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70年嬗变

　　如今，中國经济通过降速提质、转型升级，迈上了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阶段。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阵痛当中，中国企业孕育着新的生机。

　　关于工业化的重要性，毛泽东在20世纪40年代就反复强调，我们在推翻三座大山之后的最主要任务是要搞工业化，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艰苦的原始积累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没有任何现代工业。从清末的洋务运动到民国期间，中国开始建设铁路和一些工厂，在慈禧垂帘听政的年代，中国建设了第一条铁路，江南造船厂、发电厂、第一家火柴厂也都出现在这个时期，但其特点是整体购买外国现成的生产设备，聘请外国的技术工人，自己的技术基本没有，所以说不搞工业化，工业体系更无从谈起。

　　随后经历八年抗日和三年解放战争，原本少之又少的工厂基本被毁。到1949年，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工业体系和工业技术，只有一些残破的老掉牙的工厂。

　　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工业化的起步阶段，在通过打赢抗美援朝战争得到苏联尊重的基础上，中国获得了苏联的有偿援助，建设实施156个大型工业项目，优先发展重工业。苏联总共向中国提供了高达66亿卢布的援助，相当于16.5亿美元（超过了二战后美国对欧洲进行的“马歇尔计划”所提供的援助总金额14.5亿美元）。另外，在苏联的带领下，东欧各国向中国提供的技术设备援助共计30.8亿卢布（7.7亿美元），中国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总共获得了大致24亿多美元的工业化外来资本。于是，中国开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工业化进程，在能源、冶金、机械、化学和国防工业领域，陆续展开了“156项”（实际完成150项）重点工程。原来预计用15年逐步完成的私有经济向国有经济转化的进程，在外部资本大量进入的情况下，被大大压缩到了5年。当然，这笔资金并非免费的午餐，中国必须以农业产品和工业初级原材料来进行交换。

　　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以农业集体化的高积累，全力支持国家工业化。通过平均每年接近30%的农业高积累，强力转移，作为国家工业化的原始资本，这是一条痛苦的漫漫长路。

　　在三年自然灾害加苏联逼债时期，高积累甚至达到了令人惊骇的程度，1957年时积累24.9%，1958年为33.9%，1959年达到43.8%，1960年仍高达39.6%，如此之高的积累比例，使广大农民不得不大幅减少口粮，以保证工业发展。1950年代的集体化，实质是为城市重工业产品提供了市场，用高价格的城市产品、低价格的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支持了国家工业化，向城市输送工业化的原始资本。

　　毛泽东时代的民生清贫，都是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中国人民大学老一辈农经教授严瑞真1978年研究显示，新中国成立以来前20年的农业集体化，通过“剪刀差”从农业提取了7000-8000亿元人民币的积累，而1978年前中国全部国有工业固定资产是9000亿元。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孔祥智研究显示，60年来，城市从“三农”获得总积累竟达17.3万亿元。

　　正因为有了农业的强力支持，1950-1977年中国工业的发展速度11.2%仅次于日本12.4%，远高于美国、苏联、德国、英国等世界强国。虽然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结构的严重失调，积累与消费之间形成了巨大的落差，但经过20年的艰苦奋斗，到70年代初，中国已初步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

　　这20年中，先后兴建了一系列工业项目，形成了以鞍山钢铁公司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沿海地区原有的工业基地得以加强，华北和西北也建立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全国建立了种类齐全、完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和科技体系，成功地发射了“两弹一星”。从此，中国开始改变工业落后面貌，向社会主义工业化迈进，为此后几十年的经济建设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工业化基础，毛泽东因此成为中国事实上的工业化之父。

　　对外开放发展

　　从1969年到1979年中国奉行不向国内外借债的财政政策，直到1979年12月，中国政府才同意接受外国政府提供的第一批贷款。70年代中国工业的发展依靠的是本国的财力。当时中国已拥有相当的财政储备，国民经济比例搭配基本合理，门类齐全，工业布局较为均衡，整个70年代中国GDP增长处于世界第8至9位。

　　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总理代表国务院在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中国财政收支平衡，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主动访华，之后，英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意大利、新西兰、德国等40余国，纷纷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一举打破了西方长期的经济技术封锁，开启了新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

　　从1973年开始的3-5年间，中国从西方国家引进了51亿美元的成套设备，这是中国继1950年代引进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之后，第二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用引进的设备，结合国产设备配套，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约200亿元人民币，至1982年全部投产，成为19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1949-1978年，不但国内生产总值达到年均增长7.3%，而且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到1980年，中国的工业规模已经超过世界老牌工业强国英法两国，直逼在西方强国中坐第三把交椅的西德，80年代中期，中国的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第三位。

　　调整工业化发展结构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开始了一系列经济改革，进一步推进对外开放。有了前20年毛泽东时代所打下的国家工业化的良好基础，开始进行工业化战略内的结构调整，从优先发展重化工业转向优先发展轻工业，采取改善人民生活第一、工业全面发展、对外开放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工业化战略。

　　为了促进轻工业的发展，自1979年起对轻工业实行了“六个优先”政策，即原材料、燃料、电力供应优先，挖潜、革新、改造的措施优先，基本建设投资优先，银行贷款优先，外汇和引进技术优先，交通运输优先，这次结构变动的趋势是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以后工业结构的自然演变。

　　90年代以后，中国进入了再次重化工化和高加工度化时期。注重发展轻工业的同时，由于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的进程加快、交通和基础设施投资加大，也带动了重工业的发展。1993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就开始再次出现了重化工业势头，为了解决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领域的制约瓶颈，中国的重化工业开始大发展，1994年，中国钢铁出产量世界第一，粗钢产量已经占到全球粗钢总产量的一半。1997年开始，中国经济运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在经济软着陆和亚洲金融危机等背景下，中国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彻底告别了“短缺”。也就在这个阶段，中国告别了“短缺经济”，在人们满足了食品、服装、电器等需求后，开始追求汽车、住房等耐用消费品，需求结构的变化带动了工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重工业化和高加工度化，成为中国工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这也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经过20余年的快速工业化进程，中国进入了国家工业化的中期阶段，重工业、轻工业出现相互促进、结构协调、同步发展格局。

　　经过1989-1991年短暂的经济调整阶段后，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再度点燃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激情。这一次，市场经济全面取代了计划经济，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现代企业制度的推进，加速了城市工业化的步伐，资本市场的崛起，开始为中国经济起飞提供“金融燃料”。

　　融入全球，制造业快速壮大发展

　　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步入经济全球化时期。此前，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头20年里，工业化基本上被局限在国内市场的狭窄空间里。国内市场狭窄的主要原因是生产率的低下，无法创造出足够的财富来形成庞大的国内市场交换。加入WTO之后，中国一下子进入了一个打开的世界市场空间。中国加入WTO，是真正对社会生产率带来第二次重大革命。

　　入世之后，中国也开始经历类似的生产率的突变。依托出口拉动、投資拉动、消费拉动三驾马车，中国成为全球制造大国。2000年以后，世界500强公司的大部分都进入了中国，他们占领中国市场，封锁核心技术，以高收入吸引了大批科研人员前来从事研发工作，使本国的基础研究一度出现萎缩。但同时，经济全球化为中国带来了值得学习的先进的公司治理架构和商业模式。

　　2000年以后，在内外资的共同带动下，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形成了世界级的制造中心，在100多个生产制造领域占有了世界第一的宝座，“中国制造”的贴牌堆满了全世界的货架。

　　随着出口拉动制造业的发展，外向型出口经济出现显著增长，为中国创造了巨大的新增财富。持续多年的外商巨额投资与惊人的贸易顺差一起，将中国的外汇储备从2000年的1656亿美元，一举推高到2011年令人炫目的31811亿美元！到2014年达最高峰38430万亿美元，2015年回落到33304万亿美元。

　　中国工业发展模式的巨大成功，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如今，中国经济通过降速提质、转型升级，迈上了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阶段。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阵痛当中，中国企业孕育着新的生机。

　　蔡启璧 福建省三明市政府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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