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的空气

　　对于现实环境，中国这个运转着的巨大机器在过去40年里以近乎不可能的速度实现城市化。与此同时，在难以匹配的速度之下实际上也溢出了许多夹缝地带。对于虚拟环境、网络社交的进化与便捷也几乎拥有着不亚于现实发展的速度，却让许多人对交流表示迟疑……这其中的问题正是：面对如此多的“变化”，往往是许多人以往的生活经验所难以承受的。于是，如何从时代潮流的漩涡中脱身，似乎变为许多尝试适应却依旧难以适应当前社会格局、文化格局或艺术格局等等诸多方面的人势必要做出的反应。

　　可选择的逃避与应对

　　去年夏秋交替时，来自东北的饶舌歌手宝石Gem因一首《野狼disco》（2019）让无数人跟着画龙画彩虹，这首略带蒸汽波又混杂着说唱的歌曲因其强烈的代入感，迅速扩大辐射面积而进入到公众视线。与此同时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声讨，许多人在以“土嗨”“洗脑”“喊麦”等语言来批评其“俗气”时，实际上往往没有意识到，首先创作者的动机是在于构建一个20世纪90年代东北迪厅的气氛。当然，很多人都没有在东北生活的经验，又如何获得这种认同，从而指认它就是一个90年代的东北呢？其实在我看来，宝石Gem构建的生动之处在于，他根本就不在一种整体的、宏观的大时代叙事中，而是通过一段段让人充满联想的内心描写来映射与还原出一个场景、一个动作和一个故事。诸如“她的身上太香，忍不住想往上靠，感觉自己像是梁朝伟在演无间道”，这些由细节建立起来的经验经其描述后如画面再临般地产生了代入感。最后，所有碎片化的经验被一点点拼凑起来变为歌曲中一个简单又极具地方特色的叙事—— 一位社会大哥，已过年轻气盛的年纪，在接到朋友遇江湖麻烦的电话后，他却早已没有心情处理，匆匆挂掉电话又消失在迪厅中尽情地蹦迪了。我们根本无从知晓任何关于这位大哥的过往（或许往昔一度风光），而蹦迪时的皮大衣已成为他维系社会大哥形象的最后一丝尊严。

　　宝石Gem《野狼disco》

　　音乐中副歌部分是宝石Gem用东北普通话模仿粤语唱腔演唱的，这其中的语言（包括歌词和方言的腔调）其实非常值得考究：为了让其描述的对象（即90年代的东北）自身充分的自治与丰满，它势必从腔调、口吻甚至一个动词间都要维系在某种由地方性经验所溢出的气味中，以至于，本来是作为描述和叙述性质的语言自身都卷入了仿若被其描述对象所同化的处境。换句话说，人们意识不到歌手的唱词是在当前时代转述一个情景，而似乎他就在此情景之中，他的时间线就是在90年代。不要忘了，这是香港文化在中国东北的落地发声，继而进入到普通大众的业余生活中。于是，粤语的唱腔必须蹩脚，模仿必须拙劣，显然作品之中故意露出的瑕疵感本就是这场精心构建的元素之一。

　　90年代的香港文化在中国大陆有着太多令人记忆深刻的瞬间，但当人们回望时，其实记忆的成分往往是不一样的，就像宝石Gem所构筑的，即便已经具体到“郭富城”这样一个极具辨识度的文化符号，在不同地方的落地回响也是完全不同的——在东北这片黑土地上，除了郭富城的经典动作，随之而来的還有“东北-粤语”也一跃成为了集体记忆和某种地方性经验的投射。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东北社会人将自己的人生硬生生地塞入了一段香港古惑仔的故事，这同时也是一个混乱了时间进程中两种地方性叙事的经典范例。

　　陶辉#跳动的原子#静帧，2019

　　陶辉#跳动的原子#静帧，2019

　　蒋志#事情一旦发生就会变成钉子#，2007

　　动荡的空间/温和的场域

　　艺术家陶辉在《跳动的原子》（2019）中让人看到的是以甘愿同化的方式，在内部冲击那些因社交格局的改变（却被人们视而不见的）问题。在这部竖条形录像装置中，陶辉编排了一系列抖音式的情景，影像中的人们失控般狂欢，与此同时一位仿若晚会歌手形象的女性在拿腔拿调地念白，讲述她“与生俱来又无药可救的孤独”以及对其他个体的观察与凝视。狂欢与孤独成为显而易见的对峙，而每一次场景交替或交集的瞬间，都似狂欢把孤独击打得体无完肤，从而让孤独感变本加厉地高涨，以此映射当前社会原子化的后果与种种网络环境变化所造成的反弹与不适。

　　除了每段情景切换的瞬间，另一个有趣的碰撞瞬间是，当人们凭借旁白文本与画面进行对应时，开始溢出了许多近乎荒唐的混淆感——旁白所谈论形而上的有关于情感与交流的言语全部回返到影像视觉层面那些抖音式的表演中——街头不断上演的斗争变为街边年轻人的舞蹈；有节奏的交流默契变为两位打铁师傅的劳作……这种荒唐却意外地打通了感官，不得不承认，它让我这个观察者开始偷偷迷恋这种打通的错觉。

　　艺术家用抖音式的影像语言谈论当代人的情感，而现实中的抖音和快手两个软件也几乎全面覆盖了中国都市、县城与乡村不同空间下的生活面貌，与此同时，其中也不乏掺杂着一些镜头前的表演性在里面，而这种镜头前后所对应的两面性，也几乎与艺术家在作品中所提纯和放大“狂欢与孤独”两个对立面的指涉相对应。

　　每个人都好像在网络空间拥有一栋巨大的房子，而现实空间面临的，却是不断被挤压和密度升高。蒋志在2007年所拍下的那个著名的钉子户，也即是作品《事情一旦发生就会变成钉子》（2007）。距离这张照片或者说这个事件已经超过十年之久，我想此时谈论大概同样是不合时宜的，但它却在非时间性、非事件性的维度激起了我的重思。

　　在这件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艺术家定格了一个关于城市拆迁的隽永瞬间，我们甚至不能说是定格而是演绎，这个足够被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历史所记住的景观（奇观），如今看来，其中的魔幻与冲突成分丝毫不减。但这个被艺术家所加持的魔幻背后实际上也承载着许多现实问题和心理建设的工作——我们能够从中读出，面对拆迁这样突如其来的变化时，一户普通人家以往的生活经验是何其难以承受；我们能够看到，在“阻碍”城市化的进程中，又有多少心酸、苦楚与无计可施……但这些统统不再显现了，就像许多发展让历史的书写遮蔽掉那些所谓不值一提的人和事一样，最后像是纪念碑一样埋葬与凝固在蒋志的照片里，甚至说，是蒋志照片中那一束光的距离中。

　　我的电脑里有一个名为“未完成的写作”的文件夹，收录了许多碎片化的素材，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是都因为某种原因没能成为正式文章发表出来。我决定将那些未能见人的“幽灵文本”重新拾起，以期给那些文本们一个“还魂”的理由，一次引发质变的契机。

　　预防的掩体与顾此失彼的悖论

　　一些外部变化往往是人们意识到之后才会引发心理变化与应对策略，但仍有一些变化或者说趋势是尚未到来的问题，通常为了不至使发生时自我过分狼狈，预防的策略似乎总会提前存在于人们的思维里。小到看病吃药、合约条款、天气预报……大到保险公司、风险评估、模拟监控……窄到个体身体与心情的变化，宽到全球化、数码化、城市化……实际上也都在从不同程度上反映着人们是如何建设心理防线的。

　　艺术家阎洲在2019年的一次个展中用《我们需要连夜打制一些箭镞出来》《过渡集》和《闻讯赶来的坂茂先生》三组作品回应了一个有关于人是如何为遥远的、尚未到来的问题做出未雨绸缪的准备的。比如《闻讯赶来的坂茂先生》（2019）是构建了一位崇尚日本建筑师坂茂的粉丝其内心活动来展开，现实中的坂茂以大胆使用廉价材料为遭受自然灾害地区的无家可归者提供临时住所而闻名，作品中的粉丝以近乎执拗的状态模仿着坂茂。从艺术家的一段虚构文本中让人读出这位粉丝自身早已深陷水淹工作室的狼狈之中，却仍然顾此失彼地试图“补救”远方的社会问题，其中的讽刺可见一斑。与此同时，《过渡集》（2019）在五个屏幕上播放着五段故事：从环境来看，故事的讲述发生在五位搬家者彼时正落座的汽车中，当不同人用不同的叙事口吻讲着仿佛同样的经历时，经历的细节开始相互南辕北辙，仿佛一下子刺破了观众的预设。这些故事都围绕人在面临紧急状况的经历和过程展开。

　　但其实补救措施本身的细节也是有多重解读的。比如邢丹文在作品《生命处方》（2019）中为我们展示了一个近乎歇斯底里的行为——一面仿若临床病房的白墙下，一张布满各色药片和水瓶的桌子前，艺术家开始一点点吞食药片，随着时间轴的推进，药片塞满了整个口腔，直到有那么一瞬间，生理的不适感终于将过剩的药片顶了出来，在短暂喘息缓解后。艺术家所实施的这个行为开始因药片的溢出而终止。当这个行为被摄影机所记录下来，继而通过一层接近油画质感的处理后，那些数字纹理仿佛接管了現实，从而在另一个维度上提醒着人们思考与联想。

　　关于“药”这样一种物质，从病理学的角度来说，它可以是治疗和预防疾病的承载物，也可以是某种快感到来的本源。而艺术家所构建的重点在于“过量的药片”，这其中的内在逻辑则变成了对一种不匹配的供需关系进行提示。可尽管如此，在没有具体情境或事件的锚定下，其中的隐喻似乎仍然是可以具有多重指涉的。当把“人”作为受施对象同时作为分析主体时，这里的问题则变成了人在什么情况下要进食过量的药？在艺术家看来，“人的一生中，（某种程度上）药就像是一个欲望，它是在依赖和渴望得到帮助的状态下催发的。而所有欲望都是具有诱惑力的，所有这些欲望让我觉得吃药吃到吃不下这样的状态和很多人的欲望一样”。

　　阎洲#闻讯而来的坂茂先生#，2019

　　邢丹文#生命处方#，2019

　　与此同时，我们似乎仍然可以将分析的重点放置在“药片”上，在这样的维度下，结合药本身所携带的“治疗意味”，我甚至会把它想象成是一种社会为了规范人类行为而过度施加的策略。于是，其中隐喻仿佛指向了某种制度的副作用……

　　无论何种视角，在我看来，艺术家邢丹文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点到为止的情境，而能够引发如繁殖般的联想与猜忌的，是在于“人”“吞食”“过量的”“药片”这个核心情景的每一个句子成分都能拆解与组合，最终还是回返到有关于人（生命或者说个体）在当下社会所面临的种种生存困境。

　　结语

　　90年代的东北受港台文化的入侵；火热社交媒体中的孤独感；中国拆迁史的固执钉子户；过分的未雨绸缪与过量的药物进食。这些在现在看来或许都有着某种“不合时宜”的特质吧。而不合时宜是一种逃避吗？是一种抵抗吗？是一种异常状态吗？答案可能是裹挟着肯定与否定双重意味的。但在此，我想指出的是，在我们看待这些问题的细节时，似乎都不能用单一的叙述来展开。无论上述提到的一种现实感带来的整体变化，还是如拆迁这样一个确凿凿、硬生生的变化，现代人的生活几乎每时每刻都在面临，或者说你我都在遭遇着这个急促转变的洪流并不自觉地调整姿势平衡前进。所以，这样的“不合时宜”可以是逃避，可以是沉溺，可以是抵抗，可以是宣言，可以是悬置，但保持某种不合时宜绝对不是异态，正相反，它成为现代人更好活着本就应该表现出的常态。

　　王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