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政治与阿富汗国家建构的难题

　　阿富汗塔利班（以下简称“阿塔”）能够再度崛起并夺取政权，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阿富汗国内长期存在的社会冲突以及由此塑造的身份政治。阿塔上台后仍然利用身份政治构筑统治的合法性和社会基础。但是这种固化和缺乏包容性的身份政治将影响阿塔政权的稳定性，并且其他政治力量很可能会与外部力量相勾连，增加阿富汗社会和解与融入国际社会的难度。

　　部落政治与阿富汗国家的初构

　　身份政治已成为当代世界政治图景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折射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异变，这一问题在阿富汗等中东国家异常突出。狭义地看，身份政治在西方似乎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现象，主要强调的是社会边缘群体基于特定的性别、族群和宗教认同而施加的政治行为。对阿富汗等中东国家而言，身份政治早已嵌入国家建构的进程之中，它既是一种统治方式，也是独特的社会抗争形式。在中东国家建构过程中，身份政治扮演着建构秩序、强化分裂和解构秩序等不同角色。

　　阿富汗社会高度分裂，不同的家族、部落、族群和教派形成了同心圆的结构，属于典型的“宗派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个体具有多重身份，不同时代这些身份具有的重要性也有所差异。在阿富汗文化中，“qaum”一词就是指从家族到族群等不同规模和层次的社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宗派。历史上，在帝国、王国时期，阿富汗纷繁复杂的宗派力量处于高度的自治状态，中央政权对其控制十分有限，大多为名义上的“间接统治”。

　　1747年，杜兰尼王朝的建立标志着阿富汗建国，但在宗派分立、社会高度多元化的背景下，如何建构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的问题依然存在。杜兰尼王朝的统治者虽然沿袭了波斯阿夫沙尔王朝的制度，但仍依赖部落社会维系和建构王朝统治。在此背景下，部落社会在维持自治的同时，逐渐形成了等级化体制，部落身份成为决定政治权力和行为的关键要素。具体而言，杜兰尼王朝的统治者皆属于普什图族杜兰尼部落联盟，其中以坎大哈为基础的波波尔查伊、巴拉克查伊、阿里克查伊等部落处于统治地位，不仅具有政治特权，还获得大量土地并拥有免税特权，前两者甚至长期垄断阿富汗政权；同属普什图族的吉尔查伊部落联盟处于次等地位，非普什图族的部落则地位低下。但这一时期阿富汗的族群认同十分羸弱，基于特定地域和血缘关系的部落身份处于主导地位。

　　杜兰尼王朝统治的社会基础是部落社会，其合法性来源则是部落政治文化。杜兰尼王朝的建立者形式上由部落大会选举产生，国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部落首领，不但没有绝对的权威，而且在军事上严重依赖部落社会，在重大事项上需与部落达成一致。因此，杜兰尼王朝将部落国家化和国家部落化，在部落社会的基础上建立国家的权威和社会秩序。然而，这种统治模式存在严重缺陷：一是部落社会的分裂性和国家对部落社会的依赖，导致国家无法构建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阿富汗由此形成“强社会—弱国家”的状况，从而使部落身份得到进一步强化；二是部落政治使个体处于“失语”状态，等级化的宗派群体成为政治的基本参与单位，并在很大程度上不断加深社会的裂痕；三是由于国家对部落社会的依赖以及“弱国家”的现实，其很难凭借自身力量独自发展，需引入外部力量来制衡部落政治。部落政治由此成为此后200余年阿富汗国家建构无法回避的问题。

　　部落政治与现代民族国家存在结构性矛盾。因此，在杜兰尼王朝之后，阿富汗的历任统治者都面临如何在维护统治合法性的同时超越部落政治这一难题。部落身份是阿富汗无法剥离的社会基础，但国家建构又需要超越部落社会。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70年代，阿富汗的统治者们尝试了两种超越部落政治的模式：一是“强整合”，即完全摆脱部落政治，以民主政治、伊斯兰政治等为基础构建现代国家；二是“弱整合”，即在部落身份与现代政治身份之间寻求平衡，在延续部落社会的基础上推进国家建构。这两种模式均试图通过引入外力打破“强社会—弱国家”的格局，也都试图利用新的身份稀释部落政治文化。

　　身份冲突与阿富汗国家的解构

　　阿富汗建国以来，其政治变迁一直深受部落政治影响。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阿富汗社会逐渐分化，也延伸出多元的社会与政治身份。除了传统的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家族、部落认同外，具有现代意识形态色彩的族群、宗教、社会主义、自由民主等认同观念相继迸发，他们之间并非相互独立和泾渭分明，而是相互混杂且彼此矛盾。这削弱了阿富汗的国家认同和君主制的合法性，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冲突，最终导致民族国家的解构。除了传统的家族和部落认同外，阿富汗的身份政治出现了三重断层。

　　一是族群身份的凸显与族群冲突。在伊斯兰世界，宗教信仰是划分社会群体的重要文化根据。但在传统帝国向现代国家的转型中，基于特定社会群体的民族主义则成为民族认同建构的重要根据。而自19世纪末以来，普什图人牢牢地掌握着阿富汗统治权，以本民族的文化和民族观念建构国家认同，在语言、文化和历史记忆等领域推动国家的普什图化。在此背景下，其他族群均遭到普什图人的压制，阿富汗国内也形成了族群等级制。这使得阿富汗各少数族群的身份认同不断强化，而与此相伴的是不同族群之间的冲突此起彼伏并不断加剧。

　　二是宗教身份与世俗政治之争。20世纪以来，阿富汗统治者受到西方文化和土耳其凯末尔革命的影响，逐渐推动社会的世俗化。尤其是在20世纪50—70年代，阿富汗的世俗教育和世俗法律体系基本建立，女性地位极大提高，这一时期成为该国近代以来的“黄金时代”。但与此同时，与世俗化针锋相对的伊斯兰主义也在中东穆斯林兄弟会的影响下在阿富汗兴起，以“乌斯塔兹”（伊斯兰促进会和伊斯兰党的前身）为代表的宗教运动反对阿富汗政府推动的世俗化改革，要求以传统的宗教精神治国。

　　三是自由主义与苏联式社会主义的矛盾。近代以来，阿富汗的经济发展和财政一直依赖外部资源尤其是外国援助。特别是在冷战期间，苏联和美国争相拉拢阿富汗，向其提供巨额援助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一方面，大量阿富汗知识分子赴欧美留学，受到西方自由主义的侵染，反对专制王权；另一方面，阿富汗的一些军官和官僚受训于苏联，受到苏联式社会主义的影响，同样反对国王的“封建”统治。此后，受西方自由主义和苏联式社会主义影响的社会精英就阿富汗选择何种发展道路进行了激烈斗争。

　　上述三种身份差异某种意义上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并随着社会政治的变化尤其是社会冲突不断强化，他们连同部落和地方认同共同构成阿富汗身份政治的复杂图景。但这些身份差异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相互交织。宗教认同、社会主义观念中具有明显的部落和族群差异。例如，20世纪后期的政治伊斯兰运动“乌斯塔兹”内部因族群构成的不同分为两派，并最终分裂为伊斯兰促进会（少数民族）和伊斯兰党（普什图族）。受到苏联影响的社会主义政党人民民主党则大致以族群归属为界限，分化出三大派别。故此，20世纪后半期，阿富汗社会的统一性逐渐被解构，社会身份的差异性不断强化，整个社会出现马赛克化并高度对立。20世纪70年代末，阿富汗社会的身份裂化最终引发了严重的社会政治冲突，导致社会撕裂、国家趋于解构。

　　苏联占领期间，阿富汗的国内冲突表面上是以人民民主党政权为代表的苏联式社会主义和穆贾希丁（圣战者）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但其掩盖的是深刻的族群矛盾。人民民主党政权是历史上首次真正由少数民族主导的政权，而苏联在阿富汗的驻军大都来自其中亚的加盟共和国，与阿富汗少数民族具有同源性。穆贾希丁的各派大都具有特定的族群或部落背景，其中坚力量大多为普什图人。如“七党联盟”中六个抵抗政党的社会基础为普什图人。如果说，反抗苏联占领期间阿富汗的社会冲突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宗教对抗世俗的特征，那么当人民民主党政权垮台后，阿富汗便陷入了不同族群之间的内战。基于特定的族群和地域的各派抵抗运动沦为相互争夺中央权力的军阀。阿塔兴起后，这些力量中的少数族群联合为“北方联盟”对抗以普什图人为主体的塔利班，这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族群之间的冲突。外部力量纷纷在阿富汗寻找特定的族群作为代理人，加剧了社会的隔阂。可以说，在阿富汗内战的背景下，特定族群和部落的认同进一步凸显，成为个体获得公共产品和安全保障的基础。此消彼长，阿富汗的国家权威趋于解构，国家认同遭到持续削弱。

　　身份政治与阿富汗国家重构的失败

　　2001年，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推翻了阿塔政权，给阿富汗带来了国家重构的难题。其中，如何应对数十年来阿富汗社会身份的多元化和分裂化，以及与此相应的地方势力割据，成为国家重构的首要任务。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干预下，阿富汗试图以对族群地位的政治承认、世俗民主政治和集权政治超越族群冲突、宗教认同和部落割据，使阿富汗成为西方“民主改造”的样板，但阿富汗现实与西方理想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

　　政治承认主要指在政治上承认特定族群或者教派的地位和文化权利，是20世纪后期西方多元文化主义的核心要素。阿富汗建国后，长期实行民族同化和普什图化政策，不承认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和文化权利。人民民主党执政时期，开始提升少数民族的地位，将少数民族的语言设为国语。2001年阿富汗重建以来，在西方国家的主导下，阿富汗政府承认了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和语言等文化权利。2004年颁布的阿富汗新宪法明确规定，阿富汗民族包括普什图、塔吉克、乌兹别克、哈扎拉、土库曼等14个族群，都有各自的语言；其中普什图语和达里语为官方语言，其他少数民族也有使用本族语言的权利。这意味着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地位正式为阿富汗政府所承认，族群身份也由此得到认可并被给予保护。

　　但是，对族群地位的政治承认与阿富汗国家的建构之间存在张力。西方国家试图以世俗的自由民主制度超越族群政治，将民主制度移植到阿富汗，建立强总统制的集权制度。尽管阿富汗政府禁止以特定的族群和部落等身份参加选举、组建政党，但阿富汗的西式选举政治还是异化为族群政治。实际上，阿富汗的选举大多是以族群为边界进行的，选民往往选择所属的族群领导人。这进一步加深了社会隔阂，使族群成为阿富汗最重要的政治与社会身份。

　　事实上，承认族群地位与反对以族群身份参与政治活动本身就存在逻辑上的悖论。这种制度模式不仅没有真正化解不同族群之间的矛盾，反而使阿富汗政权成为族群政治争夺的焦点，合法性渐失。少数民族由于人口劣势，在选举政治中无法占据优势，普什图人则再度夺取政治主导权，并借助强总统的集权体制，逐渐控制政权，将少数民族边缘化。但是，普什图人和少数民族都对现存的权力分配不满。前者认为，新政权代表少数民族的利益，是西方支持下的“傀儡”政权；后者则认为，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北方联盟”是推翻阿塔政权、建立新政府的关键，但他们在政治上却逐渐被边缘化。因此，西方的民主制度并未化解族群冲突，反而进一步使族群身份“安全化”，为阿塔的再度崛起提供了机遇。

　　此外，阿富汗政府试图以集权政治超越部落的分权传统，以公民身份取代部落身份。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阿富汗试图在部落地区建立基层政府，削弱部落的传统自治，进而消除阿塔的生存空间。但是，阿富汗部落社会长期反对国家干预，将自治视为“荣誉”。阿富汗政府的集权化改革，非但未能削弱部落社会，反而进一步强化了部落身份，遭到部落力量的抵抗。在此背景下，阿塔再度利用宗教旗号和普什图人的不满，动员部落社会反抗政府的统治。可以说，身份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撕裂是阿富汗重建失败和阿塔再度崛起的深层原因。

　　总之，美国等西方国家试图以西方民主制度作为解决阿富汗国内身份冲突的终极方案。但是，阿富汗缺乏类似西方的公民社会传统。横向分布的宗教、族群和部落等仍是决定阿富汗社会政治身份的最重要的标准。两相结合，阿富汗出现了畸形的政治生态，传统的族群政治、部落政治嵌入西方民主制度之中，反而强化了传统身份认同，进而导致西方国家对阿富汗的政治改造走向失败。

　　阿塔政权并未超越阿富汗根深蒂固的身份政治

　　阿塔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阿富汗社会的裂痕以及阿政府对社会整合的失效，在宗教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旗帜下夺取了政权。换言之，阿塔就是身份政治的实践者，扮演着保守的宗教力量以及普什图部落代言人的角色。如今，阿塔面对的是与20年前阿富汗重建之初类似的问题。阿塔政权能否超越特定的宗教和族群身份，进而建构包容性的政治进程，成为观测未来阿富汗局势发展的重要视角。

　　阿塔明确表示要建立包容性的政治制度，但其前景并不乐观。从身份政治角度看，阿塔仍然代表的是普什图人和保守宗教人士的利益，并未超越身份政治：一是阿塔政权未能摆脱普什图政权的属性。2021年9月8日，阿塔公布了埃米尔人选和33名中央政府成员，这些人全部为塔利班成员，其中只有2名塔吉克人和1名乌兹别克人，其他皆为普什图人。虽然阿塔在9月21日任命了几名少数民族官员，但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前政府官员和其他少数民族则被排拒在权力中心之外。二是阿塔政权基于保守的宗教思想，并未将世俗观念与世俗主义者纳入其中。阿塔政权的核心人物几乎都具有宗教身份，还重新启用其20世纪90年代执政时期的国旗，废弃了1929年以来长期使用的三色旗。三是阿塔深受部落文化的影响，体现出部落属性。阿塔内部存在三大派别，分别代表了阿富汗普什图人的三大部落联盟。其中，杜兰尼和吉尔查伊两个部落联盟掌控阿塔的政治权力；出自卡兰里部落联盟的“哈卡尼网络”则在军事领域占据优势；而在阿塔的地方各派中，也存在部落的分野。

　　因此，阿塔在身份与认同上具有排斥性和封闭性，同时混杂了伊斯兰主义、普什图主义和部落主义等不同的身份。阿塔政权对于身份政治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又回到了利用特定的身份建构合法性和维系统治基础的老路上。

　　从夺取政权的过程来看，对身份政治的利用是阿塔能够重新崛起的关键，有助于其强化内部团结。但从长期来看，身份政治对塔利班政权的统治造成了潜在威胁。从国内来看，阿塔如果不将少数民族、世俗主义者、普什图族的边缘部落以及女性纳入政权，其统治基础势必被削弱，阿富汗也难以真正实现社会和解。从外部环境来看，上述身份并非单独作用于阿富汗，外部势力往往会对身份政治加以利用并借此孤立阿塔政权，严重威胁到阿塔政权的稳定。未来阿塔政权是否承认少数民族的地位、能否真正保障女性权利，将成为阿富汗国内乃至周边国家关注的焦点。

　　阿塔面临的身份转型困境是阿富汗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其逻辑起点是如何在具有高度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社会中建构现代国家。事实上，身份与政治两者相互作用并不断变化。由此便出现了一个难以两全的悖论：强调多元主义往往导致国家力量的削弱和传统身份认同的强化；而借助某种特定的认同建构国家，又会使身份固化，从而激化社会冲突。两者代表了中东国家应对身份政治的两条路径：身份的多元化与融合，以及身份的固化与同化。对于阿塔政权而言，如何实现身份转型，容纳更为广泛的社会群体，是其面临的切实挑战。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东现代民族和国家构建的多维比较研究（多卷本）”（项目号：20&ZD24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