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水患三千年，从“频繁改道”到“大河故渎”

　　黄河承载着文明，也孕育了灾难，洪水猛兽是形容难以抗拒灾难的常用之词。来自黄河的洪水，三年两决口，浊流横溢，毁田庐，荡家舍，是中国历史上难以忘记的大灾大难。然而，对于整条黄河而言，虽然上中游地区也存在水灾，但“善淤、善决、善徙”的典型特征河段却是在下游。

　　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计，三千年以来，黄河下游决口泛滥约1500次，较大改道二三十次，其中有6次（也有说是5次）重大改道。尽管对于历史时期黄河重大改道次数的认识存在分歧，但并不影响一个事实，即频繁的水患北及海河流域、南达淮河流域，在整个黄淮海平原留下了黄河的足迹。

　　黄河下游进入平原地区，与所有平原河道失去地形束缚呈现的特征一样，频繁改道，四处漫溢。山东丘陵、太行山东麓，以及山西、河南等地，都可以找到古人类留下的遗迹，唯有河北平原的腹心地带却是一片空白，既没有文化遗址，也没有城邑、聚落的可信记载。难道考古调查与古人均忽略了这块土地，还是另有原因？问题的答案出人意料，现今这片聚落密集，人情欣欣然的土地，当年却没有人类驻足于此，而阻碍人类居留的原因则在于黄河。

　　那时的黄河行经河北平原，注入渤海，每当汛期河道呈现漫流状态，洪水奔流，四溢成泽，这样的情况一直维持到春秋时期。终结黄河下游河道漫流状态的力量，是人工修建的河堤，这一时代大约在战国中期。此前，整个河北平原旷无人烟，有关黄河河道的记载很少，就仅能掌握的信息来看，可以肯定当时黄河一路东行，自今河南荥阳广武山北麓东北流，至今浚县西南古宿胥口河道出现分支。《汉书·地理志》《禹贡》《山海经》各自记载了一条支流，三条下游分支中，《汉书·地理志》河道是春秋战国时期长期存在的河道。人工筑堤固定的下游河道，被视作黄河下游第一次重大改道。

　　战国中期修建黄河河堤之前，下游地带洪水四溢的情景，固然早已被历史冲淡了痕迹，但远古传说却深深地刻印在后世记忆中。大禹治水，“随山浚川”的传说不仅创造了一个抗争洪水的远古英雄，也成为中国历史早期环境变迁的思考点。

　　战国中期，黄河下游河道两侧出现河堤。据西汉贾让《治河三策》载，战国时期堤距较宽，达数十里，河水“尚有所游荡”，此后堤距不断缩减，“从黎阳北尽魏界故大堤，去河远者数十里，内亦数重，此皆前世所排也”。西汉时期，“陿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奔流四溢的河水结束了漫流，被束缚在河堤之间，战国时期河水尚有数十里空间可以摆动，西汉年间则被限于狭窄河滩之内，河水携带的泥沙迅速堆积下来，很快形成“河水高于平地”的地上河之势。

　　从今河南浚县西南古淇水口到浚县东北古黎阳县70多里的河段内，河堤高出地面1至5丈，“地稍下，堤稍高”。一次洪水，“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坏黎阳南郭门，入至堤下，水未踰堤二尺，所从堤上北望河，高出民屋”。黄河下游筑堤后，不仅迅速形成地上河，且大堤之内淤积了大片肥沃滩地，人们不失时机地将农田开辟在这里，并渐成聚落。

　　为了保护农田，堤内又有堤，数重民埝，相互挑水，形成河湾，河水“一折即冲，冲即成险”，成为险段。地上河与险工段的结合，使这一时期黄河下游屡屡决口。西汉时期决溢11次，最大的一次发生在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河决瓠子口（今濮阳西南），河水注入巨野泽，经泗水夺淮入海。战国中期筑堤形成的下游河道维持至西汉末年，东汉初年新河道形成后，原河道仍然保持着一定河形，并被称为“大河故渎”或“王莽故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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