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农业国际合作的新趋势

　　“‘十三五’期间，四川农产品贸易年均增长12 .5%，农业对外投资覆盖五大洲的27 个国家和地区。”“2020 年鲜荔枝出口量5902 吨，同比大幅增长72 .3%，出口额1.18 亿元人民币增长53.4%，徐闻菠萝首次出口日本。”2021 年5 月28-29 日，全国农业国际合作工作交流会暨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基地启动会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

　　据了解，“一带一路”倡议给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事业带来了巨大推动力，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服务外交外贸大局作出了重大贡献。“十三五”期间，中国农产品贸易、农业国际投资、农业科技合作和农业对外援助等方面取得全面进步。“ 跨进‘十四五’，‘一带一路’建设将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并为农业国际合作带来新的历史机遇。”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产品贸易与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秘书长胡冰川说。

　　农产品国际贸易将会突破地区限制

　　经过长期的发展，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区域分布形成了明显的特征。胡冰川介绍，从出口来看，最主要的农产品出口国是周边地区，例如对日韩和东南亚的果蔬出口，对日韩和欧盟地区的水产品出口。随着中国农产品出口市场的开拓，对俄罗斯、南美、中东地区出口比重上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不断提高，日韩比重有所下降，但周边近邻国家仍然是中国农产品出口最重要的地区。

　　“ 未来，随着中国农产品加工程度、品质水平、品牌影响力的进一步提高，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将会进一步突破地区限制，进入全球布局的农产品出口时代。”胡冰川说，对中国农产品进口来说，未来区域分布的格局会向两极化方向发展，即少数大宗品种的区域来源将进一步集中，而更多小品种产品的区域来源将进一步分化。

　　“ 这种格局对中国更为有利。” 胡冰川以油籽油料为例进行说明。他说，传统上，大豆多来自巴西、美国、阿根廷，这种格局不会轻易被打破。农业规模效率决定了国际市场上的非专业生产者并不具备大规模出口的能力，再加上当前全球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俄罗斯等国颁布了农产品出口禁令，因此，大豆来源的高集中度并不会被改变。

　　“大豆高进口来源集中度的根本原因是大豆为当前最廉价的草本油籽原料，但有相当多小品种的油籽油料来源可以对其形成竞争和替代，这与经济发展水平与消费结构密切相关。当品种分化之后，来源就更为广泛。” 胡冰川说，棕榈油来源有马来西亚、印尼；其他品种如油菜籽、花生仁、葵花籽、芝麻、亚麻籽、红花籽，来源分布更为广泛。

　　“从国内食用植物油需求结构来看，棕榈油和大豆油消费已趋于饱和，消费者对健康的重视也带动了小品种、高价格的植物油消费需求，从而实现了由品种分化带来的来源分化，如来源于埃塞俄比亚的芝麻。多元进口战略未必需要通过直接改变供给格局来实现，也可以利用市场需求的自发力量，顺势而为。”胡冰川分析说。

　　民间投资与政府主导的技术合作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农业合作和投资存在两个典型的关系特征。胡冰川指出，一个是互补性关系，一个是发展代际差异的关系，从而形成了交换关系和投资关系。所谓交换，主要指农业贸易，农业的对外投资，也就是“走出去”。中国农业的“走出去”以民间投资为主，政府则起积极推动作用。“从政府层面来讲，重要投资主要是技术合作。沿线一些国家大多在推进快速城镇化，农业科技水平还相对较低。中国有丰富的推进城镇化的发展经验，帮助提高其技术水平，将有效提升双边技术合作。”

　　胡冰川说，以2019 年为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中国 2019 年全年对外直接投资额( 不含银行、证券、保险) 7630 亿元人民币，折合110 6 亿美元。其中，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150 亿美元。在对外非金融类投资中，农林牧渔业投资总计15.4 亿美元。对比来看，2016 年全年对外直接投资额( 不含银行、证券、保险) 1129 9 亿元人民币，折合1701 亿美元。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 145 亿美元。

　　胡冰川坦言，“十三五”期间中国农业对外投资呈现出下降趋势，这一现象反映了两个基础事实：一是近年来全球经济放缓及保守主义带来的国际投资趋缓，同时国际投资规则正经历着全面深刻的再建构；二是仍然存在相当数量的游离于监管外的农业对外投资，大部分农业领域的投资实际上对资本规模要求不高，通过对相关企业调研可以发现，当前存在大量的对农业资源富集地区的对外投资，如非洲、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等。

　　保持定力，久久为功

　　农业国际合作需要同时兼顾农业自身的长期性与国际合作的平衡性，需要保持定力，久久为功。胡冰川说，无论是农产品贸易格局重塑还是农业投资积极作用的发挥，不仅需要足够的空间迂回，更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韧性和更合理的构架。

　　“ 就农产品贸易而言，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未来的农产品贸易，特别是中国农产品出口，其理论未必按照传统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来进行，对此需要更长时间的观察。” 胡冰川指出，透过历史，不难发现，过去发展转换都经历了较长的时间跨度。加入WTO 以来，在直觉上似乎发展转换的时间跨度缩短了，尤其是从农产品净出口国向净进口国的转化过程，但发展的内在逻辑并没有变化。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和贸易条件的变化，中国农产品贸易的运行逻辑将会发生改变，而这需要足够的时间韧性。

　　对于农业投资与农业科技合作而言，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农业跨国并购与科技合作的难度将不断加大。胡冰川说，对此，不仅需要有更强的战略定力，更需要合理的战略构架。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农业净进口国，需要维持的是全球农产品的相对低价，唯有如此，才能在机制上构筑稳定的海外重要农产品保障体系。

　　胡冰川总结，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粮食援助和农业技术支持，提升落后经济体的农业生产能力，增进了当地民生福祉。通过对以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赋能，增进了全球农业生产能力。在全球农产品市场供给充裕的大背景下，才能更好地发挥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农产品进口国在多双边框架、贸易规则等方面的国际协商能力。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农业“走出去”已经集聚了一定的势能，未来水平和能力会进一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