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心灵深处的沉思与忧伤——评长篇小说《身份》（评论）

　　郑姿靓，女，山东淄博人，1997年生，苏州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文学评论散见于《解放军报》《文艺论坛》《星火》等报刊。

　　不忘记昨天，才能更清晰地认知人类的今天，展望明天。在国富民强的新时代，一些有思想有胆识的作家，将敏锐的目光投向迷雾缭绕的历史，重审“历史的新闻”，挖掘那些被历史大潮携卷甚至逐渐湮没的人和事，以新的历史观重新书写，给予现代理性下的观照与判断。这是我读著名作家衣向东老师《身份》的一点感想。

　　一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严峻的形势下，为有效打击敌人、严惩叛徒，开展有力的对敌斗争，保卫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营救被捕同志和建立秘密电台，周恩来一手创建和领导了中央特科，开创了中国共产党情报和政治保卫工作的先河。

　　长篇小说《身份》讲述了在土地革命时期大时代背景下，在中共地下组织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艰难斗争中，由“双枪侠”龚瀚文为队长的上海中央特科打狗队凭借高超的武力与周密的谋略，多次成功刺杀中共叛徒，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保护中共地下组织工作顺利展开。事实上，根据已披露的文献史料，龚瀚文及其领导的打狗队在历史上确有真实原型。中央特科下的“红队”，俗称打狗队，是中央特科中执行各项任务的重要力量。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江苏省委在原工人纠察队的基础上，选拔一些政治坚定立场、枪打得准、对上海情况熟悉的工人，组成一支小队伍，担负起铲除特务、叛徒、内奸的任务。 《档案春秋》二〇一二年三月刊发黎霞的署名文章《邝惠安与中国特科“打狗队”》，采用新近公开的国民档案，披露了关于三十年代中央特科“打狗队”一些鲜为人知的内情。同年十月刊上，另有《〈邝惠安与中央特科“打狗队”〉补遗》发表，扩充了部分史料细节。

　　通过对资料的搜集、分析，可以确认长篇小说《身份》中的主人公龚瀚文的历史原型正是化名为邝惠安的中央特科“打狗队”队长龚昌荣。据史料记载，邝惠安是广东江门新会籍人，练就一身过硬本领，双手使枪，百发百中。一九三〇年七月在香港受命负责保卫中共广东省委机关和香港党组织的安全。同年十月受周恩来重托，邝惠安来到上海担任中央特科的“打狗队”队长。他善于化装和变换口音，即便他的手下，对他的描述也五花八门。打狗队成员遍布各行各业，他们的身份是菜贩、厨师、纱厂工人、小商人。他们一面隐蔽于各自的职业身份背后，一面又在邝惠安的训练下脱胎换骨，成为一群令特务们闻风丧胆的“打狗勇士”。《邝惠安与中国特科“打狗队”》（《档案春秋》二〇一二年第三期）中记述了打狗队刺杀叛徒曹伯谦、暗杀特务头脑马绍武以及追杀熊国华的事迹。而在研究中央特科史的专家马振犊的《国民党特务活动史》一书中，记叙了打狗队的被捕与罹难：国民党特工总部上海行动区沪西分区主任苏成德偶遇了已失踪近一个月的“细胞”张阿四，据说他被中共沪西区委拨到“打狗队”，苏成德当即决定让张阿四继续潜回“打狗队”，他则派出特务进行蹲点守候。很快，上海区总部就掌握了赵轩、孟华亭、邝惠安等人的秘密住处。邝惠安等人承受了酷刑审讯，并拒绝了徐恩曾的劝降，于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三日被执行绞刑处决。在他们牺牲五个月后，中央特科完成了历史使命，“打狗队”队员撤离上海，奔赴新的征程。

　　在梳理相关史料后可确定，长篇小说《身份》并非一般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早期的革命历史小说的作者，大都是所叙述的情境、事件的亲历者，通过追忆历史表达个体经验，并参与革命叙事在当代的经典化进程。因而这种叙事会在真实性上受到格外的关注甚至指摘。近年来，虚构性作为小说文体的重要艺术手段，为创作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当代作家提供了重审、重构历史的合法性。与那段历史拉开越远的距离，作家们逐渐开始不再苛求绝对地还原历史现场，而是以回溯的视角表达对历史的再认识。

　　长篇小说《身份》中的龚瀚文无论是哪里的话，他只要听了，就能模仿出来。不仅有语言天赋，还会变身术，稍微捣鼓一下，立即变成另一个模样，比如戴上一副牙套，立即改变了面部形象。这是对史料记载中的邝惠安特工天赋的还原。除此之外，小说中龚瀚文最隐秘的藏身地“法租界巨赖达路凤翔银楼的二楼的住所”，以及熊国桦被击毙的“仁济医院”，甚至打狗队被处以绞刑的日期，都与已披露的史料信息相吻合。应该说，小说体现出了“实体化写实”，依赖于材料和结构的真实。作者将历史上这一富有新闻性的事件及事件参与者、经历者的主要言行、思想、情绪等作为小说的框架和内容，同时以文学的虚构手法进行心理描写、场景描写和细节描写等。关键是作者以新闻的叙事立场和观点完成了小说的主体叙事——以敏锐的新闻眼光发掘题材，以客观且不乏创造性的思维方式与表现能力展示题材。小说采取“零聚焦”的全知叙述方式，叙述声音像镜头般平稳滑动，客观地展示了参与事件的各个不同立场的人物角色的行动和心理状态。

　　二

　　长篇小说《身份》虽具有明显的“实体化写实”的特点，但其概念本身就一直于争议中生存。一九八〇年代中期，这类小说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学样式，曾引起过热烈的反响和争鸣。一些评论家充分肯定了这一文体的创新实验意义和审美价值。 有部分学者认为“纪实”与小说文体的“虚构”手段，本身蕴含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对立，因此这种结合是一种“时时处于倾斜状态的悖谬存在” 。著名纪实文学家叶永烈就不承认纪实小说，他说：“纪实小说这概念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纪实是真实的，小说是虚构的，怎么能把纪实跟小说糅合在一起？”

　　本篇暂不讨论纪实小说这个称谓的合法性，但可以肯定的是长篇小说《身份》中，既有对史实的忠实还原，也有作者的艺术虚构。纪实与虚构两种元素在小说中融合呈现，但并未形成虚构中夹在真人真事的“不伦不类的文学怪胎”。

　　“历史是一个任人涂抹的小姑娘”，后人无论如何努力都很难毫无差错地复原历史上的某一分秒。因而哪怕作者进行了大量史料搜集和考证工作，尽量在小说中还原事件的主要参与者，甚至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也很难确保复原这段历史时信息的绝对真实。这也正是“纪实”与“虚构”这一对矛盾概念在小说创作中互补甚至融合统一的原因。在类似历史题材小说的实际创作中，哪怕作者怀有纪实的目的，抱有还原历史现场的宏愿，但后人对历史的认知本身就是“虚构”的，绝对真实才是无法抵达的悖谬。允许“虚构”对“纪实”的补充，才能使人物有真实的血肉，情节有恰当的逻辑；允许“纪实”对“虚构”的入侵，则使小说具有完整的可信度。

　　小说在叙述刺杀行动时，尽力将行动的前因后果，包括过程中的曲折性、复杂性叙述清晰，将细节设计真实。如刺杀上海公安局督查科副科长钱艺时，因情况紧急，龚瀚文只能单独行动，在除夕夜人流如织的城隍庙完成刺杀。“城隍庙门口走出一群人，龚瀚文开始迎着这群人走去。他走得很慢，而且东张西望，像是看风景的行人。等到这群人接近看烟火的人群时，龚瀚文加快了步伐。他看到这群人身后，有三五个警察护卫着，警察的注意力都在天空的烟火上，边走便仰头看着。龚瀚文越来越接近钱艺了，他已经看到钱艺脸上的笑容和眼镜片上被烟火映照出的彩光。他沉稳地向前走着，还有五步的距离就是最佳射击点，他心里数着一、二、三、四、五，刷的一下掏出双枪，啪啪两声。钱艺身后的警察，听到两声枪响，以为有烟火在头顶炸响，都慌乱地朝天空看去。钱艺身边的男女发出惊叫，警察这才看到有人躺在地上。”这是小说中较为顺利的一次刺杀行动，因此篇幅虽短，且语言不饰文采，简洁平实，但传神的神态和动作描写，使龚瀚文的形象跃然纸上。对刺杀叛徒曹时言的讲述却与已披露发表的史料有些许出入。据资料记载，邝惠安得知曹伯谦秘密居住于上海斯文里某处，但可惜不知曹具体的门牌号码，在弄堂里误杀了与曹面容酷似的世界红十字会上海总办事处的办事员周翰。第一次执行任务失败后，邝惠安通过另一名打入公安局的内线汤杰才打听消息，得知曹伯谦住在斯文里1040号，于是重新调整策略，完成刺杀任务。但在小说《身份》中，龚瀚文第一次刺杀行动发生在闸北一个特务秘密办事处，但却是误杀了一个面容酷似曹时言的特务。第二次借曹时言被邀请到法院劝降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的机会，龚瀚文带领队员提前在法院附近埋伏，将其击毙于法院门口。小说在这一情节中体现出了“纪实”与“虚构”的延宕。它所希望体现的是叛徒的狡诈以及锄奸行动给予敌人的震慑，因此在“曹伯谦被刺杀两次方才伏法”的史实上进行再创造，“中央特科‘打狗队’竟然在大白天，将叛徒处决于法院门口，太有讽刺意味了”，所产生的震慑效果也为后文的推进埋下引线——“这一枪几乎把上海的天空打了一个窟窿，让一时沉闷的上海地下党欢欣鼓舞，士气倍增”。

　　既然叙事内容真实（或言素材真实）是无法完全实现的，那么《身份》所追求的致真效应是指什么呢？《身份》并非是单纯的作者个体经验表达，也是作者向读者的铺陈展示。因此，让读者在文本范围内相信事件的真实性，并对此形成认知和判断，便是《身份》的所谓真实性追求。作者选择以这种实验性文体书写《身份》的意义，也正是将中共早期开展地下工作的艰难斗争、痛苦与牺牲展示给未曾亲历历史的后代，让他们能够触摸历史脉搏中的斑驳血泪。

　　而唤起读者阅读真实感的关键，不仅在于“写什么”，更在于“怎样写”。小说以新闻性的眼光，尽力祛除叙述语言的修饰、削弱叙述过程的起伏，使其像日常口语所讲述的一段客观存在的历史。在小说的叙事过程中，作者尽力遮蔽了自我存在感，主动放弃了作者的部分“权利”，尽量避免隐含作者的情绪和观点介入作品中，使得小说成为一个细节生动且向读者完全敞开的场域，以追求读者在还原的历史生态图景中的阅读真实感。更由于其叙述语言的平实、简洁和口语化，降低了读者的阅读难度，易于读者的理解和接受。

　　三

　　为了发挥《身份》的文体功能，作者把“虚构”作为一种艺术手段进行创作。笔者认为，“虚构”的参与不仅没有破坏作者对真实性的追求，反而保护了读者的阅读真实感。

　　小说以一对年轻男女在刑场完成婚礼开头，被处决的中共地下

　　党员与女学生在生命尽头的悲壮之恋，却被“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十几名记者争抢着跑到墙根下，疯狂拍照”。而这张血泊中的照片却与被香港媒体吹捧为“缉共”高手谢成安浅笑的照片摆在一处，形成一桩泣血的讽刺。报纸与新闻是小说中不断出现的符号，它代表一种客观发生的陈述声音。它以零度的情感记录牺牲、记录胜利、记录历史的残酷真相，以铺陈开后人回溯历史的全部素材。小说中的新闻报纸，代表的正是一种纪实的姿态。换言之，是历史留给后人供以指认和想象的遗产。

　　那恐怕是在那个风云诡谲的时代，在所有的尔虞我诈和伪装欺瞒背后，对家国明天的赤诚信仰与对“小家”的亏欠、愧疚，缠绕交织的矛盾情感。

　　小说《身份》的情节按时间线索推进，而每个情节高潮都伴随着主人公龚瀚文的一次身份转换。龚瀚文在香港暗杀尤广仁和谢成安初显特工天赋，于是组织将其派往上海中央特科成立打狗队，他拥有了第一个假身份——陈皮店老板祁广辉。在成功完成几次锄奸任务后，中央特科二号人物华老板叛变，中共地下组织遭到毁灭性打击。龚瀚文协助完成将中央机关重要领导人转移出上海的任务后，为了进一步隐蔽身份，身份转变为旧家具店老板邝惠安。之后，因打狗队队员陈一石与女学生江月相恋，被特务以恋人相要挟，最终出卖了打狗队五名队员。打狗队在这一灾难性打击下几乎全军覆没。为在更艰难且危险的境况下重建打狗队，龚瀚文又化名裁缝铺老板“方柏全”。龚瀚文最终牺牲时，他的敌人甚至下属都不知晓他的真实姓名。

　　龚瀚文高超的特工天赋使他能够扮演好变换的不同身份，一次次出色地完成组织任务。但在“身份”背后，他有真正的父母、妻儿，有真实的爱恨，有活生生的血肉。“看完张秀芳和女儿的照片后，真的很想跟陈铭聊天，聊什么都无所谓，就是想跟他说说话。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尽管人流熙熙攘攘，但他一直有种孤独感，从他身边走过的人如此陌生，以至于让他感觉整个城市只有他一个人在街道上穿行。他是谁，家在哪里，没人知道，甚至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在偌大的城市里，真正知道自己叫龚瀚文的只有陈铭，他能够唤醒自己的记忆，能够证实他的存在，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过去，甚至预知自己的未来。”这时小说中的龚瀚文用祁广辉的身份工作不久，狱中的妻儿与在战场前线厮杀的记忆仍缠绕着他的神经，谨小慎微的伪装时常将他拖入对自我身份的迷茫中。“其实龚瀚文也有过这种幻想，如果不参加共产党，他可以跟张秀芳在上海开个陈皮店，专卖家乡新会的陈皮，刘小光可以作为合伙人，说不定能成为陈皮行业的大鳄。想着想着，又会叹息，他知道自己没有选择，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新社会，他必须做“黑屋子里的点灯人”，哪怕献出生命，都不足惜。”作者对此时龚瀚文心理状态的虚构和想象的延展，使其成为一个真正有血肉感的形象，而非一个“打狗战士”的身份符号。

　　小说中写到龚瀚文转变身份为邝惠安时，“他特意把写着‘邝惠安’的纸条看了几遍，心里默诵‘邝惠安’三个字”。这是龚瀚文内心的一次自我蜕变。若陈皮店老板祁广辉的身份仍能让他从中寻得与做陈皮生意的父亲遥远的心理联通，使得他偶尔回到原本的龚瀚文，遥寄过去“小家”的安定生活，那么邝惠安则是刺激了他“彻底扮演别人”的思想觉悟。而在遭遇了打狗队五名队员被捕，妻儿也再次入狱的打击后，为了隐蔽，龚瀚文迎来了第三个假身份。他梦呓一般说：“冉小姐，你看我像个裁缝吗？”身份的转变不仅是小说情节发展的线索，也推进着龚瀚文心理成长的脉络。

　　“你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活着。忘掉你是谁，记住谁是你。”这是小说最残酷的主旨所在。对于龚瀚文这样游走在不同身份遮蔽下的特工来说，最痛苦的并非是在艰险的敌人统治辖区中执行任务，而是放弃了自己原本的身份甚至与之相连的一切羁绊。于是后文中龚瀚文不能与大街上被特务跟踪、沦落到讨饭境地的妻儿相认，也无法将为引他出现而被特务驱赶到街上流浪乞讨的亲生儿女收养。面对与自己假扮夫妻以逃避特务搜查的进步女青年冉墨宣，他也无法坦诚自己的身份。他戴着假面具被装在套子里，活在他亲自经营出的真空中。而小说中的陈铭作为龚瀚文的入党介绍人，实际上是一个比龚瀚文更早加入中共党组织，更早从事地下工作，以致对自身命运有更为现实的预见性的角色。这种对自身命运的残酷关照，使他对个体身份和性命的让渡有一种几近悲悯的平静，而这亦是有坚定信仰的中共党员们共同的路径与命运的投射。陈铭与龚瀚文的对照，正是一个背负沉重使命活在人间的中共党员，与为了理想与信仰牺牲生命的英勇战士的对照。又或者，前者是后者的生命续曲。

　　“我是谁”的问题在特工英雄的一次次身份转换中，终归成为消散在历史旷野中的遥远回音，直到牺牲，打狗队队长都无法再做回龚瀚文。而在龚瀚文所处的时代中，由于工作身份的特殊性，“他是谁”也几乎无人知晓，于战友、于国家，甚至于敌人，他都只是暗夜中匆忙隐蔽的背影。而今，作家们只能从历史的夹缝中挖掘史料遗迹，加以想象性虚构补充，尽力还原历史的真实血泪。先烈的面貌虽已模糊，但精神依旧真实深刻。现如今，终于回应了他的理想，也回答了他的身份。

　　责任编辑 侯建军 谢 蓉

　　特邀编辑 张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