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引领作用

  • 来源:当代世界
  • 关键字:经济,全球化,挑战
  • 发布时间:2020-12-29 14:22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和蔓延给经济全球化与全球经济治理带来严峻挑战。截至目前,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未得到全面控制,导致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命健康和安全仍然面临严重威胁,全球近1亿人口陷入极端贫困,世界经济大幅度滑坡。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下降4.4%,其中发达经济体下降5.8%,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下降3.3%,[1]其影响程度将超过2008—2009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类健康产生的影响也许是暂时的,但它所引发的政治与经济动荡可能会影响几代人。世界各国必须在合作的基础上解决当前问题,否则世界将陷入灾难。[2]

  新冠肺炎疫情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

  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全球化影响深远,并为推进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带来机遇。回顾全球经济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可以发现,全球化是一个在历史潮流推动下不断演变的过程,世界经济深度融合是其必然结果。全球化首先是经济全球化、贸易全球化。疫情之下的世界各国虽然都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但是不能改变如下事实:一是国际贸易仍然是世界各国参与全球经济、促进国内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就进出口贸易总额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重而言,高收入国家已经超过60%,中等收入国家也超过50%;若无国际贸易,其经济增长空间将会受限。二是国际贸易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跨国投资既是服务贸易中的重要部分,也是推动国际贸易的主要动力。三是货物贸易包括最终产品贸易和中间产品贸易,其中中间产品贸易在贸易总额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国际贸易的需求和潜力持续增加,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更大的空间。

  当前的经济全球化在推动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存在严重的不均衡问题。一是经济发展和分配不均衡。国与国之间、国家内部区域之间、区域内部产业之间及不同阶层之间在开放、普惠和共赢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现象。二是资源消耗和环境保护不均衡。发达国家日益重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加大在环境保护、新能源利用等领域的投入,同时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减排义务。但是,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的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为了维持经济增长,短时间难以转变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导致其仍身陷资源过度开采和环境污染恶化的发展困境之中。三是规则制度不均衡。长期以来,国际规则主要由美欧国家主导制定和操纵,优先满足其自身的利益和需要。[3]这些规则不仅没有客观充分地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有些规则还专门针对甚至用于限制具有后发优势的发展中国家。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一方面阻断了国家间的正常交往,加大了全球产业链、价值链运转的难度,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严重威胁;另一方面引爆了国际社会长期存在的不均衡问题,揭示了国际合作的脆弱性和国际规则的缺失,凸显了可持续和包容发展的重要性,为重塑经济全球化、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带来了新的机遇。世界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抓住这场危机带给世界的机会,推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

  促进国际合作,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共同维护普遍安全,共同分享发展成果,共同掌握世界命运,既是世界各国人民战胜疫情的力量之源,也是后疫情时代加速推进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动力。目前随着世界各国经济刺激政策的出台和新兴产业的加速发展,恢复性经济增长的势头已经显露。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三季度增长4.9%,前三季度经济增长由负转正,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0.7%。[4]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1年世界经济将呈现报复性的高速增长,世界平均增长速度将超过5%,中国有望超过8%。[5]

  国际规则重构与创新是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核心

  长期以来,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机制在维护国际贸易秩序、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国际规则的重构和创新方面相对滞后。发展中国家所关注的全球化发展议题和完善多边贸易体制不再是美欧发达国家关注的焦点,后者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区域和超区域贸易协定的谈判上。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争夺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与创新的主导权仍然是大国竞争的重点。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利益,积极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和《诸边服务贸易协定》(TISA)等,试图绕开世界贸易组织,抢占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制高点。美国特朗普政府更是采取简单粗暴的单边主义和霸凌行为,使得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面临严峻挑战。特朗普政府虽然宣布退出TPP和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等国际机制,但并非要放弃美国在制定国际规则方面的主导地位,而是要突出“美国优先”原则,采取“以退为进”战略,试图进一步提升美国的地位、维护美国的利益。2018年美国先是与欧盟达成重启美欧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共识,随后完成了《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和《美日自由贸易协定》的修订。2020年1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USMCA)正式生效。2020年5月,美国与英国正式启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并承诺将努力尽快达成协议,以应对疫情对两国贸易和经济的影响。

  中国是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倡导者和推动者。2016年,中国在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上提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把谋求共同发展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核心议题,开启了全球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新时代,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包容性。G20杭州峰会首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制定了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行动计划,并达成采取集体行动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共识。二是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和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中国承诺将从加强政策协调、创新增长方式、完善全球治理、促进世界开放、推动包容联动五个方面,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更大贡献。三是推动G20机制转型。在巩固完善G20机制的同时,推动G20机制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从协调短期政策向制定中长期政策转型。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通过对全球贸易、投资、环境规则的重构,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平等、公正、合理和有效的方向发展,拉开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序幕。[6]

  与前两轮经济全球化分别以技术和资本作为主要推动力不同,由中国倡导并推动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也就是经济全球化3.0版本,主要依靠技术、资本和规则的共同推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新经济、新业态发展迅速,国际经济贸易规则已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有些行业的国际规则已经落后,新的规则还未能形成;有的行业是一个全新的行业,还没有相应的规则,如数字经济、网络经济。随着关税水平的持续削减和降低,国际贸易谈判议题从关税减让等传统的“贸易优惠”转向“标准提升”,其重点从“边境规则”转向“边境内规则”。发达国家占优势的服务贸易、环境保护和劳工标准等成为谈判的核心议题,这些议题主要关注的是贸易标准的提升和新贸易规则的制定。[7]后疫情时代,世界各国需要努力推动经济恢复与发展,但更为重要的是,积极推动国际规则的重构与创新、改革与完善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引领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全面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国际规则重构与创新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采取了一系列新措施新实践。一方面,中国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以及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型经济全球化理念,为破解全球经济治理和国际规则重构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另一方面,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持续放宽外资市场准入、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发展,为改革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作出重要贡献。[8]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加速全球经济形势的周期性变化,为推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机遇。疫情发生以来,中国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越性。中国凭借强大的物质基础、完善的产业体系格局以及坚持互利互惠合作、维护多边主义体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心和信心,在维护多边主义、促进世界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也对中国发挥引领作用提出了迫切要求。

  一是着力推动重构国际规则。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同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也已变得空前紧密。我们观察和规划改革发展,必须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9]从市场和资源的“两个统筹”到市场、资源和规则的“三个统筹”,是中国协调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战略思想的重大创新,是中国引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战略路径的科学抉择。[10]在引领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的过程中,统筹国际国内两类规则成为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的核心和关键。中国需要在提高国际规则国内化的效率和效益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国内规则国际化的能力和水平。

  二是稳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秉持共商共建共享、互联互通、合作共赢是推进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理念和路径。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要理顺“五通”的逻辑关系,即“政策沟通”是开展有效合作的前提和基础,通过“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等措施和手段,实现“民心相通”、天下大同的最高目标。同时,还要以钉钉子的精神来扎实稳妥地推进“一带一路”各项工程,努力为沿线国家提供一个全球性的服务平台,进一步促进科技、经济、政治、法治、管理、组织、文化、思想观念、人文交往、国际关系等领域全方位的合作与发展。

  三是持续开放国内市场。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也是世界最大的进口国,年度货物与服务贸易进口已接近3万亿美元。近年来,中国连续多次下调进口关税,激发进口潜力。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已经成为国际采购交易平台、贸易投资促进平台、人文交流学习平台、世界开放合作平台。2020年以来,即使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国进出口贸易仍然取得较好成绩,前三季度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过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0.7%。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将为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增长注入强大动力,为推进新一轮均衡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构筑广阔的发展空间。

  四是引领创新科学技术。当前,中国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研发攻关,加快成果转化应用,相关指标稳步提升。2019年中国全社会研发支出超过2万亿元人民币,占GDP比重为2.19%,科技进步贡献率达59.5%。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评估报告,中国创新指数位居世界第14位,整体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新进展,已经成为具有重要影响的科技大国和创新大国,特别是在量子科技、5G通信技术等领域已经取得世界领先地位。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科技创新能力也是一次重要检验,中国在检测试剂、药物和疫苗研发与生产方面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向世界彰显了中国科技创新的强大力量和国际引领力。

  五是积极开拓国际投资。21世纪以来,中国对外投资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从2012年开始,中国对外投资的流量进入世界前3位;2016年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最高达到1960亿美元;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首次突破2万亿美元。在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国际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世界各国更加重视经济社会发展,为中国海外投资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未来中国要进一步强化对“走出去”企业的培训和指导,增进对所在国家政策法律、历史文化、宗教社会的研究和理解,更加高效地开拓双多边合作,争取在引领规则、标准制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六是加快培育国际化人才。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在国际组织机构、区域组织机构、全球治理机制和平台等领域悄然启动。中国应加快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的高端专业人才,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的改革和管理工作,把中国引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理念和政策主张落实到位,并取得实质性效果。从国内来说,首先,要从高等教育入手,克服目前高校专业设置过分细致的弊端,抓紧培养熟悉国际政治、外交、法律、经济和管理知识的综合型、复合型高端人才。其次,要进一步强化岗位培训,确保各级政府部门参与国际事务的工作人员熟悉国际管理知识,把握国际发展趋势,强化战略布局能力,树立全球化意识,全面提高中国国际合作交流的效率和效益。再次,要研究规划开放式的用人机制,既要加快培养体制内的相关人才,也要充分发挥社会各界现有专业人才的作用,根据国际合作的需要,从全国高校、企业和研究机构选拔相关专家学者,及时充实有关机构。最后,要加强研究疏通国际组织与国内机构人才使用的互动机制,一方面积极为国际组织输送包括初级、中级和高级岗位的管理人才,形成一个良性合理的国际人才梯队;另一方面要把参与国际组织工作作为为中国国内机构培养熟悉国际规则、具有国际先进管理水平的高端管理人才的重要渠道。

  从国际合作来说,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大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力度,为发展中国家培养国际治理人才,提升发展中国家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大引才引智工作力度,完善创新各种人才政策措施,通过人才机制的创新,优化国内外人才的引进,不断加大对外国专家来华工作或创业的支持力度,吸引和汇聚国内外一大批专业人才,推动中国积极引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

  结 语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给世界带来危机和挑战,也蕴含机遇。它使各国重新审视可持续发展的方法路径,加速推进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为解决非均衡全球化面临的发展不平衡、资源消耗不平衡、规则制度不平衡等问题提供了契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在理论和实践上为推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进贸易创新发展,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在后疫情时代,中国以技术、资本和规则作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其中国际规则的重构与创新将是中国引领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将一如既往地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通过参与重构国际规则、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开放国内市场、创新科学技术、拓展国际投资、加快培养全球治理领域国际化人才,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更好地发挥倡导者、推动者和引领者角色,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球治理机制与统筹国际国内规则战略研究”(项目批准号:15ZDA062)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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