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民间对外传播

　　民间对外传播，通常是指民间社会通过各种方式与本国国土以外的地区和国家进行的交流互动和信息传播活动，这一概念的提出主要用于区别以官方为主导、正式的交流与对外传播活动。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对外交往活动的频繁，我国民众出境访学交流、商务活动、探亲访友、旅游观光等各类出境活动已经非常普遍，所到之处，都在以自己的言談举止向当地社会民众展示中国的形象和中华文化。

　　同时，随着信息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进步，对外传播不仅发生在物理空间，网络空间也为对外传播活动打开了另外一个窗口，成为人类交往互动的又一个平台和世界。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每个个体可以随时随地向外界展示自己，表达诉求，进行沟通和交流。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单一交往的物理空间，对整个世界传播格局的改变和影响意义深远。它使对外传播工作变成了一个全民参与的群众活动，不受地理和空间的制约，每个公民都成为对外传播力量的一份子、民间对外传播力量的成员，成为了向世界展示中国形象、传播中国文化、讲述中国故事的参与者和传播者。

　　一、民间力量在对外传播中的作用

　　1.民间对外传播作为国家战略传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对外传播体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民间对外传播力量是我国对外传播事业的一项重要资源，同时也是维护国家形象、扩大国家影响力的重要力量。民间对外传播力量本身具有民间性、自发性、草根性和渗透性等特征，传播内容具有灵活性强、可信度高、题材广泛、随意性强等特点，在对外传播过程中自带民意和亲民色彩，可以拉近与国外受众的距离。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越来越多的民众愿意看到淡化官方色彩、减少政府参与、还原事件本身的真实信源，民间对外传播没有官方色彩和意识形态背景，可信度高，迎来了快速发展的历史机遇。

　　2.民间对外传播能够促进民心相通。民间对外传播力量没有官方背景和色彩，大多是代表个体的行为和意志，容易以更加真实的情感打通各国民众共通的心灵，“润物细无声”，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国外受众对我国的认识和了解，其影响力较为持久和深远。对外传播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打好政府与民间传播力量的组合拳，要发挥民间对外传播的优势，充分激发民间力量，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潜能，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民间资源，更好地将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传播出去，促进民心相通。

　　3.民间对外传播为我国对外传播事业打开了新的渠道，开辟了新的空间。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我国的国际性社会组织、跨国公司以及海外分支机构数量和出国人数逐年上升，已经成为民间传播力量的主要载体。根据民政部发布的社会组织数量信息，截至2018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81.6万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海外中国企业分支机构不断增长，跨国公司数量已经接近上万家。同时，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2020年1月5日公布的数据，2019年全国边检机关检查出入境人员6.7亿人次，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境游国家。这些民间资源的不断扩大和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对外传播事业的重要载体和来源，为我国对外传播事业开辟了新的天地。

　　二、现阶段我国民间对外传播存在的不足

　　我国的民间力量开展对外传播活动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但是还没有形成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民间对外传播体制机制，从整体上还缺乏完整规范的运作制度，还没有适应新形势下我国对外传播工作的总体思路和要求。本文从国际性社会组织、跨国企业、公民个体几个主要的民间力量来分析我国民间对外传播的不足。

　　1.国际性社会组织力量薄弱

　　国际性社会组织，属于国际非政府组织范畴，专指由我国的组织或个人发起成立，按照我国法律在国内登记部门注册，具有国际目标、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双边、多边、区域性或全球性的非政府组织，主要具有中国主导、合法性、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国际性等特点。当今世界，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已经成为参与国际交流、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但是我国国际性社会组织发展起步较晚，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参与国际交往和全球事务的参与度和深度还不够，与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全球影响力还不匹配。尤其在我国对外传播战略体系中，发挥的作用还很微弱，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民间交流和对外传播事业的进程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我国国际性社会组织起步晚，发展缓慢、数量少，参与国际事务程度不高，国际影响力不够。近年来，虽然我国的国际性社会组织在各领域发展有很大进步，但是从整体上看，总体数量偏少，参与国际事务方面的经验和措施还十分欠缺，没有在国际社会形成与我国综合国力相匹配的社会影响力。截至2015年，以取得联合国合法参与地位的NGO为例，全世界有3000多家，其中70%以上是西方国家的，而我国注册登记的却只有31家。

　　二是我国国际性社会组织独立性、自主权和透明度相对有限。我国现有的国际性社会组织大多数是借助于政府的力量建立起来，或者本身就是从政府职能中分解出来，与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官方背景，导致参与国际事务时，官方色彩浓厚，公平性和独立性相对较差，各种观点或者态度的表达都是官方政策的延续，较难取得国际社会非政府组织的认可，而真正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缺位，参与国际性非政府事务活动障碍重重。

　　三是我国国际性社会组织国际交往和社会活动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各种机制体制有待进一步完善。我国国际性社会组织普遍面临经费不足、人员短缺、内部管理不完善等种种问题，严重制约我国国际性社会组织的发展，从而也制约了国际性社会组织功能的发挥。

　　2.跨国企业的外宣意识薄弱

　　大部分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和私营企业，其对外宣传、国家战略和责任意识薄弱，造成了自身和国家形象的受损，重要利益的流失，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没有很好地平衡。对于企业而言，盈利是永恒不变的追求目标。因此，企业对外交往所进行的所有活动都是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量，而从国家战略的宏观角度、自身的长远发展、承担的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考虑则有所欠缺，因而会因为追求眼前的经济利益，急功近利或是饶幸投机，做出不当行为。大部分企业认为外交、外宣都是政府的事与自己没关系，不知道自己也是国家对外交往的重要主体。

　　第二，历史原因造成的观念滞后。中国改革开放已经40多个年头，但是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和交往的时间很短，中国企业“走出去”还处于初级阶段，对国际市场还缺乏深入的认知和全面的把握，对国际惯例和通行规则还不够熟悉，还缺乏明确的对外宣传意识，还不太善于在当地开展公共外交，与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公共外交能力存在巨大差距。因此，中国企业在跨国经营过程中与东道国政府、企业和民众等产生了一些摩擦。由于对外宣传和交往的策略、方式单一，不仅造成公司形象一度饱受质疑，经济损失严重，而且连带造成中国国家形象的损失。

　　3.国民个体素质有待进一步提升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出境人数逐渐增多。中国公民在海外的活动也成为对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因出境旅游、商务活动、交流访问、学习工作等等原因出国人数不断提升，每个个体都会成为中国形象的代表，影响国外民众和社会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但是，因为地域、文化以及传统风俗习惯等的异同，一些国民个体的不文明行为常常给国家形象带来负面效果，影响了国外民众社会对中国的整体评价和印象。同时，互联网空间又是一个极度宽松和自由的世界，随着社交媒体平台的快速发展，大量民众在互联网平台上传播信息的低俗化、随意性和普遍性，使互联网空间传播内容杂乱无章，很容易误导国外受众对中国的理解和认识。笔者曾数次听到国外友人提出疑问——关于社交媒体平台，例如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内容，是否是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社会和民众现状。种种迹象已经充分说明，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的言谈举止，尤其是在网络空间的各种言行，已经不仅仅代表个人，而是作为国家对外传播文化和形象的一个缩影。由此可见，全面提升国民素质，进行全民对外传播教育势在必行。

　　三、加强民间对外传播的对策建议

　　1.制度创新。在国家层面加强顶层设计，构建统一协调领导民间对外传播资源的国家机构，根据国家整体对外传播战略规划，统一协调国际性社会组织、跨国企业、民间对外传播机构等民间传播资源，形成全方位立体化对外传播格局。

　　2.受众创新。民间对外传播的主要受众就是广大的国外民众。现阶段，要把民间对外传播重心放到各国广大中产阶级和普通大众中，尤其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众的民间传播，通过对该地区民众普遍关心的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环境等基础民生问题的中国化解读，增强对中国社会的认同感，促进民心相通，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增强民意基础。

　　3.主体创新。进一步挖掘民间对外传播资源和力量，加强国情教育和引导，树立全民对外传播意识，构建全方位的国家对外传播体系。一是加强我国国际社会民间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国际社会民间组织的对外传播作用。如鼓励各种行业协会、学会，妇联、青联、学联等走上国际舞台，使其积极活跃地参与国际对话，提高国际行动和传播能力，积极参与各种国际问题的解决；二是提高企业的对外传播能力。既包括各类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海外中资机构以及民营企业等等，也包括主要从事文化、国际交流等民间对外传播企业。要充分挖掘和发挥涉外企业的对外传播潜力和能力，充分利用一切可以挖掘的民间资源，形成全方位的对外传播体系；三是提高和培养国民素质教育。在信息化时代，每个个体在特定的环境下，都是传播主体，我们要对国民的传播潜力进行必要的挖掘、培育、动员和引导。

　　4.渠道创新。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今天，现代传播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全新的传播工具和手段。从某种程度上说，新媒体技术以新的视觉表现、新的沟通方式和交互形态，扩展了人类的交流方式与体验。要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手段，加强民间对外传播渠道建设，增强民间对外传播的影响力和渗透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用好国际化传播平台，客观、真实、生动报道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传播中国文化”。随着信息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民间对外传播渠道逐渐呈现出多样化、网络化、信息化的特征，所以要充分运用新型传播手段和传播技术，创新传播方式。一是充分发挥和利用国际交流的机会和平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二是充分利用新型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用好网络平台，打造网络对外传播新渠道。随着信息革命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传播媒介已经从传统的纸质和电视、电台转变为网络载体，互联网和社交媒体逐渐成为国际传播中的重要传播手段，在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跨界、跨行、跨组织、跨媒介等新的传播方式有助于推进民间对外傳播的社会化进程。我们要充分挖掘和利用网络和数字平台技术的潜力，将各类民间对外传播资源通过新型传播手段调动起来，实现媒体传播渠道的本地化。

　　5.内容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融通中外是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的关键。当今世界格局发展多样化多元化，世界各种文明相互交织共存，如何跨越民族、宗教、信仰、文明等障碍，在各国人民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把中国的故事讲给世界，而且还要让对方听得懂、愿意听，我们就必须在融通中外上下功夫。我们既要讲世界通行的“普通话”，也要针对各国各民族不同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讲面向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方言”，做到有的放矢。在信息传播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世界交往范围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网络新媒体、社交媒体等新媒体已经彻底改变了世界原有的传播格局。国家要统筹民间传播力量，建立网上传播渠道，探索政府引导、官方和民间传播力量相结合的网络空间对外传播机制。

　　随着现代信息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我们对国家对外传播体系更加需要在观念上有新的认识，在机制体制方面有创新。要进一步加强对我国民间传播力量的挖掘、动员、培育和指导，形成全民参与的国家对外传播战略体系。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给传统传播行业带来了深刻变革，也给新的国家对外传播体系的建立带来新的战略机遇和挑战。普通民众特别是各行各业的精英分子，以各自的方式，对外生动地诠释着今日中国和中华文化的内涵和风采，其意义和效果将是难以估量、不可替代的。可以预见，未来的全球传播格局中，一个国家对外传播战略体系的形成，一定是由全体国民参与的全方位立体式的传播体系机制。

　　（本文系201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创新项目”资助课题“俄罗斯媒体国际传播策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ZBH20191038）

　　郭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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