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金牌

　　母亲的遗物被父亲执拗地收藏着，他允许我挑两件做纪念：一件是母亲市劳模的证书，另一件是母亲常年佩戴在胸前的党徽。父亲说，这是你妈这辈子最在乎的宝贝，是她的金牌。

　　“和党断了联系，就像孩子离了娘一样！”在邻居家坐小板凳看黑白电视的童年，每每听到剧中男女主角耳熟能详的这句话，并不十分理解“党”的含义。直到有一天，母亲兴高采烈地回家，挪走桌面上的一切杂物，又洗干净手，然后对着一张表格一笔一画地填写着，昏黄的灯光仿佛给难抑喜悦的母亲镀了一层金色。这时父亲神秘地冲我们姐仨摆摆手，压低声音说：“你妈入党了，咱家也有一名党员了！”原来党员是高尚神圣的代名词啊，我小小的心里深埋下崇拜的种子。

　　1978年我上小学一年级，在填报“家庭成员”一栏，我骄傲地在母亲那一栏写上“中共党员”四个字，写完又反复欣赏几遍，要是家里所有成员都是党员该多好。然而这种喜悦马上被新的烦恼冲击着——党员母亲每天下班身体总是带着伤病回来。

　　母亲是国营江岸饭店的经理，她做事总是带头冲在前，蹬梯子上高处打扫卫生，一个人搬起一大箩筐馒头，寒冬腊月推着车在风雪里销售。一个原本健康壮硕的山东姑娘，没几年就得了严重的肺病和肾病。父亲心疼地劝阻她，母亲上来犟脾气说：“我是党员，大家都瞅着，我不干谁干，还能让群众说三道四！”原来党员还意味着付出和牺牲，我在心里默默为母亲的这股子劲头叫好。

　　1983年我上初一，妈妈调转到齐齐哈尔锅炉总厂工作。那时北方城市已经有很多人学着南方下海做生意，或搞运输做“二道贩子”。班级也突然有同学穿上了印有广州字样的羽绒服，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家里的彩色电视机，实在让人羡慕。一天我早起背单词时听到父母在唠嗑，母亲好像在劝慰父亲。只听母亲说：“我考虑了，接三车间的书记。三个女儿念书，日子虽紧巴，但还供得起。我是老党员，三车间有很多群众工作需要做，这个担子得担起来。”父亲默然，只听母亲轻轻地说：“不会像以前那么累了，你放心。”当了书记的母亲下班回家时间正常了，但在灯下伏案写材料的时候多了。写完还要一遍遍念给父亲听。原来，党员意味着忠诚和坚守。

　　1996年，我毕业分配到黑龙江省检察院工作。一次公出回家，见母亲胸前佩戴着一枚火红的徽章。母亲说：“这是党徽，好看吧！”她说自己走在街上，周围人投来的目光，仿佛胸前挂着金牌。为了心中的金牌，母亲成为全市劳动模范；为了母亲心中的金牌，我也很快入了党，并且像母亲那样，工作冲在前，不睡觉也要把稿件报道明白。

　　我一直惦记母亲的血糖情况，一次我往家里打电话，老两口争着和我说一件事。原来老邻居张大爷二儿子打人被刑拘，不想赔钱还四处找关系想把儿子弄出来。这不，知道我在检察院工作，就哭着喊着求我父母，让我打电话托人解决这件事。我父亲说，孩子就是写字的，不认识那些关系。我母亲当即回绝：“你儿子打坏别人，你们当老人的不但不赔偿人家，还袒护儿子。我的女儿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其实张大爷还是我父母的婚姻介绍人，我有几次回去，张大爷还拿着好吃的过来。那么多年的老关系，说断就断了。我说：“妈，你就不会应下来，办不办在我，何必和张大爷闹掰，都处这么多年了。”母亲说：“闺女，这样不知事理的人，于情于理都不能帮。你应他，他会说出做出更过分的事来。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到啥时候不能做违法乱纪的事。”此时我感觉我的母亲像嫩江上的一条大坝，横亘在洪水之上，只要她在，家里外头都不会有邪门歪道兴风作浪。后来，我父亲告诉我，张大爷的二儿子被判了刑，张大爷把我父亲找出来，老哥俩捏着小酒，不胜唏嘘。我母亲就当不知道。

　　2013年，母亲突然咳血，当我们赶回来时，父亲说症状已经有半年了，母亲怕耽误我们姐仨工作，让父亲一直瞒着病情。我们也偷偷藏起“肺部占位”的X光片，鼓励母亲多吃多睡，多到户外走走。母亲有一个小花园，本是他们窗前废弃的公共过道，因为母亲喜欢花，就和父亲一起把它打造成小花园。那年夏天，羸弱的母亲在花园里晒太阳，几个邻居过来向母亲讨教育花经。母亲就指挥父亲，把邻居们喜欢的花从地里挖出来，包好土，挨个送给邻居，并告诉他们“这样包活，来年就长枝开花了！”邻居们每次路过这里，都要和我父母打招呼，或者互相点头说：这家的老太太可好了！转年春末，积劳成疾的母亲离开了我们，她没等到自己的小花园繁花盛开。父亲回忆老妻，总是泪水潸然：“是个好人呐，唯独不顾惜自己。”

　　我写了很多有关家乡、亲人和童年的回忆，只有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才鼓起勇气第一次写我的母亲，我才敢正视自己离母亲的差距。我用一只锦盒盛着母亲的证书和党徽，并把我的党徽放在母亲的旁边。希望自己能够按照母亲的心愿，用汗水和奉献，也把党徽打造成人们眼里的金牌。（作者单位：黑龙江省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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