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越贵，打车越贵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孙金云带领团队在北京、上海、深圳、成都、重庆等5个城市做实地调查，打车800多次，花费近5万元，撰写了《2020打车软件出行现状调研报告》。结果表明，手机越贵，打车就越贵。苹果手机主更容易被专车、优享这类更贵的车型接单，这一比例是非苹果手机用户的3倍。如果不是苹果手机，则手机越贵，越容易被更贵的车型接单。同一时间用两部不同机型手机同时下单，分别选择同一个目的地，距离相同，路线相同，耗时也相差无几，但订单费用不同，中间差价偶尔能达到好几元钱，距离远的话有时还能达到二三十元。

　　这个结果让相当多的人不淡定了，也被人称为大数据杀熟的新证据，是互联网平台“薅羊毛”的新铁证。而且，实际采访中有网约车司机也承认，苹果手机比安卓手机约车“贵了一小点，不到百分之五”。

　　问题首先在于信息时代的大数据，其次才是杀熟。科技公司或商家可以收集个人信息，但需要合乎伦理和法律规范。收集个人数据和信息后不能危害公众的利益，而且要保护个人隐私，同时个人数据不得用于监控和迫害公民以及其他政治目的。

　　在这些问题上，社会有一定的共识，但又未能完全达成共识。近年来，达成共识的一个重要事件是，2018年，英国一家公司—剑桥分析公司被指控不恰当地间接获取逾5000万名脸书用户的个人数据，并利用这些数据向用户精准投放广告内容，或多或少改变了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为此，脸书公司CEO马克·扎克伯格于2018年3月25日在英美主要的9家报刊上刊登整版广告，向民众道歉，称“我们有责任保护您的数据安全，如果我们做不到，我们就不配给您提供服务”。

　　2018年5月25日，欧盟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统一数据保护条例》（GDRR）生效，这个法律被视为迄今最为严格的保护公众个人隐私的法律，但是也只是对数据采集方式和目的进行限制。其中，目前的计算机深度学习算法被该条例禁止，因为在使用目的上不能获得合理解释。

　　网络平台或科技公司收集公众的大数据后，一个最广泛的做法就是用来牟利，对大数据的分析可以得知大量个体的消费偏好、消费习惯、收入水平等信息，将同一商品或服务以不同的价格卖给不同的消费者从而获取更多利润。实际上，有些情况下并不需要太多的数据，只看用户使用的数字设备就能知道其经济实力，甚至社会地位。苹果手机一般价位是6000～10000元，而有些安卓系统手机价位可低至1000元，3000元左右的安卓手机也很常见。根据这个信息，就可以让网约车平台或其他电商平台判断手机使用者的情况，并在其产品销售上大做文章。结果就是使用苹果手机的用户打网约车相对更贵一些。

　　这次复旦大学的研究报告让一些苹果手机用户感到扎心和愤愤不平。他们认为，这至少背离了社会公认的商业伦理，同一产品应当同价，否则就是不公平，也就无公正可言。

　　这种看人要价的做法就是价格歧视，在千百年的商业化社会中步步深入，大行其道。几乎所有企业都会为营销自己的产品进行设计，通俗地说，就是针对不同社会群体进行公开的价格歧视，但是又可以做到不违法，还让消费者感到很受用。这也成为营销学和消费心理学研究的内容和课题。

　　总结起来，实施价格歧视有多种方式，包括通过产品的先后秩序（产品先后发售）、社会层次（富人高价穷人低价）、用户贡献（亲朋好友团购）、释放机会（促销）和密集性产品种类与层次（将同类产品分成优质品、一等品、二等品，分别标价出售）等手段，获得市场共赢结果，也让买卖双方皆大欢喜。

　　对于一些价格歧视，人们可能都习以为常了，如一些数码产品在预售时，价格可能是1.5万元，开售1个月后，价格跌到10000元，半年后8000元就能买了。对此，消费者不会感到不公，因为有钱者提前享用新产品，经济拮据者则延后享用新产品，似乎天经地义。同理，城市公交系统也会公开依据社会层次来实行不同价格（价格歧视），如普通成年人2元，学生、老人1元，幼儿免票。

　　这些价格歧视都在人们的认同之下盛行，没有太多的人提出异议。但是，为何此次的手机越贵，打车费越贵引发了争议呢？问题在于，这可能触及了人们较为敏感的心理区域，如同利用户口、性别和学历等来制定不同的价格而进行歧视一样，根据打车者使用手机的贵廉来进行价格歧视，摆明了是让收入不同者对同一产品付不同的价钱。更深层的原因是，很多互联网公司是在利用无数消费者免费的大数据为他们的价格歧视营销铺平道路，让消费者有些“被人卖了，还在帮人数钱”的羞辱感。

　　除了消费者的大数据让网络公司无偿使用外，后者对不同经济实力的消费者歧视并非是对富人与穷人差距极大的群体进行歧视，而是对经济实力差距并不大的人群实施价格歧视，这让使用苹果手机的人实在是心有不平。此外，打车平台对苹果手机用户的价格歧视是偷偷摸摸进行的，并不像公交车的价格歧视是公开的。

　　从法律层面看，打车平台对苹果手机用户开出更高的打车费用是否属于违规行为呢？

　　我国在2020年10月施行的《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要求在线旅游经营者不得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针对不同消费特征的旅游者，对同一产品或服务在相同条件下设置差异化的价格，违反者最高可罚50万元。

　　不过，这也只是一个领域的法规，现在需要通过调研让其他领域，如交通客运，包括飞机、铁路、出租车、网约车等都实行同样产品和服务收取同样费用的规定。但是，能不能在实际中做到，有待观察。

　　另一方面，需要对所有在线或网上经营公司立法立规，规范消费者大数据的收集和使用。脸书靠广告赚钱，只有获得用户信息才能帮广告主发送定向广告。因此，脸书收集用户的信息有两大类，一类是“用来追踪你的数据”，另一类是“与你有关的数据”。它会用通讯录信息、标识符及其他信息追踪用户，或者帮助其他App、网站发送定向广告；另外，它还会收集许多与用户身份有关的信息，比如健康健身信息、采购信息、地理位置信息、联系人信息。

　　不只是美国公众，其他国家使用脸书的用户也在呼吁政府立法限制和监管脸书这类互联网公司对用户数据肆无忌惮地收集并用于敛财的行为。

　　不过，手机越贵打车越贵是否违背伦理，是否是社会不公正的体现还需进一步的探讨。如果认定这种行为妨害社会公平，阻碍社会进步，就应当进行监管，或限制，或取缔。当然，这有待消费者、互联网公司、政府三方的博弈。

　　【责任编辑】张小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