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家子弟须有寒士之风方才有出息

　　咸丰九年（1859）九月十六日，曾纪泽在叔父澄侯（曾国潢）的主持下，再做新郎，与刘蓉的女儿举行婚礼。曾纪泽虽是再婚，也不过21 岁，刘氏20 岁，二人是很般配的。

　　年纪轻，又在蜜月期间，睡懒觉晏起，那是一定的。做父亲的虑及此点，信之开头便告诫应早起。

　　在电灯未传进中国之前，人们都是采用油灯或蜡烛照明。乡间贫穷，生活简单，除家有读书郎，特为照顾，可以点一盏小灯外，通常夜晚都是不点灯的，为的是节省几个铜板。勤快人家，在夏天的明月之夜，则借月光修理农具、编织竹筐、搓麻绳等，这就叫作“夜班”了。一般季节， 夜晚都做不了什么事。所以早睡，便成了当时社会尤其是乡村的普遍现象；相应地，早起也就较为普遍。为了充分地利用有限的白日，“黎明即起”，几乎成了家业发达的一条公认的诀窍。乡间看一个家庭能发不能发，第一便是看这家的人是勤还是懒，勤懒最明显的标志便是早起还是晏起。

　　曾国藩所告诫儿子的，正是乡间普通农家对子弟的要求。照理说，曾府已经不是普通农家了，早已成了湘乡县第一仕宦之家，漫说长房大公子晏起不要紧，即便全府老少爷们都酣睡高眠，亦不会动摇家中的富贵荣华。但曾国藩不这样看。在曾国藩看来，既居乡间，就要与左邻右舍的小户小民一样地遵守千百年来祖宗相沿的好规矩。更重要的是，曾国藩认为勤奋早起是一种精神面貌，是一种家庭的风气，它对家人尤其是对后辈子孙的教育影响是深入骨髓而能持之久远的。曾国藩始终认为，做官不是长久的，金钱和权势都只是暂时的，第一代富贵，不能保第二代富贵，吃苦能干的父兄往往也出娇懒庸俗的子弟，唯有将奋发向上的精神从小就植入后人的心灵中去，将淳厚良好的风气代代相传，才能使得人才辈出，家业不败。曾国藩常常说，富家子弟须有寒士之风方才有出息。这是既富阅历又富哲理的名言，值得后人深思。

　　办事须有恒心。此话说来道理简单，做起来却不容易。历来贤哲于此都有很好的论述，并非曾国藩的独创。此中可贵之处，即在父道尊严的时代，曾国藩却可以坦然地向儿子承认自己“无恒”，并在儿子的面前责备自己德无成，业无成，万事无成。今天的家庭教育学，提倡父母与子女做朋友，彼此平等相待，这是很有道理的。家庭中的成员，尽管有辈分、年龄之别，但人格是一样的，平等相待正是对人格的尊重。在曾国藩生活的时代，当然没有这个道理，有的只是“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圣教”。曾国藩在儿子面前说自己的不足，便将“板起面孔训人” 的生硬状态，化为“推心置腹交谈”的友好气氛。曾国藩家教的成功，此亦为一重要因素 。

　　曾国藩有“知人识人”之誉，还有人说他“尤善相士”，即特别会鉴识知识分子。传说他有许多相人的诀窍，坊间还广为流传一本题为《冰鉴》的书。书中讲了许多识人辨人的方法，书的作者便赫然署名“曾国藩”。笔者查遍曾国藩传世的所有文字，从未见他有只字提过《冰鉴》一书。其实，这部书早在六七十年前， 便有人指出是托名曾国藩。《花随人圣庵摭忆》 中说：“近人乃有以古相书《 冰鉴》，傅以文正名，号为遗著，不知此书道光间吴荷屋已为锓板，叔章盖尝藏之。” 为什么托名曾国藩而不托他人呢？其源盖出于曾国藩素有“相人”的大名。

　　曾国藩的确对“相术”有所研究，他的日记中便有这样的话：端庄厚重是贵相，谦卑含容是贵相。事有归着是富相，心存济物是富相。

　　细揣这四句话，其实说的并不是天生的面相骨相，而是说的后天可修炼的心性德行举止等，与世俗间的看相是大有不同的。关于看相，曾国藩还有几句话：斜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事业看精神。 主意看脚跟。若要看条理，全在言语中。什么样的鼻眼是斜，什么样的鼻眼是正？什么样的嘴唇是真，什么样的嘴唇是假？都没有说明白，看来这标准只存在此老的心中。显然，这与所谓的《麻衣相法》中所讲的相术是大不相同的。

　　曾国藩认为厚重是贵相，故要儿子容止宜厚重，力戒轻佻。在中国文化中，“厚”和“重”多为褒义。对于人，尤其是对于男人，恒以“厚”“重” 予以要求：“厚德载物”“宽厚待人”“处事稳重”“老成持重”，等等。相反，对于“薄”“轻”，则多为贬义，如“刻薄”“浅薄”“轻率”“轻飘”等。这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化的特色。曾国藩有意从这些方面加以修养。他走路步履厚重，举止端凝，认为这才是担当大任者应具的表象。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中记载了他与曾国藩的一次有意思的谈话。面对着恭亲王奕䜣的一张照片， 曾国藩评论说： 这是一个翩翩美少年， 举止略嫌轻佻了些，看来难以负重任；身处周公之位，却无周公之望，这也是国家的不幸。他对奕䜣的失望，是因为奕䜣轻佻而不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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