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相机“玩主”侯红生

　　在正式与老师傅侯红生相见之前，看了几年前一些视频平台对他的专访，他们给予侯洪生“京城真正的改装匠人”这一称号， “地域”配合“称谓”的组合已经是再鲜明不过的标签了。但是在称号中一旦使用“京城”而不是“北京”的话，那么就会在称号中增加了本土化的气息。

　　在来到侯红生在北京的工作室的时候，首先感到的是一种本土化气息浓郁的工坊气质，打开门映入眼帘的是中式家具。圈椅与中式字画以及不少的文玩收藏。随着目光所及的范围是玻璃橱柜中展示的各种相机收藏。有的叫不出名字，有的想不起型号，这些器材都安静地陈列在侯红生的工坊中。再往里走就是他的工作区域，房间的一侧停了一辆哈雷摩托车。想必对于喜欢机械改造的人来说，无论是相机还是摩托车都算是兴趣的一部分。另一面墙上都是与相机相关的工具，但在其中有一副字，上书“今日事今日毕”，想必这就是这位老师傅工作中的座右铭。但随后便被侯红生打趣地说道：“我虽然这么写，但我不一定这么干。”随后便爽朗地哈哈大笑。可见这位北京玩主老师傅爽快的性格。侯红生的工作台上摆满了改锥等常用小工具，都井然有序地排布。当然更为显眼的便是禄莱改造的水烟锅烟灰缸，他还说烟草用水做过滤更为纯粹健康。在侯红生的工坊中观察，只会觉得其中内容丰富，无论是在哪一处驻足细看，都会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收藏与陈列。

　　正因为此，在与侯红生相谈与相机相关的生活过后，觉得这位匠人整体散发出的是一种老北京的“玩主”气质。相信很多人都会想起早年间的电影《顽主》，我将“顽”更改为“玩”则是要重点突出侯红生无论是对相机还是对他感兴趣的一切都是一种认真“玩儿”的态度。

　　这位“玩主”老师傅与相机、与摄影的缘分也是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与祖辈的影响才得以形成的。在与侯红生相谈的一开始便是“起源”与“结缘”的话题，侯红生说他的祖辈——姥爷辈儿，便在北京开了一间照相馆。照相馆的位置也是当时文化交流频繁的区域——北京琉璃厂。经过回忆侯红生告诉我，照相馆的名字叫做“铸新照相馆”。而这间照相馆也正是作家林海音在书中提到的北京厂甸后面的那家不错的照相馆，有着小巧的门面，整洁的照相室，和气的照相师，高级的照相机。早年间侯红生家中的祖辈人就在北京琉璃厂拍摄古董照片与曲艺艺人照片。随后他的舅姥爷在北京前门大栅栏中经营了一间照相馆，随后公私合营后便是现在人更熟知的首都照相馆。而侯红生的母亲也是一直在首都照相馆从事照片着色工作的后期师傅，父亲是人民照相馆的经理，随后成为了大栅栏大美照相机商店的经理。家里人从事摄影领域的工作深深地影响了他，侯红生也在18岁参加工作时，选择在大美照相机商店师从东北相机维修师傅张佩佩学习相机维修。在当时的东北可以接触到众多从前苏联进口来的照相机，老师傅的维修手艺自然精湛。在侯红生的学艺生涯里，在多数国人还在使用海鸥4A、海鸥4B相机的时候，他已经接触徕卡、禄莱、基辅等品牌不同型号的照相机了。

　　随后，侯红生便与一位维修无线电，维修电视的合伙人在门框胡同一起成立了全华家电维修部，起初是维修相机与无线电，随着当时业务的发展，逐渐成为了维修相机与闪光灯的店铺，而店名也更改为更垂直的影友服务部。这种维修技术服务的店面，尤其是闪光灯的维修服务，在当时的中国找不到几位手艺精湛的师傅。侯红生凭借过硬的维修技术，在当时的相机维修领域逐渐打响名号，慕名而来的维修需求者络绎不绝，甚至在经过国外杂志的报道，有很多外国人拿着杂志看着内容信息，来到北京大栅栏门框胡同修理相机。当时的摄影器材圈中正值机械相机与电子傻瓜相机并存的阶段，很多普通用户、游客更多都会选择操作方便的傻瓜相机。但是很多维修老师傅在遇到电路的时候多半会犯难，这就是侯红生展现维修技术的时候了。“当时的傻瓜相机电路非常简单，不像之后越来越复杂的电路，这个另说，但是当时进入中国的傻瓜相机结构特别简单。只是一个壳子与机械传动机构，还多了一个闪光灯，特别简单。”在当下时代听侯红生如此描述，还能在他的脸上看到一个钻研机械与电子相机的匠人所特有的自信。

　　也正是因为如此大量的维修零件需求，正式开启了侯红生的相机改装生涯。他联系了当时北京钟表厂的著名老师傅，也是北京唯一可以车手表摆尖的吴师傅和另外一位束师傅。在当时两位师傅的支持下，侯红生购置机床开始生产相机配件。在机器加工上，侯红生没有经过任何的系统学习，但是通过工作中的观察也掌握了零件加工生产的手艺。也正是因为如此大量的生产，侯红生和生产零件的师傅一起供应了当时全中国80%的相机零件。提起这些事，不能不令人佩服侯红生的商业头脑，当然他除了相机本身之外还尝试过研发胶卷自动冲洗机甚至还制造过大型游戏机，在当时的商业领域也做出过很多第一第二的成就。正是这种折腾，“玩儿”的状态让他一直在钻研、发展、创新的路上。

　　关于相机改造的苗头还是要将时钟调回学习修相机的青年时光，在大美照相机商店的二楼就是大美的工作室，另外一位老师傅准备制作一台转头相机，当时的侯红生就参与了相机改造，手工制作相机齿轮，是纯手工锉出的齿轮。这是侯红生参与改装相机的萌芽，随后大量改造相机还是侯红生在北京马连道摄影器材城的时候，在自己有更多闲暇时光的时候，侯红生又想起了改装相机的事情。“有一天突然就想，不成自己再做机器玩儿吧！”这是侯红生又一次把相机与“玩儿”说到了一起，可能对于懂摄影、懂器材的老师傅来讲，这些结合自己想法创意，实操起来又轻车熟路的事情，对他而言，真的就是玩儿。

　　说干就干，当时侯红生就手工制作了一台6X9相机，这台相机选择使用的是施耐德镜头与玛米亚后背组合而成。而对于手造改装刚开始的侯红生而言，这台相机之所以被称为手工制作，是因为制作的时候还没有现在这样丰富的设备支持，只有一把电钻，也正是全靠双手与这把电钻造就了他第一台改装的6X9相机。随着这台相机改造成功，侯红生开始接到很多改装相机的需求，随后镜头卡口改装的需求也开始增多。索性，有想法有手艺的侯红生，购置了全套的德国设备，开始了自己作为改装职人的生涯。其实中国也有很多制作相机的人，与之相比，侯红生作为有手艺的老师傅，同时也是一名职业摄影师，他会更加了解器材在拍摄中的状态以及作为摄影师对于相机器材的需求。与侯红生相谈，他作为一名匠人在改装相机的时候有着跟旁人不同的特点：第一，作为摄影师了解器材的需求；第二，作为匠人精通机械制造；第三，有美术学习功底，对相机制作颜值有着自己独到的审美标准。

　　当然，虽然相机改造对于侯红生来说轻车熟路，在哈苏数字后背的改造上与全新电路设计上也让侯红生觉得是挑战。另外一台就是禄莱SL66改装数字后背时有了结构上的改装难度，会造成焦点后移，取景器与镜头需要后移，再根据老相机本身的设计上，只能损失无限远来完成整体的改装工作。侯红生认为，相机改装要适量。 “就像我们制作一件新衣服容易，改一件衣服就变得困难了。”这正是对于改装匠人的新挑战。

　　但是对于135数码相机的改造，需求一般都是镜头的改造，而转接环的推出，的确抢了很多老师傅的工作。但是对于电影镜头的改造依旧是专业手艺人擅长的，也是转接环还没能完全涉及到的。特殊镜头设计上还是需要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对于镜头内部结构的改造，不是转接环可以做到的。

　　当然对于当下相机如此发展，侯红生依旧认为相机改造的空间很大。对于一名改装手艺人而言，真正限制的并不是技术与手艺，而是自己的思想。对于他而言，不停的思考是改装的重点，通过生活中的偶然发现，会向自己提问，看到的事物可以改装成什么样子？会有什么作用？这么多年的改装生涯，侯红生更多的也是看自己的需求，更遵从与自己的想法，有着自己特有的坚持。他说：“如果没有自己的想法，那么就成为了一名机械的匠人，那就只是一名工人了，那就会失去一些意义，最重要的改装还是要满足自己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