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贸面临四大挑战

　　11月4日，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如期而至。在全球化进入瓶颈期的今天，进博会不仅成为来自各国的企业提供展示窗口、搭建投资贸易的世界级平台，同时也凸显了中国市场在全球经济和贸易中的重要作用。截至2020年年底，中国已连续12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据世贸组织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口国际市场份额同比提升0.7个百分点至12%，贡献了全球15%的进口增量。

　　与此同时，我国出口今年以来的表现同样可圈可点。从目前的情况看，全年我国出口形势乐观，预测2021年全年出口约为3.3万亿美元，美元计价增速约为25%，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水平为6.5时，以人民币计价的全年出口增速约为18%。

　　形势预判

　　从上半年出口贡献来源分析，工业制成品是拉动出口的主要力量，贡献度从大到小依次为机械运输设备18.5%、杂项制品9.7%、原料类制成品4.6%、化学品3.7%、未分类品1.1%。初级产品出口占比较低，出口贡献也较低，对上半年增速贡献了0.8%。上半年出口强劲的原因，主要由于外需强劲反弹与疫情新消费习惯养成，而非基数效应。基数效应主要存在于2020年2月，3月及以后增长态势逐渐正常化。

　　笔者通过两种方法预测今年出口走势：一是通过计算月度跨期相关系数的月度跨期出口的跨期系数法，二是基于各年月度出口与年度出口平均比例的月度系数法。预测发现，全年出口值在32492亿美元~32623亿美元，增速为25.4%~25.9%之间，但不同汇率情境下以人民币计价的全年出口及增速差异较大：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为6.0时，增速为8.7%~9.2%；汇率为6.5时，增速为17.8%~18.3%；汇率为7.0时，增速为26.9%~27.4%。并且，预测结果显示，下半年贸易出口表现相对疲软，以美元计价增速约为15.7%~16.6%；如果下半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仍为6.5，下半年以人民币计价增速约为9.8%~10.7%。相比于2020年6至12月，当前全球经济形势较好，疫情控制更加得力，但因基数效应消失、季节性因素以及新贸易风险涌现，增速低于上半年。

　　值得注意的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今年出口形势也很乐观，即便8月至12月出口增速为0，今年贸易额都能达到30597亿美元，以美元计价的增速可达18.1%。

　　挑战重重

　　尽管如此，我们仍需留意以下挑战。

　　首先是新兴贸易壁垒风险上升。一是美国纠集盟友酝酿“数字TPP”。6月15日美国与欧盟宣布成立“欧盟—美国高级别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计划”，加强在数字、技术和供应链方面监管和执法合作。7月13日美国多名政客出席华盛顿全球技术峰会并提出：要进一步审查美国对外投资是否助长中国的科技能力，与盟友制定影响新兴科技的规则和准则，将AI规则制定权牢牢把握在美国手中。二是绿色贸易壁垒。欧洲2023年起逐渐引入“碳边境调节税”机制，对温室气体排放量超过欧盟制造商允许的进口品征收“碳边境税”，对象包括水泥、玻璃、钢铁、化肥和化石燃料等碳密集型行业，2026年正式实施。2018年至今中国向欧盟27国出口的该类产品额在逐渐下降，从2018年的70.9亿美元下降到2020年的48.3亿美元，占欧盟该类产品全球进口的2.62%，占中国对欧盟总出口的1.23%，占中国该类产品出口的6.02%。中国向全球出口的该类产品达801亿美元。该机制有可能通过“碳关联”对其他行业产生影响。

　　其次是企业成本上升。一是生产成本上升。宽松政策结果已经传导至生产端，2021年上半年生产资料价格同比平均上涨6.92%，拉动PPI上涨5.17%，其中采掘工业平均上涨19.42%，原材料工业平均上涨10.70%；商品端对成本也有反应，上半年企业商品物价中矿产品指数平均上涨16.62%，煤油电类产品平均上涨6.10%。二是海运成本上升。当前集装箱一箱难求，海运价格上涨既会增加直接的进出口成本，也会通过影响贸易信贷公司的资金垫付影响贸易，还会通过成本效应传导至进出口产品。

　　再次是人民币汇率升值。5月19日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周诚君在莫干山会议上表示“人民币汇率中长期内将持续对美元升值”。一旦升值预期形成，将对中国出口有以下影响：一是对原料端在国内、销售端在国外的一般贸易出口企业的直接影响最大，它们既要承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传导至企业成本的输入型通胀，也要承担出口相对价格上涨导致的销量损失。二是对原料端在国外、销售端也在国外的一般贸易出口企业，以及进料加工型出口企业的直接影响较小，它们的出口价格劣势可以通过进口成本优势弥补。三是对来料加工型企业的直接影响最小，它们无需承担汇率波动的直接风险。

　　最后还有传染病与劳动力成本上升风险。一是全球传染病风险再度上扬。二是产业转型升级与人才队伍的结构性错配、人口老龄化显现及农民工增量下降等因素，导致制造业重现“招工难、用工贵”问题。中国处于价值链中低端的制造业，由于在融资、环保等方面的硬约束性成本较高，其利润水平普遍不高，对工人工资支付能力不如服务业。

　　应对建议

　　应对数字贸易壁垒挑战，笔者认为，需要树立中国数字行业开源思维，加强中国自主可控开源软件及平台推广和应用，通过政策引导逐渐转向市场化配置为主，鼓励广大开发者基于国产可控开源软件、平台和社区创新，确保底层自主可控和信息安全。降低数字和科技类企业运营成本，继续保障资金支持，“以奖代补”鼓励企业对重点人才和重要技术设备的使用，奖励重要研发成果。

　　应对欧盟“碳边境调节税”的挑战，当前仍需加快培育国内碳交易市场，扩大碳交易覆盖行业范围，整合交易、登记、结算等市场基础设施，形成统一的碳现货及衍生品市场，引导金融资源助推碳市场发展和有国际影响力的碳定价中心建设。 应对成本上升的挑战，需要对大宗商品做好监测和预警，建立多品种大宗商品战略储备库，把握大宗商品周期调节原材料库存，引导市场价格走势，稳定生产成本预期。保障重点行业和物价传递重点行业的原料供应，平抑通胀冲击，推动新一轮低碳转型供给侧改革，以“碳达峰”为近期约束、“碳中和”为远期约束，推动附加值低、耗能高、碳污染高的行业转型升级。提升海运效率，降低海运成本，为海关人员、船员、运载工人提供充分的疫情防护措施，结合宏观经济风险来适度安排运力，积极协调国际班轮公司加大中国出口航线运力和集装箱供给，加大对物价传递效应较强的行业运力保障，保证重点客户、民生物资、防疫物资、关键技术设备、战略物资的原料供应。

　　应对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挑战，需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加强预期管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引导企业树立“风险中性”理念，鼓励企业做好汇率预期管理，选择合适定价方案，将汇率波动溢价加入到采购合同中，通过适当对冲工具平抑汇率短期波动影响，结合自身外汇风险特点，合理设定和选择套保比例、目标汇率及套保产品。

　　应对传染病与其他的挑战，需扩大疫苗接种范围，继续严格执行“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措施，发挥失业保险的稳定就业功能，对不裁员或少裁员参保企业，返还部分比例失业保险费，提升企业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限额，提供补贴鼓励企业自主开展线上、线下职业技能培训，落实清理薪酬拖欠工作，化解工资纠纷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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