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的礼仪空间秩序

　　没有看过地图，也没有登过景山的寻常百姓，在东华门- 西华门、东直门- 西直门、东四- 西四、东单- 西单、东便门- 西便门、左安门- 右安门等相对称呼的城市地名中，也可以明确无误地感受到对称空间结构的存在。这种对称格局形成的空间暗示，是最基本的治理语言，或称为空间秩序的语法。

　　梁思成、侯仁之是论证北京城市中轴线的先行学者。中轴线概念的提出，是对北京城对称空间格局的关键性认识。中轴线产生于对称格局，而中轴线又是对称格局的重心所在。北京城中轴线的主题段落是在皇城范围内，即从大清门到地安门这一线，在这条南北直线上，坐落着一系列朝宫，它们是皇帝的住所和主政之所，但均以崇高的名称命名，如太和殿、乾清宫、天安门等，这些名称意味着一种高于皇权的至上价值。它与皇权重合，却高于皇权，这便是中轴线的意识形态特点。

　　居中是至高、至尚的表示，这是很早便形成的空间价值观。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陕西岐山凤雏西周院落遗址中，都有这类成熟的建筑形态。而在《周礼·考工记》所述关于国都的规划模式中，更完整地表述了王宫居中、全城对称的几何结构。这种几何结构乃是制度的表达，社会的尊卑等级在这一平面空间结构中可以得到完美充分的定位。《考工记》被纳入《周礼》，宣告了其叙述的都城布局制度具有了礼制的高度。在走向礼仪化社会管理的历史进程中，《考工记》都城模式越来越受到重视并在不同程度上加以实施，最终在元大都城规划中得到最充分的采纳。明清北京城又继承了大都城的基本模式，保持着都城礼仪化的性质。

　　由中轴线所主导的礼制空间结构，首先是覆盖皇城紫禁城的，但也是覆盖全城的。朝廷的文武百官与京城的众多百姓，都受到这个礼仪系统的制约。从大清门到地安门这段中轴线的主题段落的不可逾越性，每个百姓都有切身体会。它在全城造成的分割，成为东城、西城的严格定义。崇文门、宣武门的东西设立、科举士子与就刑犯人的东西分途，都是空间礼仪系统中人们习以为常的部分。而皇帝亲祀的天、地、日、月四坛的四个方位的大典，更是轰动京城的举动。

　　必须指出的是，建筑礼仪化在古代中国是渗透到社会深层的，它不只是在王朝宫室建筑的范围内，在典型的百姓民居中，也有空间里的行止的礼仪性规定，这一点在北京城尤甚。北京城典型的民居是四合院，标准的四合院建筑布局，除了大门偏在东侧（这是礼制规定），整个院落结构有着清晰的中轴对称结构——正房、厢房、前院、后院分别对应着家族长幼的次序与行为礼节。垂花门是典型四合院的重要空间节点标志，一般宅门的垂花门就位于第一进院的中线上，与倒坐房对面而立。多进院的宅门，前边还有过厅、厅房等，垂花门一出现就标志着内宅在此了。所谓的内外有别，就是以此为界。

　　然而，在景观中，从宫廷到民居这些长短不一的中轴线却都被围墙环绕着，它们所直接统领的空间也是封闭的。这令人想到礼仪的本质是“内治”，即控制内部成员的秩序，它是为内部成员而设。因为围墙造成了空间的分割，内、外之分是传统人文空间普遍存在的特征，相应地，也是普遍存在的观念。二里头、凤雏遗址表明，祖先很早就选择了封闭空间的模式来建立秩序。封闭空间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自成天地，有自我存在、自尊的意味。除了被围墙所环绕，另有一点值得注意，这条轴线上虽然铺有一段一段的道路，但它并不是一条贯通的大道，所以在视觉上并不直观。尽管如此，它在意识的“视觉”中却是清晰地、完整地存在着，为此，它也更具有礼仪入心的意义。

　　对于空间的礼仪追求，往往要牺牲很多实用性的功能，这是传统北京城空间上的最大问题之一。王朝解体，城市进入现代发展，于是一个两难性的问题在今天出现。一方面要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另一方面要建设现代城市社会，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成为今天空间治理的挑战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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