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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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21-04-26 09:52
上世纪80年代,中华文明被认为是多元一体、多源起源、各具特色,最终形成了以中原地区黄河中游为中心的格局。但随着长江流域包括良渚、石家河、三星堆等重要遗址发现,学术界对中华文明的起源有了新的认识。
正如著名先秦史学者李学勤所说:“如果没有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中国文明研究中的不少问题,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求得解决。”而三星堆,则是巴蜀文化研究的核心之所在。
这次新发现,让已历时90余年、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考古发现之一的三星堆文化,再次广受关注。本轮发掘对重新认识古蜀文明起到了怎样的推动作用?对认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有何意义?
商王朝核心地区之外独特的青铜文明
此次三星堆的新发现,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世界上古史,至少是中国上古史的看法。“三星堆的发现,让我们了解到一个在商王朝的核心地区之外,存在着一个很有特色的青铜文明,现在看来它应该是古蜀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在接受采访时如是说。
随着考古发掘与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达成越来越多的共识:从长江上游的三星堆到长江下游的良渚古城,这些重要遗址的发现,证明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彰示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三星堆的发现,正在修正一个理论认识,中华文明的起源并不仅仅局限于黄河流域。
三星堆遗址出土了世界上最早、树株最高的青铜神树,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青铜大立人像,以及世界上最大的青铜纵目人像等。对此,王巍表示,三星堆文明在世界范围内也独树一帜。
“虽然各地各个古老文明都有青铜这样一个时代和阶段,但我们的青铜文明独树一帜。三星堆的古蜀文明是接受了中原王朝的制作技术和手工体系,同时它又很有特色,从它的人像和神树等就可以看出。从世界文明的角度,在我们已经熟知的夏商周青铜文明的基础上,可以知道周围的一些方国也有很多自己的发明创造,技艺高超、原始宗教色彩浓厚、精神内涵丰富的遗物。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三星堆是独一无二的。”王巍说。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昌平指出,巴蜀地区新石器时代开始就和长江下游地区有关联,有玉器。在三星堆遗址里面清晰地看到这种交流,就是从这些铜容器上可以看到输入性。比如这些铜容器不光在形态上,甚至在装置上和铸造技术上都有完全不同的系统。现在对于青铜器的研究,在这些方面的特征总结都比较成熟,比如南方的青铜器肩部会有连体小鸟,这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可以看到的,形成了很明确的特征,包括兽头也是挂在肩部等这样一些特征。
这样一些文化特征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这些容器看上去是中原文化系统,的确是中原文化的器形,但同时形成了和中原文化不一样之处,这是长江中下游某一个区域里青铜文明的特点。相关的器类在出土地点上,可以看到自东向西的交通线路非常完整地体现出来。比如发现的地点,东边在安徽,再往西到湖南岳阳、华容,湖北江陵,重庆巫山,顺着长江而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另外,从三星堆可以看到非常直接的中原文化的因素。中原的因素在三星堆本地青铜器里面也有很明确的借鉴,核心的一点就是三星堆文化对于中原文化的认同。1986年神树或者祭坛上有一个铜器,就是一个人顶着一个青铜尊,从这一点来说可以看得出青铜文明之间的交流是非常清晰的。
长期关注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的考古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施劲松告诉《中国报道》记者,三星堆遗址的发现揭示出一个过去不为人知的文明,这类缺乏文字和文献背景的考古发现用“实物”建构着关于过去生活的历史,而三星堆的重大发现也改变了人们对于中国古代文明图景的认识。
“尤其是1986年发现的两个器物坑出土了大批的青铜器、金器、象牙、玉器等,这些遗物的内涵是非常独特的。比如说有写实的青铜人物的形象,有非常具有象征性的青铜的太阳形器、神树,还有很多表现祭祀场景的器物,同时也有代表王权的金杖,三星堆文化最重要的特征就包括王权和神权是并存的,这和同时期的商文化并不相同。包括城址和大型建筑的一系列重要发现,说明成都平原在当时可能已经形成了一个早期的国家。”施劲松说。
无疑,三星堆的新发现又一次证明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古蜀文明与黄河文明、长江中下游文明同样历史悠久,以成都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开放包容的古蜀文明
目前,6座“祭祀坑”仍是“进行时”,其中3、4、5号坑已进入器物层层面,6、7、8号坑情况还不明朗。“此次考古新发现的最大亮点是黄金面具;其次是3号坑里有大批的青铜器,且部分青铜器的质量超过1986年1号坑、2号坑的水平;第三是发现了丝织品残痕。”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领队雷雨介绍道。
事实上,三星堆遗址历次发掘出土的文物,已经有力地证明,这里是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三星堆文化,还是三星堆文化时期的早期国家样态,都具有鲜明的区域性特点。加强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对于理解中国青铜时代的文明图景、深入认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进程,都具有重要意义。”施劲松告诉《中国报道》记者。
之前出土的三星堆典型的小平底罐、鸟头把勺、尊形壶等陶器以及铜立人像、铜神树、玉璋和金面具等,带有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青铜尊、罍以及玉璋、玉琮、玉璧、玉戈等与黄河流域一致,显示三星堆具有中华文化的共同属性。这些古蜀王国杰作,既昭示古蜀文明的辉煌灿烂,也彰显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在此次出土的象牙残片上还能看到精美的云雷纹和羽毛纹微雕,这些都能在中原文化的青铜器上找到祖型。此次考古发掘出现的新器形,既反映了与中原文化有密切联系,也揭示了古蜀文化在文明交流中吸收融合为己所用的创新。
“这次新发现的一些青铜器上,可以明显看出长江中下游文明、中原文明的印记。”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昌平说,比如,尊、罍肩部的扁体小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就有出现。而中原文明尊罍的兽头趴在肩上,在三星堆的是挂在肩上,这反映出铸造技术的不同。三星堆遗址中发现的“放大版”云雷纹,以及跪坐人像上的尊,都体现了中原文明与长江文明在巴蜀古国的交融。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强调:“我们可以把这次三星堆遗址考古的新发现,放在一个更宽阔的时空框架内进行分析、比较研究,更加清晰和深刻地了解三星堆文化的历史源流,更加准确地解读长江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三星堆与东南亚、西亚甚至更遥远地区文明紧密连接的信息和线索也陆续被发现——古蜀文明,不仅仅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构成,也是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例证。
对话施劲松:三星堆文化研究将进入新阶段
中国报道:2016年您在接受采访时就谈到了三星堆—金沙文化。本次三星堆的新发现,您对三星堆—金沙文化又有哪些新的判断和洞察?
施劲松:三星堆—金沙文化是成都平原青铜时代一种独具特色的区域性文化。这个文化的第一阶段就是通常所说的三星堆文化,其成就足以和同时期的其他文明媲美。此后,这个文化的中心由三星堆迁移到了成都的金沙。
目前在三星堆新发现6个“祭祀坑”,引发了学界和社会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关注。因为发掘尚在进行中,6号至8号坑还只是揭去了填土层,所以总体情况还不明朗。对于新发现会在哪些方面丰富、发展已有的认识,又或者是推翻原有的认知,现在都还难以做出判断。
从已披露的情况中也可以获得几条重要信息。第一,8个坑的埋藏物可能各不相同,很值得关注。第二,虽然出土了新器形,但遗物的类别和功能似乎没有超出1号、2号坑的发现。遗物丰富的3号坑,出土了青铜大口尊、神树、“神坛”、人头像、面具、顶尊人像、眼形器以及玉器和象牙等,对此我们都不陌生。备受关注的顶尊人像在2号坑也有发现,不过形体很小且不完整。方尊虽是新器形,但仍属尊类。总体上看3号坑与2号坑最为接近。第三,也有一些新情况,如5号坑出土大量金箔饰,不知附着于何种物体上;又如8号坑据说出土有红烧土及其他建筑遗存。以上信息对于判定这批“祭祀坑”和出土物的年代、性质等都非常重要。
中国报道:本轮发掘对神秘的古蜀文明究竟起到了怎样的推动作用?对认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有何意义?
施劲松:三星堆考古发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这层意义在1986年发现、发掘1号、2号坑时就已经明确。但这一轮发掘也具有新的意义,仅从三星堆文化研究的角度而言,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新的研究将会对过去的认识加以检验。过去围绕1号、2号坑的年代、性质、遗物的含义和功能,以及当时的文化、社会、宗教、文化交流等形成了丰富的解释体系。新发现首先会对过去的认识和理论体系加以检验。
其次,新研究必然会推进我们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目前可以看到的问题包括8个坑的年代。现今对于6个坑已经有了一批碳14的年代数据,其中4号坑的年代范围为距今3200—3000年。明确了8个坑的年代,就有了讨论8个坑性质的基础,进而探讨三星堆台地这个区域的性质,以及城址内各种遗存之间的关联。同时,对于三星堆文化的年代、三星堆与金沙的关系、成都平原与长江中游和中原等区域的联系,也会得出更多认识。
第三,新发现必然会提出新问题,对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将从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中国报道:三星堆改变历史观。目前,三星堆的考古发掘还在进行中,您对未来新发现有哪些期待?
施劲松:长江上游存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文明,已是学术界的共识。只不过这个文明具有多大程度的独立性,它与商文明和其他区域文化存在怎样的联系,学者间或有不同看法。这次发掘又出土了大量和1号、2号坑相类似的独具特色的遗物,这自然进一步实证了这种区域性文明的存在。这次发掘出土了方尊等新器形,因此,针对三星堆文化对外交流的路径、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程度等,也需要有新的认识。
总之,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尚在进行中,很多问题目前还难以给出明确的回答。我们共同期待对6个“祭祀坑”的最终揭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