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8 月份的大事，本澳一家四口確認染疫，特區政府宣佈全澳進入即時預防狀態，劃定紅、黃碼區實行封控管理，縮短和加強通關人員持核酸檢測證明有效期認定，確定三天完成全員核酸檢測等自然首當其沖。這件事一方面打破了本澳維持了400 多天無本土居民染疫的記錄，同時給全澳人民生活、社會運作、經濟運行等帶來的影響也是巨大的。
本次事件特區政府果斷應對，全社會迅速行動，取得了不錯的階段性防疫成果。但這起一年多無本土疫情事件的突然降臨，也令澳門暴露出許多的問題，如醫院醫生疫情防控常態化下的規範診療行為執行不到位，政府各部門間應急響應橫向溝通、縱向配合不到位問題，突發事件中可能出現的諸多連鎖性反應缺乏預估和及時應對，染疫確認人員和密切接觸者流動調查及行蹤跟進追蹤存在漏洞問題等等。
本次事件中，特區政府相關部門對確診的一家四口中夫婦二人行程跟進溯源，基本上以向當事人問詢、自身回憶及主觀匯報為主，難免容易出現客觀遺漏或主觀迴避等問題。而在他們按規定隔離治療數天後，又出現“擠牙膏”式補充在澳行程，就是實例。這種情況致使本澳防疫流調工作出現滯後、陷於被動、受到詬病。
出現上述漏洞及問題，關鍵出在本澳當前對疫情相關人員的跟蹤調查停留在讓當事人回憶及報備的層面，既傳統、又落後，還存在遺漏等弊端。相關流調人員的工作如同被當事人牽著“牛鼻子”在轉圈運行，顯得滑稽可笑，自然也容易陷入被動局面。
對產生以上的問題查根溯源，現代智能通訊及互聯網大數據定位跟蹤系統，在關鍵的時候未有效發揮應有的作用，是造成本次防疫工作被動且明顯出現漏洞的根本原因。而此問題再追蹤下去，則是在本澳社會爭拗多年的怕個人私隱洩露的顧慮當屬 “罪魁禍首”！
把話說開了，實際上在當今智能通訊及互聯網大數據時代，保護個人隱私是個理想的、一廂情愿的偽命題。多年前爆發的美國特工斯諾登事件早已明確告知世界人民，上至德國總理默克爾、歐盟各國領導人，下到每一個只要是美國人感興趣的人，都逃不過他們這個世界互聯網及通訊技術老大的跟蹤和竊聽，而我們這些生活在互聯網世界覆蓋下角角落落的“小人物”的行蹤就更不在他們話下，只是看人家有無興趣盯著你而已。
由此可看出，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個人私隱只能是個相對性的保護問題，是政府在一定社會環境下為保護公民個人合法利益及所謂的人權而主觀設定的一些法律條款及規定。這種規定不應是一成不變的，應該是可以根據社會的進步，時代的發展權衡利弊，進行科學有限度調整的。如果對這個問題無法認同，不愿接受，只能設法與現代社會完全隔絕，不用智能通訊設備，不使用互聯網產品，否則就不要太過較真，更不要阿Q 式地誇大個人隱私的神圣性和重要性，因為你的所謂隱私在通訊及互聯網掌控國及資本家手中根本不存在，而你所處的社會還能考慮和尊重到你的這一些精神需求和心理安慰，已經阿彌陀佛了!
話說回來，本澳當前一方面不缺現代智能通訊及互聯網技術和手段，可以實現對使用者既往及實時行蹤的定位和跟蹤，掌握需要的信息，但由於受一些與現代社會脫節的傳統法律或規定的束縛，一些早已不適應當代社會形勢發展需要的條條框框及主觀意識，已成為了阻礙社會進步發展的“絆腳石”問題，必須盡快考慮修正或革除。
在對待個人私隱和社會公共安全問題上，筆者認為，社會的公共安全事關全民的利益、社會的安危，理當高於個人私隱地位。尤其是在疫情防控等事關本澳人身安全、社會穩定等大是大非面前和特殊時期，完全可以考慮只要有獲授權的政府相關部門如保安司的應允情況下，就可以啟用現代通訊及互聯網技術，在合適的範圍內對事件相關個人行蹤展開必要的跟蹤和調查，公民個人也必須顧全大局，盡相關義務，接受相關調查，服從服務於社會利益。只有這樣，才能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增強本澳社會防範控制疫情等特殊事件所帶來危害擴散、漫延的應變能力，提高全社會的綜合防疫抗害水平，確保澳門一方平安。（澳門/ 關天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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