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母亲自己买了一套房子，待装修好入住，已是转年头上，她整整80岁。这可以说是她晚年最大的一件事。将近20年前，她在日记里一再写道：“什么时候，我能有一间北屋，有大玻璃窗，让阳光普照在我的花上，清清静静地度过晚年。”
最终可以说，她是在现实的意义上实现了弗吉尼亚·吴尔夫讲的“自己的一间屋”了。母亲给姐姐写信说：“学校说给我钱购房，实在是太晚了，我都快80岁了，所以我把新房装修好了，我自己住住，自在几年，以后如何再说。过去20多年所受的苦，那是无法补偿的，青春年华一去而难返。我也和他们说，我能活下来已经是很不错了。这个家我得来不易，花了不少心血，又有多少舍不得的物件，期望能在这里多待些日子。”
她在那里住了4年半，生病了；又过了3年，病重住院，再没回来。这段时间总共占她一生不到1/10。
母亲在搬入新居那天的信中写道：“搬家可把大家累坏了。早上9点半吴环就来了。中午由我做了油菜虾米龙须面，吴环特爱吃，再配了几样小菜，就解决了中午的饭。然后就搬大件，小张他们搬了3次，把我屋里的床、梳妆台、小柜、老虎椅、落地灯、台灯，还有原放在阳台上的玻璃茶几和两把藤椅，都搬过去了。最难搬的是我那台大电视，特沉，还有老虎椅，到了我那房子，还是把卧室门拆下才放进去。我的衣物还有好些没能搬过去，以后慢慢搬。我是最后去的。吴环把搬过去的家具先擦了一遍，把我的屋子收拾好，她坐在我的老虎椅上，看那宽阔的卧室，舒服得不想起来。都说我的卧室太好了，主要是带阳台，还有一个大卫生间可专用。80岁的我真是享福了。当然比上不足，但比一般人就非常满意了，很知足。”
母亲去世后，我在她的房子里继续住了一年。这一年我具体是怎么过的，回想起来有点像“真空地带”，虽然刚刚过去不久。我有如生活在母亲的废墟之上。或者说，我就是她的废墟。
在北村薰著《漂逝的纸偶》中读到一段话：“千波的母亲是在医院去世的，不过她在这张床上躺了很长时间。床上的旧垫子已经拿掉，床架还留着，现在千波每天躺在上面，和母亲看到的是同一个屋顶。”
我现在之所见就是母亲曾经之所见，我此刻的感受就是母亲当时的感受。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在那房子里听到楼上传来的持久的吵闹声——小孩们总是跑来跑去，每天清晨和深夜都拖动家具，仿佛那一家人难得安宁似的。母亲曾经很为这种噪音所苦，写信对姐姐说：
“过去战争期间，学生都闹着没有一個安静的地方可以放一张书桌，现在虽是和平时期，却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放一张安静的床了。”
“等红星胡同拆迁拿回点钱，我要去外地或者北京市住几天大的饭店，安静地睡一觉，不要像现在总被人吵醒。我就想美美地睡一觉，自然醒。”
如今这感受存在，这感受的对象存在，而感受者却已经不存在了。
母亲曾经存在于这个世界。
每当想起这一点，仿佛觉得有另外一个时空，母亲，我，过去的生活，都在那里。它与现在这个只剩下我自己的时空之间，似乎不是先后的关系，而是平行的关系。当我置身街头，野外，陌生的地方，往往没来由地感觉正面对着那个时空，就像遥远之处有一阵风吹过，或一片云飘过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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