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经验的底色

　　2019年是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是“一国两制”港澳实践的重要年份。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港澳作为“一国两制”的主要试验田，在改革开放40年中实现了自身与国家的双赢发展。2018年11月1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港澳各界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访问团时高度肯定港澳同胞在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作用和贡献，并对未来港澳发展做出了具体规划。2019年2月18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發布，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丰富了“一国两制”的内涵，标志着“一国两制”进入大湾区时代。这就为对澳门“一国两制”实践经验的总结及未来发展探索提供了最为关键的国家战略框架。

　　自中共十九大以来，中国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目标，这是中国自主现代化的完整图景。而从外部空间来看，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在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中国迫切需要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及新发展动能。“一国两制”作为改革开放的制度杠杆，曾经战略性地支撑和引导了国家的初期现代化，如今应该如何总结这样的杠杆作用以及如何继续探索其价值和意义，便成为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之际的重大议题。

　　“一国两制”与改革杠杆

　　毫无疑问，“一国两制”本身就是中国全面现代化与国际化之开放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一国两制”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杠杆”，这一杠杆作用如何推陈出新，继往开来，持续做出贡献，与习近平主席之新时代主题产生新的互动与共赢，是对在“一国两制”下，中央依法行使全面管治权，并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权的积极响应。而习近平在接见港澳各界访问团时明确提出了“以国家为中心”的港澳发展新思路即“四大目标”：第一，更加积极主动助力国家全面开放；第二，更加积极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第三，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国家治理实践；第四，更加积极主动促进国际人文交流。这表明，新时代“一国两制”有了更加明确的国家理性自觉，有了通过国家战略及港澳实践推动“两制”向“一国”回溯性建构与认同的基本共识。

　　在改革开放40多年中，“一国两制”的第一杠杆作用主要体现在：其一，港澳资本构成内地现代化与制造业发展的主要境外资本来源，爱国爱港及爱国爱澳力量的内地投资构成了国家现代化的初期动力；其二，港澳为内地企业的上市融资与规范化治理提供技术平台与制度示范，促进了内地企业的规范化和国际化；其三，港澳的管理制度，包括土地管理制度、社会管理制度、金融管理制度等，对内地治理现代化的深入发展及体系化起到重要的借鉴与推动作用；其四，港澳在内地改革开放的相当长时段内充当了国家看世界的“眼镜”，通过这样的国际化平台，国家对世界的理解与交往得到持续性的深化。

　　澳门特色

　　澳门“一国两制”有着自身的内涵与发展经验。其相对成功及经济社会更加稳定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宗主国葡萄牙在澳门殖民管治深度不够，在澳门回归祖国后亦基本没有施加干预，使得澳门回归及治理较为顺利；第二，爱国爱澳力量在澳门相对更强，为回归后治理打下扎实政治基础；第三，澳门社会经济结构、市民构成及国际影响力相对单一；第四，澳门基本法更加凸显行政主导以及未明确列入普选条款。

　　而澳门经验，其一在国家安全立法上承担对国家责任和义务，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重要宪制保障；其二，聚焦经济民生及从制度上保障行政主导，是特区良好管治的基本经验；其三，融入式发展思维，对“一带一路”建设及粤港澳大湾区规划持有积极参与和发挥独特优势的立场及实际作为，带动澳门社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青年人带来新的身份体验、认同和归属感。

　　回归祖国20年，澳门各方面表现良好，但潜在的经济社会问题也逐步凸显。澳门需要适当增强法治权威性及公民社会活力，经济更加多元化，社会竞争力及公民竞争意识需要进一步激发。这些方面仅仅在澳门本地是难以展开的，需要更大的空间与战略思维加以突破，而粤港澳大湾区为澳门提供了转型发展的巨大历史机遇和空间。

　　大湾区与澳门新时代

　　新时代是国家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历史周期，澳门在新时代的角色是抓住国家战略机遇，完成从自身经济结构到社会发展的重大调整，适应“一带一路”与大湾区的新发展格局。

　　从实践进程来看，2018-2019年是澳门整合融入国家大交通体系与大湾区发展框架的关键年份，也是澳门“一国两制”发展的重大机遇，其中也包含着挑战。以港珠澳大桥为代表的大交通体系及以粤港澳大湾区规划为代表的国家发展配置，为澳门新时代改革发展提供了基础支撑和发展愿景。

　　“大交通”不同于港澳及珠三角其他城市的内部“小交通”，其经济社会意义在于：第一，大交通扩大了大湾区居民就业、旅行、置业、交友、教育及社会参与的范围和程度，有助于港澳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也有助于珠三角其他城市借助港澳优势进一步创新发展；第二，大交通必然带来港澳生活方式与制度元素在大湾区的吸收、整合与会通，助推大湾区成为更具整体性、协调性、有机性与创新性的人文湾区；第三，大交通有助于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实质性建设，有助于整合多方力量，释放创新动能和创意，帮助国家实现高端技术的突破；第四，大交通可以帮助解决港澳社会内部资源紧张、阶层矛盾凸显、经济发展乏力的结构性矛盾，通过地区合作及经济社会容量扩展，客观上增进港澳社会的繁荣稳定。

　　大交通在推动港澳居民身份认同方面也将具有突出效应：第一，大交通使得港澳居民尤其是青年人有更多机会和便利来内地旅行、交友、就业及创业，并可享受到包括创业支持项目、居住证等特惠安排，帮助其在具体利益、情感和国家认知上融入大湾区及国家体系；第二，在大交通支持下，大湾区建设可以试行“大湾区智能一卡通”，将大湾区内多重优惠、福利及政策性安排，以“大湾区人”的概念化和制度化而实现对香港“本土主义”的对冲和消解；第三，通过大交通条件下大湾区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与公共治理标准及生活方式的趋同化，打破“两制”的僵化隔离，推动“两制”向“一国”的有机融合发展。

　　大湾区发展规划是“一国两制”实践内涵的重大丰富和发展，实现了支撑国家更高水平改革开放与持续保障港澳繁荣稳定的理性结合，因而从根本上回应和回答了在新时代如何继续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推动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切合了“一国两制”的初衷。

　　更进一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还将推动探索中央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的具体制度机制。其所产生的具体制度增量与成果，不仅直接服务于大湾区，而且对于内地其他城市和地区的治理现代化都将具有借鉴意义。

　　总之，澳门回归祖国20年，澳门的高度自治、繁荣稳定及对国家发展的持续贡献，在既往20年里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呈现和检验，但新时代国家发展更加聚焦“以国家为中心”，聚焦澳门对国家“一带一路”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主动对接、参与和整合。这是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更是触及“一国两制”深层次融合问题的结构性挑战。澳门能否在未来30年中抓住“一国两制”和国家战略的全新机遇，促成自身与国家的互利共赢及融合发展，对大湾区时代的适应和创新是关键性方向。

　　田飞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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