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时宜的故事

　　仿佛那种事先张扬的事件，继2016年中国电影票房增速下滑之后，4月初出炉的2017年第一季度中国电影票房数据显示，去除互联网购票服务收入，第一季度票房为135.27亿元，同比下滑6.6%，5年来第一季度票房首次出现负增长。和人们对中国电影的高期待值相比，最新数据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毕竟，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中国电影一直在以36%的年复合增速推高公众预期。

　　更超出预期的是曾一度崛起的国产电影。在今年第一季度57部国产电影与22部进口电影的较量中，进口片平均单片票房近3亿元，为国产单片票房的3倍。这意味着国产电影的吸引力在降低，质量乏善可陈。

　　有点心照不宣，作为一本对中国电影市场的起伏保持冷静的杂志，在近3年的时间里，我们记录了过度贪婪的资本，高度同质化的创作导向，以及泛滥的市场需求对电影创作的伤害。而在本期的封面故事中，我们把焦点放在了一个被低估的角色上：编剧—我更愿意称他们为讲故事的人。我们在漆黑的电影院里体验到的喜怒哀乐，正是由一个个故事带来的。

　　中国电影院里的故事不那么好看了。我们的采访对象田野说，他一年看了200多本剧本，95%以上都“特烂”。被中国编剧视为教父级人物的罗伯特·麦基在看完《一步之遥》《捉妖记》《泰囧》《夏洛特烦恼》《解救吾先生》《美人鱼》之后，总结出中国电影几大问题：故事过于复杂和情绪化，旁白和剪辑过多，历史及幻想题材过多，现实题材几乎没有—在麦基看来，现实生活才是故事的核心。中国电影更像是麦基眼中那种保证商业成功的剧本：结构性过强、复杂化过度、人物设置过多，全然隔断与生活的联系。麦基这几年经常来中国讲座，希望把讲故事的手艺教给中国的编剧。

　　但在中国讲好一个故事太难了，在这个市场上，好故事的定义已经混乱。相应地，怎样才算好编剧，也成了模糊概念。芦苇，《霸王别姬》的编剧，以“不懂玄幻”为由拒绝了《鬼吹灯》的剧本邀请，他被普遍认为“过时”了，但《霸王别姬》仍是当之无愧的精彩故事。束焕和董润年，《泰囧》及《心花路放》的编剧，如今炙手可热，他们的作品更像年度爆款，过期失效—他们似乎都在讲着不合时宜的故事。

　　中国编剧其实已经完成一种独特的代际划分，他们自身，也成为资本、观众及创作者一起构建的中国电影市场的一个缩影。事实上，在全球范围内，讲故事的能力都在下降。好莱坞剧本开发成本从1990年代的5亿美元攀升至如今的9亿美元，好作品寥寥，更多的续集而不是原创占据了好莱坞的拍摄列表。故事的衰落有着深层次的社会原因，但好莱坞完善的工业体系、编剧培训机制以及工会制度，仍对编剧的原创能力给予了一定保护。中国的编剧则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讲故事的人得先在一个机制较完善的商业环境中生存下来，再谈影视剧本的质量。

　　无论如何，我们对故事总该怀有信心。在埃塞俄比亚难民营，美国普利策奖评委雅基·巴纳金斯基发现，只要有可能，老人就给孩子讲故事，这更像是一种抵御饥馑的仪式。他意识到，讲故事，作为一种人类的活动方式，不仅强大，且历史深远，也不限于某个民族或某种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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