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明代商品经济对小说出版的影响

　　摘要：明代中后期，小说出版业骤然兴起。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小说出版的兴盛助力良多，在经济上给予支撑，同时扩大了市民阶层，催生了一批读者群，书籍成为商品，小说出版业兴盛，达到空前之势。

　　据统计“明初至正德，即洪武元年至正德十六年（1368—1521），共154 年，占明代276 年历史的一半以上，坊刻小说却只有19 部（次）。而在洪武、建文、永乐、洪熙、正统、景泰、天顺、弘治年间，书坊均未刊小说。”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间，刊刻小说多达四百部（次）。大规模的刊刻小说话本等通俗读物始于嘉靖朝。小说能否出版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由此带动各种条件走向成熟。

　　一、商品经济的繁荣

　　明朝在经历了战火之后，经济受到重创。朱元璋建国后推行了一系列重农抑商政策，导致明朝前期商品经济发展缓慢。尔后经过七十多年的休养生息，明朝的社会经济逐步恢复。粮食等农产品供应充足，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使得一部分人从农业劳动中分离出来，加之明中后期土地兼并严重，许多人纷纷进入城市从事商业活动。从商者日多，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的高额利润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

　　在这样的经商大潮中，一些开明人士开始反思商业活动的价值。嘉靖四年，大儒王阳明在为弃儒从商的方麟所写的墓志铭中将商业提升到与其他行业一样的高度，他说：“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工与商也。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士农工商各有所用，“其归要在于有益于人生”，把传统的轻贱的工商业摆在与士农同样的高度，道出“四民异业而同道”的观点。这样的言论大大提高了商人的地位。在这股重商思潮之下，统治阶级内部也开始调整策略，农商并重。张居正提出了“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建议。朱国桢则认为“农商为国根本，民之命脉”。

　　在重商思潮和朝廷的推动下，社会各阶层参与到商业活动中来，进一步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不止普通民众，士大夫亦以经商为业，“虽士大夫之家，皆以商贾游于四方”。嘉靖、隆庆间的名相徐阶，“家中多蓄织妇，岁计所织，与市为贾”。这一时期 “虽然各地情况不一，但总的趋势是，正德、成化时市镇出现增加的趋势，到嘉靖和万历时开始大量增加，各城镇呈现工商业繁荣的景象。”这些城市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如苏州、杭州、松江、嘉兴等，新兴的市镇和商人集团将全国各地联成一个商业网络。

　　二、市民阶层的扩大

　　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市民阶层逐渐壮大。他们或从事商业活动，或成为雇佣工人，或是赋闲文人，或是贵戚官绅，这些人能够从长时间的劳动中脱离出来，甚至不必劳作，坐享其成，总之，这一时期诞生了一大批拥有闲暇时间的人。明中叶以来，市民的经济能力大大提高，他们有多余的钱来进行娱乐消费。不光是富贵人家，甚至是穷人亦“勤劬自食，出其余以乐残日”。商业的兴起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他们开始以享乐为人生目标，形成一股娱乐消费热潮。鲁迅先生认为小说的起源是人们于闲暇时谈论故事以消遣。当时有不少人选择了看小说来消遣。在小说兴起之初乃至在整个古代文学史中，小说的地位是整体偏低的，多数文人士大夫不屑于此，它的读者基本是下层市民和新兴的商人群体。比如一些书坊刊印的《三国演义》等小说故意将人名简化，这都说明书坊主对小说读者的定位是文化层次不高的普通民众。随着商贾势力的发展和商人群体的扩大，读者数量亦在不断上升，这又反过来刺激了书市的繁荣。

　　三、书籍成为商品

　　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发达，各地区间交易频繁。小说出版之后改变了它原有的性质，成为一种商品。商品经济的繁荣使商品行销得更远。明人王士性《广志绎》卷一写道：“天下马头，物所出所聚处。苏、杭之币，淮阴之粮，维扬之盐，临清、济宁之货，徐州之车赢，京师城隍、灯市之骨董，无锡之米，建阳之书，浮梁之瓷，宁、台之鲞，香山之番舶，广陵之姬，温州之漆器。”建阳之书同其他商品一样通过商人的不断奔波销往各地。嘉靖年间的《建阳县志》写道：“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万历间建阳书坊主余成章刊印的《郭青螺六省听讼录新民公案》卷一《设计断还二妇》记录了当时书商的贩书活动：“姚克廉在书坊贩得书籍，往福州发卖……将船直抵省城，将书发入铺中已毕”。福建建阳在明朝一直是全国的印刷中心之一，其商业氛围也是最浓的。除此之外，还有京师、杭州、南京等刻印中心，他们刻印的书籍同样行销全国。 1976 年，上海嘉定县一古墓出土了北京永顺堂刊刻的十三种“说唱词话”。据专家考证，这是宣昶妻子的陪葬品。上海距北京千里之遥，却能买到北京出版的书籍，这说明当时的销售网络十分发达，的确能做到“一刻则家传户到”。

　　明朝的小说除了在国内销售，还销往海外，尤其是朝鲜和日本。明朝实施海禁，但屡禁不止。明清之际的谈迁在《枣林杂俎》中记述道：“闽、粤人专贩海，今延及浙、直。自太仓、崇明出洋，载淡水，人日给六瓯，泊岛亦可汲，或未易泊。抵日本对马岛或早弥岛，将至，舟声三炮，岛人出迓，登货于邸主。延款一日，听岛主定直。华人多杂居者，亦好花木、书籍。”书籍是出口日本的商品之一，至今许多国内失传的小说却在日本保存了下来。孙楷第先生的《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著录了大量的中国小说，而现存的三版济颠小说就有两版在国内失传，有赖于日本的藏书而得以传世。

　　书籍成为商品，使它承载的故事传播得更加久远。大批小说的畅销刺激了书商的生产积极性，他们或翻印前人著作、或请人代写，更或者自己写作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

　　综上，商品经济给小说发展带来三个必要的因素：一是小说是供娱乐消遣之用的，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出现这种需求。二是催生出一批“富贵闲人”，他们有时间有金钱进行娱乐消费。三是书籍成为商品，依靠销售网络进入市场，市场的繁荣又反过来刺激书商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程国赋.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8.45

　　[2](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94

　　[3]王言锋.社会心理变迁与文学走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3

　　作者简介：游嘉（1988-），女（汉族），四川成都，武警警官学院中国语言文学教研室助教，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