益分化也有所扩大，为意识形态渗透提供了条件和土壤，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已是当前中国政治安全威胁的主要来源。马克思曾经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4]如果丧失了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和话语权，也就意味着丧失了政治安全。确保政治安全必须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和话语权，这也是运用重点论的必然结论。

　　内因与外因辩证关系原理的运用

　　习近平同志指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15]总体国家安全观将“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统一起来，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内因与外因辩证关系原理的运用。

　　其一，内部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是我们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关键。”[16]只有实现了内部安全，社会经济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才能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才有能力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和其他形式的挑衅，才能抵御源自外部的安全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