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结构演变史略（上篇）

　　【提 要】就我国经济学界来看，有关产业经济学的著作已问世多年，但产业结构史著作迄今尚未见到。产业结构演变史研究不仅是进一步发展产业经济学的基础，而且由于它是整个经济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对于进一步发展经济史研究和经济学的研究也都是必要的。作者于近期出版的《产业结构演变史》填补了该领域空白。

　　该书以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或经济体制的变革作为产业结构演变史分期的主要标准，在大部分时期都以社会生产力的变化状况作为第二位标准，在个别时期还以政治因素作为次要标准。这样，新中国产业结构演变史的分期就是：第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产业结构——经济恢复时期的产业结构（1949年10月-1952年）；第二，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产业结构——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建立时期的产业结构（1953年-1957年）；第三，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产业结构（一） ——“大跃进”阶段的产业結构（1958年-1960年）；第四，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产业结构（二） ——“文化大革命”阶段的产业结构（1966年-1976年9月）；第五，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产业结构——从实现温饱到总体小康再向全面小康迈进阶段的产业结构（1979年-2011年）；第六，以经济改革为重点的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产业结构——迈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的产业结构（2012年-2019年）。

　　本文是这部总字数约56万字的著作的简述。

　　【关键词】 产业结构；经济史；产业经济学；基本经济制度；社会生产力；政治因素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产业结构：经济恢复时期（1949年10月-1952年）

　　（一）改变产业结构失衡的纲领

　　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其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起过宪法作用。

　　《共同纲领》提出的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总目标为：“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化经济、农业和手工业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共同纲领》还具体规定了经济恢复时期发展各次产业的任务，它既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的纲领，又是恢复国民经济的纲领，还是改变产业结构全面严重失衡的纲领。

　　（二）产业结构演进的成就及特征

　　中国经济恢复时期，产业结构演进的特征有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1.就整个经济发展过程看，这期间产业结构的变化特征同整个经济恢复时期相适应，是恢复性的产业结构的演进。

　　2.就工业化的发展阶段来看，这期间产业结构演进呈现出工业化初期起步阶段的特征。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在农业为主的社会，第一产业在社会经济总量中居第一位，第二三产业依次居后；在工业为主的社会，第二产业居第一位，第三一产业依次居后；在知识经济为主的社会，第三产业居第一位，第二一产业依次居后。这样，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第二产业（特别是其中的工业）在社会经济总量中的占比是会逐步上升的。我国经济恢复时期，产业结构变化是遵循了这个客观经济规律的。表1的数据表明：在1949-1952年间，中国产业结构是沿着工业化的方向演进的，同时也表明此阶段还是工业化初期阶段。在此期间，工业内部的大机器工业的占比显著上升，而工场手工业的占比则相应下降。

　　3.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国民经济畸形发展，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尤其落后。与旧中国经济结构相比较，新中国经济恢复时期产业结构是趋于协调的。这主要表现在：第一，1949年-1952年，农业在社会总产值的比重下降了13.1个百分点，工业产值上升了9.2个百分点；农业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下降了10.7个百分点，工业收入上升了6.9个百分点。这些数据既体现了工业化发展的要求，又体现了工业和农业的对比关系大体协调。这期间工业的高速增长是建立在农业也有较快增长的基础上。

　　第二，初步改变了旧中国重工业发展滞后的状况，使得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对比关系走向协调。1950年至1952年，轻工业产值和重工业产值的年均增速分别为29.0%和48.8%，轻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由1949年的73.6%下降到1952年的64.5%，重工业占比则由26.4%上升到35.5%。

　　第三，农业内部各产业部门之间的对比关系大体上是趋于协调的。经济恢复时期农业（即种植业）、林业、牧业、副业和渔业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由1949年的82.5%上升到1952年的83.1%，由0.6%上升到0.7%，由12.4%下降11.5%，由4.3%上升到4.4%，由0.2%上升到0.3%。

　　第四，这期间产业结构趋于协调发展，在第三产业的各个领域（包括商业、财政、金融和外贸）也明显表现出来。

　　（三）产业结构演进的重要作用

　　1.产业结构协调意味着社会生产资源在各个产业部门的有效配置。因而，上述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产业结构演进的成就，就成为推动这期间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因素。表1和表2的数据都可以说明这一点。

　　2.这期间产业结构趋于协调和上升，从而成为经济效益较好的一个重要促进因素。这期间投资效益、劳动生产率、设备和原材料动力利用率都有很大提高，生产成本下降幅度也较大。经济效益的提高，除了由经济变革导致的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提高这个根本点以外，同生产技术的提高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人力资本的增长也直接相关。这期间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快速提高，突出表现在工业基本建设和工业生产领域创造和推广了许多先进技术和方法。这期间人力资本增长明显反映在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的增长上，1949至1952年，大专院校毕业生人数和研究生毕业生人数分别达到了9万人和1059人。

　　3.产业结构趋于协调和上升成为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重要因素。1949-1952年，职工平均工资提高了70%左右，农民收入大约提高了30%。到1952年，全国居民消费水平达到80元，其中农村居民为65元，城镇居民为154元。这期间人民的文化水平也有明显提高。各级学校学生总数由1949年的2578万人增加到1952年的5444万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由4.8%上升到9.5%。

　　（四）改变产业结构失衡的经验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改变产业结构全面严重失衡的过程中，积累了多方面有益经验。

　　第一，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建立了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从而正确处理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

　　第二，适应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要求，建立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经济体制，从而正确处理了基本经济制度与作为其实现形式的经济体制的关系。

　　第三，各項政策和工作都围绕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这个中心进行，并取得了卓越成效。由此形成稳定的政治局面，为恢复和发展经济创造了不可或缺的社会环境。这表明，此期间正确处理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

　　第四，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制止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迅速把物价稳定下来，这就为经济恢复创造了必要而又有利的环境。

　　第五，以恢复经济发展为主，又有重点地开展建设。在建设方面把重点放在恢复改建项目、重工业部门和东部地区，这就有效地发挥了社会生产资源的效能。由此表明经济恢复时期正确处理了全面恢复和重点建设的关系。

　　第六，这期间，由于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对我国的封锁禁运，使得我们不可能全面利用国外资源，但我们还是充分发展了同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经贸关系，充分利用了其资金、技术设备和人力资源。在此限度内，似可说在有效地利用国内资源的同时，又充分地利用了国外资源。

　　第七，经济恢复的速度是很快的，经济比例关系是趋向协调的，经济效益也是比较好的。这表明大体上正确处理了速度、比例和效益这三个决定经济发展的因素之间的关系。

　　第八，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恢复速度最快，有效发挥了工业的主导作用。农业生产恢复速度也比较高，显示了农业的基础作用。这表明比较好地处理了工业主导作用和农业基础作用的关系。

　　第九，这期间经济恢复速度是很高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速度虽然没有达到与经济增速和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同步的程度，但相对于后续很多时期来说，其增速也是比较高的。这表明经济恢复时期较好地处理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

　　第十，从根本上说，这期间正确处理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真正实现了二者的结合。

　　在此阶段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对发展农业、轻工业和第三产业存在一定程度的忽视，以致这些产业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由于受到快速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想的影响，导致轻工业和第三产业占比较大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部分地区由于受到传统理论的影响，认为服务业是非生产性的，以致第三产业没有得到应有发展。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在执行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方面，企图超越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过早地实现社会主义的“左”的思想，尽管在当时不占主导地位，并且曾经一度受到过毛泽东的批评，但在实际工作的许多方面，过多限制民族主义经济发展的情况仍时有发生。就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来说，其比重下降过快。这种情况在商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业更为突出。特别是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结束得过早。上述问题的发生，主要是由于缺乏经验，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还说不上是路线错误。4

　　二、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产业结构：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建立时期（1953年-1957年）

　　（一）引导产业结构演进的路线

　　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发展经济、推进产业结构演进的路线就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当然，这条路线不只包括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问题，更不只是发展产业经济、推进产业结构演进的问题，更重要的还是包括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周恩来同志于1953年9月8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全国委员会第49次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所作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5的报告，对此作出了详细说明。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周恩来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报告中对“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作了说明。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培养技术人才，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扩大商业；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作用。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周恩来在该报告中还对过渡时期推进产业结构演进的任务做了安排。这包括首先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同时要发展作为先行部门的交通运输业，并相应地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并强调了通过发展教育等途径培养技术人才的重要性。

　　关于“一五”时期推进产业结构演进的任务，时任副总理陈云在1954年6月30日向党中央汇报《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几点说明》中作了更全面的部署。他依据“一五”计划在头两年的执行情况，对这期间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问题作了详细说明。其中包括：农业与工业的比例；轻重工业之间的比例；重工业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工业发展与铁路运输之间的比例；技术力量的需要和供应的平衡，财政收支平衡，购买力与商品供应的平衡。

　　依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时的情况，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

　　“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地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一五”计划还提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具体任务和各产业部门的生产指标。6“一五”计划是过渡时期发展产业经济和推动产业结构演进的纲领性文件。

　　（二）产业结构演进的成就及特征

　　这期间经济总量和各次产业都获得了持续高速增长（详见表3）。

　　“一五”期间在产业经济总量增长的基础上，产业结构演进取得了巨大成就，并呈现出一系列具有重要意义的特征。

　　1.与经济恢复时期相比较，“一五”时期产业结构演进的首要特征就是：它不是恢复性的演进，而是在经济恢复时期已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实现了发展性的演进。这种发展上的演进首先突出表现在作为这期间主导产业的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及其占比上升的幅度均居于这期间各产业的首位。表3的数据表明：1952年工业增加值比1957年增长了147.2%，年均增速达到19.8%，远远超过了其他各产业的增速。这样，工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就由1952年的17.6%迅速攀升到了1957年的25.3%。

　　这种发展性的演进还表现在工业发展的其他很多方面。主要包括：由于新建企业的投产，以及原有企业生产的增长，主要产品的产量有了大幅度增长；由于新的工业部门的建立和原有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生产了许多新的工业产品；由于工业产量的巨大增长和新产品的大量涌现，我国工业材料和设备的自给率有了很大的提高。到1957年，我国钢材自给率达到86%，机械设备的自给率達到60%以上；8工业技术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现代化程度有了显著提高。就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发展过程看，“一五”时期产业结构这种发展性演进清楚表明我国社会主义已经迈入初期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的建立。

　　2.“一五”时期产业演进的第二个特征，就是产业结构进一步趋于协调发展。前已述及，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经济的畸形发展，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已经有了初步的改变。但在短短的三年中，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一五”期间在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的过程中，这种失衡状况有了进一步改变。其重要表现有以下几点。

　　（1）就“一五”时期工业和农业的对比关系看，农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由1952年的51.0%下降到1957年的40.6%，下降了10.4个百分点；工业的占比由17.6%上升到25.3%，上升了8.3个百分点（详见表3）。这就进一步改变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中国工业发展落后状况。

　　当然，也要看到：这期间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工业发展过快，农业发展过慢的问题。与此相联系，农产品供给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的状况。但从主要方面来说，“一五”期间的农业发展还是满足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一五”期间按人口平均消费的主要农产品产量的增长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

　　（2）在农业内部各部门的对比关系方面，“一五”期间大体体现了作为基础（即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的基础（即种植业作为整个农业发展的基础）的作用。在这期间，作为种植业主要组成部分的粮食、棉花和油料的产量都有较大增长。除副业外，林业、牧业和渔业也有相应增长，三者在整个农业总产值中的占比也有不同程度的上升。

　　（3）就工业内部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看，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工业内部轻工业和重工业的产值的对比关系。1953-1957年，轻工业和重工业产值的年均增速分别为12.9%和25.4%，二者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分别由64.5%下降到55.0%，由35.5%上升到45.0%。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工业发展过快，轻工业发展过慢的问题。但从主要方面说来，这种对比关系的变化，不仅体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向要求，而且大体上是协调的。这一点在“一五”期间主要由轻工业生产的城乡居民人均消费的主要消费品（包括食糖、布、胶鞋、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等）增长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二是轻工业内部以农产品为原料的产值与以工业品为原料的产值的对比关系。“一五”期间，在轻工业产值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值占比由1952年的87.5%下降到1957年的81.6%，以工业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值的占比由12.5%上升到18.4%。显然，这种情况也是符合工业化发展的方向和要求的，而且就这期间轻工业发展能够适合经济发展的需要来看，其对比关系大体上是合适的。当然，在这方面也存在重工业生产过多为自身服务的情况，以致以工业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值增速较慢，占比提高不大。

　　三是重工业内部采掘工业、原材料工业和制造工业的产值的对比关系。“一五”期间，在重工业产值中，采掘工业的占比由1952年的15.3%下降到13.1%，原材料工业由42.8%下降到39.5%，制造工业由41.9%上升到47.4%。一般说来，在工业化过程中，作为工业核心的制造工业，其占比是趋于上升的。“一五”期间制造工业和采掘工业与原材料工业对比关系的这种变化，大体上是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要求的。

　　就工业和建筑业的关系看，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过分重视工业发展，忽视建筑业发展的缺陷。

　　（4）“一五”期间产业结构趋于协调的发展，在工业与第三产业和第三产业各部门（包括交通运输、商业、财政、金融和外贸等）的关系上也表现出来。

　　在交通运输方面，大体说来，“一五”期间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满足了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但这期间相对于工业迅速发展的需要来说，交通运输业的供给是很紧张的。

　　在商品流通方面，“一五”期间，除1956年以外，其它四年无论是社会商品购买力和商品货源的供给，还是消费品购买力和消费品货源的供给，都是平衡的，并没有结余。从“一五”时期的总体情况观察，也是如此。这种平衡在物价指数的变动上也可以得到证实。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1957年比1952年上升了8.6%。诚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主要商品的价格是由国家指令计划规定的，因而存在抑制型物价。但即使考虑到这个情况，这期间的物价涨幅也是不大的，它大体上准确地反映了社会购买力与商品货源供给的平衡。

　　在财政收支方面，“一五”期间，除了1955年和1956年财政支出略大于财政收入以外，其余三年都是收大于支的，而且从1953年至1957年的整个期间来看，支大于收仅为15.0亿元，为这期间财政支出总和的1.1%。所以，大体说来，这期间的财政收支是平衡的。

　　在金融方面，1953-1957年合计，全国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大于存款余额340.6亿元，现金支出大于现金收入321.5亿元。但主要由于现金流通速度的加快，这期间投放现金仅为25.3亿元；1957年流通中现金（M0）也只比1952年增加了25.3亿元，仅及这期间商品货源增加额的12.8%。8 可见，这期间也不存在货币超发问题，国家银行收支基本上是协调的，金融也是稳定的。这期间物价大体稳定也可以证实这一点。

　　在对外贸易方面，“一五”期间货物进口总额为254.9亿元，出口总额为233.7亿元。尽管这期间货物进口大于货物出口，但差额不大，进口大于出口仅为21.2亿元，只占进口总额的8.3%，所以，这期间货物进口和出口大体上是平衡的。更重要的是这期间货物进口主要为了满足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的需要。

　　这一点，在此期间外汇收支平衡上也可以得到证明。这期间国家现汇收入总额为26.92亿元，现汇支出总额为26.52億元，结余现金外汇5.98亿元。

　　上述情况表明，“一五”期间，无论是第一二三产业之间，还是其内部，虽有某些不平衡状况，但大体说来都是协调的。

　　（三）产业结构演进的重要作用

　　第一，“一五”期间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大体上是协调的，因而成为这期间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强有力推进因素。表3的数据表明：“一五”期间的经济是逐年增长的，年均增速达到9.2%。与之后各个时期相比较，这个增速是比较高的。

　　第二，一般说来，一个计划时期各个产业部门的协调发展，表明这个时期社会生产资源在各个领域的配置是符合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要求的。这是从客观方面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的一个极重要因素。“一五”时期的经济实践适应了这一客观要求，从而大大提高了这期间的经济效益。“一五”期间社会生产率年均增速达到了6.3%，每百元积累增加的国民收入年均为32元。这些数据与其后的许多时期比较，都是很高的。

　　第三，“一五”期间经济增速较高，经济效益也比较好，这就使得这期间作为积累和消费源泉的国民收入获得了较快增长，从而在适度积累的同时，使得人民消费水平获得较大提高。“一五”期间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速高达8.9%（见表4），积累率达到24.2%，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每年增速也达到4.2%。这期间虽然没有实现居民平均消费水平增速与经济增速和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速同步，但同之后许多时期相比，其增速也是比较高的。

　　第四，这期间产业结构协调推进，促进了社会生产的高速增长，增进了经济效益，改善了人民生活，从而继续成为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一五”期间产业结构的均衡发展是提高这期间经济增速、经济效益、人民消费水平和巩固社会稳定的一个极重要因素。

　　（四）推动产业结构演进的经验

　　周恩来同志在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届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对“一五”时期发展经济特别是推进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的经验曾经做了如下总结。

　　第一，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由于在编制长期计划的时候，难以完全预计到在执行计划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新的情况和问题，因此，应该把长期计划的指标定得比较可靠，而由年度计划加以调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各项指标，基本上是正确的，过去四个年度计划的安排，大体上也是符合于当时的具体情况的，因而有可能保证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但是，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的计划，部分地发生了偏低或者偏高的缺点，造成了工作上的一些困难。

　　第二，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在过去几年里，我们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采取了加速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来促进农业增产，并且相应地发展了轻工业生产，这就使国民经济的几个主要部门在发展中避免了互相脱节的危险。

　　第三，应该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

　　第四，应该正确地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我们的财政收入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我们的财政支出也必须首先保证经济发展。因此，应该首先考虑经济、特别是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计划，然后根据它来制订财政计划，用财政计划保证经济计划的圆满执行。不根据经济发展的情况开辟财政来源，把财政收入计算得过少，或者单从节约财政开支着想，保留过多的后备力量，都将限制经济建设的充分发展。10

　　陈云同志还依据“一五”时期的经验总结，专门就经济稳定发展以及决定这一点的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问题做过分析：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结余；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应该先保证必需的生产和必需的消费，然后再进行必需的建设；人民的购买力要有所提高，但是提高的程度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我国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11

　　总之，这期间继承和发展了经济恢复时期的经验，包括正确处理了以下几种关系：社会政治稳定和发展经济的关系，稳定物价和发展经济的关系，经济发展中的全面和重点的关系，速度、比例和效益的关系，工业的主导作用和农业的基础作用的关系，发展生产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关系，充分利用国内资源和有效利用苏联等国的国外资源的关系等。

　　需要指出的是，在此期间，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发生了改革，即实行了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变革了作为基本经济制度实现形式和社会生产资源配置方式的经济体制。在“一五”时期，伴随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行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就转变为单一的计划经济。这种体制尽管在当时就有消极作用，但在当时条件下，其积极作用还是主要的。因而它也成为推动这期间产业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些经验表明：“一五”期间在处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基本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等方面，也继承和发展了经济恢复时期的经验。

　　但同时需要看到：“一五”期间无论是基本经济制度的变革，或者是经济体制的变革，还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也都存在缺陷。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在新民主义社会结束得过早的情况下又把过渡时期结束得过早。即使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者毛泽东的建议，也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但实际上只经历了三到四年的时间。二是在社会主义改造目标模式的选择上发生了失误。中国在实现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上有许多新的重大创造，但在改造的目标模式的选择上是以苏联为榜样的。就已有的实践经验来看，苏联实行的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发挥过重要的积极作用，特别是为苏联在二战中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但从长期看，这种目标模式是不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把这种目标模式运用到生產力原来更为落后的中国来，更不利于生产力发展。就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搞社会主义改造，应走1978年改革以后逐步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面，“一五”期间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但也存在对发展轻工业、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和改善人民生活重视不够的缺陷。

　　三、计划经济时期的产业结构（一）：“大跃进”阶段（1958年-1960年）

　　（一）产业结构严重失衡

　　在此阶段，由于“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实施，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产业结构严重失衡。

　　先要说明：在1958年-1960年期间，由于全国上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协作，互相支援，动员了空前规模的人力、物力、财力，在经济的某些方面有很大进展。这一点突出表现在第一二三产业的建设成就上。

　　在农业方面，主要是农田水利建设和土壤改良有了较大发展，农业现代化水平也有一定提高。在工业方面，主要是建成了一批重要的工业项目。这三年中，施工的大中型工业项目达到2200个左右，其中完工和部分完工而投入生产的有1100个左右；施工的小型工业项目约有9万多个。在交通运输方面，铁路通车里程由1957年的2.99万公里增加到1960年的3.46万公里，公路通车里程由25.46万公里增加到51.00万公里，二者分别增长了15.7%和100.3%。

　　但这期间，第一二三产业建设“大跃进”是在急于求成的“左”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大大超过了当时的国力；又是在“以钢为纲”的方针指引下进行的，突出一点，不及其余。这势必破坏国民经济的合理比例关系。人民公社化运动也是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也势必破坏作为国民经济发展基础的农业，从而进一步导致产业结构的全面严重失衡。

　　1.工业与农业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一五”期间工农业比例关系已经开始出现紧张局面。到了“大跃进”时期，由于推行“以钢为纲”的方针，过多占用农业的资金、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使得这种关系发展到极度紧张的地步。与1957年相比，1960年工业增加值上升了110.3%，而农业下降了29.4%；前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5.3%猛升到39.0%，后者由40.6%猛降到23.6%。主要农产品产量大幅下降。1960年粮食总产量为14350万吨，比1957年减少5155万吨，比1951年还少19万吨；棉花为106.3万吨，减少35.2%；油料为170.3万吨，减少54.8%。这样，这期间农产品供应就出现了十分紧张的局面。

　　1960年城乡居民每人消费的粮食为327斤，比1957年下降了79斤；棉布为23.8尺，比1956年下降了1尺；食用植物油为3.7斤，比1957年下降了1.1斤；猪肉3.1斤，比1957年下降了7.1斤。详见表5、表6、表7。

　　2.农业内部各产业之间的对比关系则呈现出一种畸形发展。在“大跃进”阶段，作为人们最重要的粮食之源的种植业产值，1960年比1957年下降了100.2亿元，其在农业总产值的占比也下降了0.4个百分点；重要性仅次于种植业的牧业也下降了45.1亿元，其占比下降了6.9个百分点；但林业产值却增加了4.6亿元，其占比上升了1.7个百分点。这种貌似畸形的发展，本质上是作为整个农业基础的种植业发展客观规律制约作用的反映。在种植业下降，人们都吃不饱的情况下，对种植业发展依存度很大的牧业下降就是必然的事，而对种植业发展的依存度相对较小的林业、渔业和副业仍有可能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但也没有得到应有发展。所以，从本质上说来，这种畸形的发展正是整个农业（特别是作为其发展基础的种植业）发展严重滞后的反映。

　　3.工业内部各种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工业生产建设的急躁冒进以及实行“以钢为纲”方针，也导致工业内部各种比例关系严重失调：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重工业内部加工工业和采掘工业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重工业中加工工业内部各环节之间的比例关系失调，轻工业内部以农产品为原料的产值与以工业品为原料的产值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衡。

　　4.工业与建筑业的对比关系进一步严重失调。“一五”期间就存在重生产性建设，忽视非生产性建设（其中包括住宅建设）的倾向。在“大跃进”期间，这种倾向有了恶性发展。这突出反映在基本建设投资的分配上。生产性建设投资（主要是工业投资）的占比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的占比由1957年的76.0%，猛增到1960年的86.4%，而非生产性的投资占比则由24.0%大幅下降到13.6%。其中，住宅投资占比也由9.3%大幅下降到4.1%。这是“大跃进”期间建筑业没有应有发展，居民居住条件没有改善的一个最重要原因。

　　5.工业与第三产业以及第三产业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衡。“大跃进”阶段，在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由1957年的25.3%上升到1960年的39.0%的情况下，第三产业的占比只是由29.8%上升到31.9%。这就必然使得工业与第三产业的对比关系陷于严重的失衡状态。

　　这是有违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和第三产业对比关系的发展规律的。世界史表明，无论是先行的工业化国家，还是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总的趋势是第三产业在经济总量的占比低于工业占比，但其差距很小。这是由于：第一，在工业化起步阶段，第三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是高于工业的。第二，在工业化过程中，相对农业来说，工业发展对第三产业的依存度提高，有力地拉动了第三产业的增长。第三，在工业化过程中，总的说来，第三产业的增速低于工业，但由于第三产业行业多，开业门槛低，其增速与工业增速的差距并不大，而且远远高于农业。14

　　在“大跃进”阶段，工业与第三产业的对比关系的严重失衡状态在工业与第三产业各个部门的对比关系中也清楚地表现出来。

　　在“一五”期间，工业与交通运输业增长的对比关系就是很紧张的。到“大跃进”阶段，这种紧张关系进一步加剧。与1957年相比，1960年工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由25.3%上升到1960年的31.8%，上升了6.5个百分点；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业只是由4.6%上升到7.1%，仅上升了2.5个百分点。

　　交通运输业的供需紧张状况造成了严重后果。比如，1960年铁路行车事故比1957年增加了2.23倍，其中重大事故增加了两倍；客车和货车的正点率下降了70%-80%。15

　　在商品流通方面，在“大跃进”阶段，在工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上升6.5个百分点的情况下，商品批发和零售业的占比却下降了2.6个百分点（详见表5）。这就使得商品供不应求的状况达到十分严重的地步：零售商品货源与社会商品购买力的差额由1957年的33.3亿元猛降到1960年的-74.8亿元；消费品购买力与消费品货源的差额由1957年的41.1亿元猛降到1960年的-73.8亿元。

　　在这种失衡的情况下，不得不实行凭票限量的办法。到1960年9月，凭票供应的商品达到了30多种。但这种强制性的抑制物价政策，也未能阻止物价上扬。1960年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仍比1957年上升了3.6个百分点。

　　“大跃进”还破壞了国家财政的收支平衡和金融的信贷平衡。

　　总之，“大跃进”期间，第一二三产业之间及其内部各部门之间都陷于严重失衡状态，这种失衡又进一步造成了严重恶果。

　　（二）产业结构严重失衡的后果

　　第一，经济增速大幅下挫，波动幅度大得惊人。如果单从1958-1960年的情况看，那么，这三年国内生产总值由1957年的1069.3亿元增长到1960年的1457.5亿元，平均每年增长速度达到了9.6%，其中第一、二、三产业分别为-10.8%、26.7%（其中工业为28.1%）、12.5%。其增速似乎不低，但这种增长是以社会生产力大破坏和后续年份（包括1961-1962年）经济增速大幅下挫为代价的。如果联系到这个情况，1958-1962年总起来计算，在经济增速方面就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在这五年中，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下降了0.9%，其中第一产业下降5.6%，第二产业上升了1%（其中工业上升了2.2%），第三产业下降了0.8%。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最高年份1958年为21.3%，最低年份1961年为-27.3%，落差达到了48.6百分点。

　　第二，历史经验表明，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意味着社会生产资源在各经济部门得到合理配置，经济效益自然提高。“大跃进”导致了经济的全面严重失衡，必然使得经济效益全面大幅下降。这一点在工业生产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是产品质量下降。二是劳动生产率降低。三是物资消耗增加，成本提高。四是流动资金占用增加。五是物资报废、损坏、霉烂变质等现象十分严重。六是国营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由1957年的4.4%下降到1960年的0.2%。16这些必然造成工业企业亏损激增。

　　在工业建设方面，同样存在着经济效益差的情况。建设项目建成投产少，建设周期长，占用资金多，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下降，报废损失严重。

　　就整个国民经济来看，经济效益下降的状况是很严重的。1957年社会劳动生产率比1952年提高了35.7%。而“二五”期间（1958-1960年三年“大跃进”，再加上1961-1962年经济恢复），社会劳动生产率下降了22.5%；1962年，社会总产值中的物质消费率达到48.7%，比1957年上升了5.2个百分点；每万元国民收入消耗的能源达到了17.7万吨，比1957年上升了8.9万吨；每百元积累增加的国民收入比1957年减少了99元。

　　第三，“大跃进”使得自然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在此期间，与过度发展重工业相联系，作为最重要的污染源的生铁、煤、木材、水泥、硫酸、化肥和农药分别增长了3.6倍、2.0倍、0.5倍、1.3倍、1.1倍、1.7倍和1.5倍。

　　第四，1958-1960年，社会生产大幅下降，再加上积累率显著攀升，物价大幅上扬，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全面大幅下降。1960年全国居民消费水平比1957年下降了11.7%。1960年的粮食、棉花、油料和生猪产量比1957年分别下降了28.2%、30.5%、56.5%和41.8%。

　　第五，为了继续推进“大跃进”，1959年开展了大规模反右倾斗争。

　　第六，“大跃进”导致经济严重受挫，产业结构全面失衡，还造成了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

　　四、计划经济时期的产业结构（二）：“文化大革命”阶段（1966年-1976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经济经历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曲折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66年-1968年，全面内乱与经济衰退；1969年-1973年，“三个突破”（即全国职工人数达到了5318万人，突破5000万人；工资总额达到302亿元，突破300亿元；粮食销量达到427.5亿公斤，突破400亿公斤）与经济调整；1974年-1976年，经济整顿初见成效与夭折后经济增幅急剧下滑。

　　在此期间，还开展了“三线”建设：前五年即“三五”计划时期，主要是以西南为重点开展建设；后五年即“四五”计划时期，建设重点转向“三西”（豫西、鄂西、湘西）地区，同时继续进行大西南的建设。

　　客观而言，1966年-1976年，中国经济也有所发展。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工业生产、建设的进展上，主要表现在：第一，工业生产能力扩大，工业增加值有很大增长。1976年工业增加值达到1204.6亿元；比1965年增长158.9%。17第二，工业部门结构和技术的某些方面有了改善和提高。能源工业是这期间发展比较快的部门，尤其是石油工业的发展更为迅速；机械工业发展了一批重大新设备；电子工业在若干领域也有所发展。工业方面的核技术、火箭技术和空间技术连续取得突破性进展。第三，由于开展了“三线”建设，工业的地区分布进一步改善。第四，其他产业也有一定发展。1976年，农业增加值比1965年增长了35.2%，建筑业增加值增长了111.2%，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了51.2%。18

　　但是，必须指出，“文化大革命”对我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产业结构又一次陷入全面严重失衡状态。在此期间，经济增速大幅下降，我国经济正常发展的1953-1957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2%，而1966-1976年只有5.7%，下降了3.5个百分点。

　　在此期间，经济各个部门的比例关系再次陷于严重失衡。

　　1.工业与农业的比例关系进一步失衡。1976年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65年的37.9%大幅下降到1976年的32.9%，而工业增加值则由31.8%猛增到40.7%。工业化时期，在适当限度内，工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比重上升，农业比重下降，是正常的，但是，工业比重过快增长，显然表明工业发展超过了农业的承受能力（详见表8）。

　　农业发展的这种滞后状况，也不可能满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需要。1976年，城乡居民每人平均消费的粮食和食用植物油分别比1957年减少了13斤和1.6斤，猪油和棉布比1966年仅分别增加了1.3斤和4.1尺。详见表6和表9。

　　2.就农业内部的对比关系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则呈现出与“大跃进”阶段相类似的畸形发展状态。1965- 1976年，种植业在农业中的占比由75.8%下降到69.3%；牧业由14.0%下降到13.9%；而林业则由2.0%上升到3.3%，副业由6.5%上升到12.0%。应该肯定，伴随农业和经济的发展，种植业占比下降是合乎规律的现象。但相对说来，这期间对种植业依存度较大的牧业发展滞后，在整个农业总产值中的占比下降，而對种植业依存度较小的林业和副业则获得较大发展，在农业中的占比上升。如前所述，从本质上说来，这正是作为国民经济发展基础的农业（特别是作为农业发展基础的种植业）发展严重滞后的反映。

　　3.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主要有四方面。（1）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再度失调。经过调整，到1965年，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为51.6：48.4。从当时情况看，这大体上是协调的。到1976年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又变为44.2：55.8。（2）重工业中原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比例进一步失调。在工业内部，盲目发展加工工业，尤其是机械工业，忽视采掘工业和原材料工业，造成加工工业与采掘工业、原材料工业的比例更趋失调。（3）能源工业中采掘、采储比例失调。（4）在轻工业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产值与以工业品为原料的产值的对比关系，由1965年的71.7：28.3下降到1976年的69.2：30.8。由于过度发展重工业，一方面农业发展过于滞后，另一方面轻工业发展也滞后，因而无论是来自农产品的原料还是来自工业品的原料，其供应都是很紧的。这正是轻工业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4.工业与建筑业的比例关系进一步趋于严重失调。1965-1976年，工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由31.8%继续猛升到40.7%，上升了9.9个百分点；建筑业增加值的占比由3.2%上升到4.5%，仅上升了1.3个百分点。

　　5.工业与第三产业之间的失衡进一步加剧。前已述及，传统理论错误地认为第三产业是非生产力部门，因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直忽视第三产业的发展，这一点尤其表现在作为当时经济发展主要因素的基本建设投资的分配上。原本占比已经很高的生产性建设投资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的比重由1965年的84.7%进一步上升到1976年的85.1%；与此相反，原本占比已经很低的非生产性投资却由15.3%进一步下降到14.9%。特别是其中的住宅投资直到1976年还只占到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6.1%。这是居民居住条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进一步恶化的最重要因素。这一点也明显反映在房屋竣工面积在施工房屋面积中的占比大幅下降上。1966-1976年，这一占比由71.0%大幅下降到45.8%。其中住宅竣工面积占住宅施工面积的比重由26.1%下降到16.0%。

　　以上是从总的方面分析了这期间工业发展与第三产业发展之间的严重失衡。这一点在工业发展与第三产业各个重要部门发展的关系方面也明显地表现出来。

　　6.第三产业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仅增长了0.2个百分点（详见表8）。因而工业与这些产业的关系也很紧张。这在作为主要运输工具的铁路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1965年，铁路基本建设投资占整个国民经济投资的比重为 12.5%，“三五”时期下降到12.3%，“四五”时期再下降到10.3%。而在铁路建设投资中，主要是用于“三线”地区的新线建设。对运力已经很紧张的老线改造，投资很少。这样，铁路货运量的增长就远远赶不上工业产值增长。所以，铁路线路运输能力利用率在80%以上的线路的比重逐年提高，“卡脖子”区段逐年增多。

　　7.1965-1976年，第三产业中批发和零售贸易以及餐饮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还下降了4.8个百分点（参见表8）。这突出地反映了工业的过快发展与这些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也极不协调。1976年末结余购买力总额由1965年的177.1亿元增长到423.8亿元，增长了1.4倍。但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气氛下，即使是很低水平的消费，也受到极大的压抑。因而，结余购买力的大幅增长，不仅没有引起物价明显上升，甚至部分物价还有小幅下降。如以1965年为100，1976年全国商品零售物价总指数为98.5，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总指数为100.9。

　　这就必然使得社会商品购买力与商品货源之间的差额以及消费品购买力与消费品货源的差额大大扩大。在1965-1976年间，前者由供大于求8.4亿元扩大到供小于求29.3亿元，后者由供大于求9.1亿元扩大到供不应求31亿元。

　　8.国家财政收入受到影响，“三线”建设又耗费了巨资，因而又出现了财政赤字。1966-1976年，财政总收入为7225.27亿元，总支出为7234.74亿元，赤字为9.47亿元。

　　9.信贷收支状况也趋恶化。1976年末，国家银行各项存款978.5亿元，各项贷款1541.8亿元，这年年末的存贷款差额比1965年扩大了396.9亿元。与此相联系，货币流通量由1965年的90.8亿元增加到1976年的204亿元，增长了124.7%；而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只增长了83%。所以，这期间货币发行量的增长包括超经济发行的因素。

　　10.在整个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的同时，文化产业遭到更为严重的摧残。这就使得文化产业更滞后于整个经济的发展，这方面不平衡的状况更加恶化。1965年，中国科学院共有106个研究单位和6万名职工。到1973年，只剩下53个研究单位和2.8万职工，二者分别下降了50%和53%。1965-1976年，高等学校在校学生由67.4万人下降到56.5万人，研究生由4546人下降到零，出国留学人员由454人下降到277人；文艺表演团体由3458个减少到2906个，减少了16%；图书出版由20143种下降到12842种，杂志出版由790种下降到542种，报纸由343种下降到182种，三者分别减少了36.3%、31.4%、46.1%；每千人拥有医生数由1.05人下降到1人，下降了5%。21

　　（二）产业结构严重失衡的后果

　　第一，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与产业结构全面失衡相联系的经济总量的增速大幅下挫（详见表8）。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整个经济形势十分严峻。

　　第二，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是提高经济效益的一个基本前提。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经济结构处于全面严重失衡状态，这就必然使得经济效益大幅下降。这期間经济效益下降的原因不只是这一点，还有“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其他种种严重后果的影响。举其要者：（1）“文化大革命”使得企业管理和宏观经济管理遭到严重破坏，无法正常开展。

　　（2）作为直接生产力和第一生产力的主要载体的知识界都被当作“臭老九”来对待，把其中的优秀人才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来批判。

　　（3）在科学技术成为直接生产力和第一生产力的时代，人力资本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始而搞“停课闹革命”，继而又停止招生。其中大学生和研究生停止招生分别长达4年（1966-1969年）和11年（1966-1976年）。这导致大学毕业生由1965年的18.6万人下降到1976年的0.6万人，研究生1965年还有1665人，1970-1976年则为零。 22在此期间，忽视人力资本的作用还突出表现在奇特的逆城市化运动上。我国在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到“文化大革命”以前，10年累计上山下乡青年突破了100万人。“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城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达到了1400萬人。这种“逆城市化”运动是违背工业化要求的。按照工业化的一般规律，伴随工业化发展，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会下降，城市人口比重会上升。但我国在1965-1976年期间，乡村人口的比重由82%上升到82.6%，城镇人口的比重由18%下降到17.4%。23从社会发展规律视角看，这也是一种倒退。24

　　（4）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国民的思想道德和文化素质明显下降。这成为改革开放以后思想道德滑坡的一个重要历史因素。与此同时，国民科学技术素质也大大下降。1976年，每万人中的大学生仅为6.1人，比1965年下降了3.2人，比1962年下降了6.2人，甚至比1957年还下降了0.7人。1975年，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占全民所有制工业部门职工总数的比重分别从1965年的4.1%和8.5%下降到2.7%和8%。

　　第三，由于这种“革命”本身的破坏、重工业的过度发展和“三线”建设的过急，生态环境又一次受到严重破坏。这期间作为最重要环境污染源的生铁、煤、木材、水泥、硫酸、农用化肥和化学农药分别增加了1.07倍、1.08倍、0.15倍、1.86倍、0.93倍、2.03倍和1.03倍。这些产品的过度增长，是以环境的重大牺牲为代价的。

　　第四，国民物质生活发展趋于停滞甚至下降，公民权利受到严重摧残，精神生活陷入贫困。在此期间经济能够实现一定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提高积累，压低居民生活消费来实现的。1966-1976年平均积累率高达30.3%，远高于“一五”时期和经济调整时期。居民平均消费水平由1965年的133元提高到171元，农村居民由104元提高到131元，城镇居民由259元提高到365元，三者分别提高了25.1%、21%、40.8%；但三者年均增幅分别只有2.0%、1.7%、3.2%，其增幅大约只有经济调整时期的一半。

　　在此期间，职工的平均实际工资呈下降趋势。“文化大革命”10年中，只在1971年调整过一次低收入职工的工资，调级面为28%左右，一年约增加工资基金11亿元。除此以外，再没有调整过工资。以前的奖励制度也被取消，再加上新就业职工工资水平较低，因而，工业企业职工的年平均货币工资由1965年的633元下降到1976年的585元，年平均实际工资下降了8.3%。25

　　1966年-1976年间，比以前更加片面强调“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降低非生产性积累的比重，压缩住宅建设投资，使“骨头”和“肉”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1965年，在积累总额中，非生产性积累占29.3%。此后10年，除了1966年提高到31.1 %以外，其他年份均低于1965年，到1976年降到20.7%。 26这样，职工居住条件恶化。1952年时，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为4.5平方米，1977年降为3.6平方米。城市和工矿区的自来水、民用电、公共交通、医疗保健、文化教育、生活服务等公用设施的供给都十分紧张，给职工生活造成许多困难。

　　总之，“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破坏，使得经济增速大幅下降，结构失衡，效益滑坡，居民生活水平下降，宏观经济形势恶化到濒临崩溃的边缘。这10年破坏加上“大跃进”的3年破坏以及由此带来的5年调整，共浪费18年时间。

　　（责任编辑：崔克亮）

　　* 汪海波，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荣誉学部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OUTLINE HISTORY OF EVOLUTION OF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PART 1）

　　Wang Haibo

　　Abstract： In the view of China’s economic circle， the books on industrial economics have been published for many years， but the history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has not been seen so far. The r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history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not only the basis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but also necessary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history and economics as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whole research on economic history. Recently， the Evolution History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the author fills the gap in this field.

　　In this book， the transformation of basic economic system of society or economic system is taken as the main criterion in the stages of the evolution history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most of the period， the change of social productivity is taken as the secondary criterion， and political factors are considered as secondary criteria in some cases. In this way， the stages of the evolution history of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the new democracy society - industrial structure during the period of economic recovery （October 1949 -1952）； second，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from the new democracy society to the socialist society - industrial structure dur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initial foundation of socialist industrialization （1953-1957）； third，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planned economic system （I） -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the period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 fourth，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planned economic system （II） -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the period of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September， 1976）； fifth，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planned economy to the socialist marketing economy - industrial structure from subsistence level to general moderate prosperity and overall moderate prosperity （1979-2011）； and sixth，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the period of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with the focus on economic reform -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the stage of completing the building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2012-2019）.

　　This paper is a condensed or thesis version of this work of about 560，000 words.

　　Keywords： Industrial Structure； Economic History； Industrial Economics； Basic Economic System； Social Productivity； Political Fac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